戒幢佛学教育网 期刊点击 《人世间》2002.1 :佛教教育         累计点击:5526次 上次访问:17/11/23 09:38 搜索   
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




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王雷泉  

  
  我本人曾于1992年1月在上海龙华宾馆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赵朴初老先生亲自参加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赵朴初老先生提出了三个第一: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当时确实是群情振奋,曾经给人以巨大的希望。同年10月份,在北京又举行了一次由圣辉法师等人主持的一个小型的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也提交了长达十三页的论文。十年过去了,当年曾经给我们以巨大希望的那两次会议,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啦!正如佛门中一幅对联所说:“天下事本不了,不妨以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现在佛教教育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与十年以前有很大的区别。以前是由中国佛教协会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现在则出现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由地方、丛林自行举办,或与世俗大学、研究所共同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从上而下走得不通畅,那么从下而上是否可行?上下交集、上下互动,看看能否使我们走出困境?用句套话,就是“挑战和机遇同在,希望与绝望并存”。
  多年前,我曾经提出一个“佛教教育圈”的理论。佛教是一个出世的宗教,但他既然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同时还要与世俗文化发生广泛的接触,那么就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也就具有宗教、政治和学术三个标准。侧重点不同,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为什么要重申这一点呢?因为我在与一些教界的大德,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法师们交谈时,感到我们之间的立场、出发点经常会搭不到一起,老是有鸡同鸭讲的感觉。比如刚才济群法师说佛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我有不同看法,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话,我们今天就坐不到一起来了。这里边有一个向上门和向下门的问题。任何世俗的学术研究,它必然有一个终极的追求,就是说,即使是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科学家、一个学者,他都有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操的,为全人类根本利益而献身的情操,这就可以和宗教信仰发生紧密关联。宗教也是如此,它有神圣的终极追求,但同时它还有向社会、向文化层圈传播这么一个向下门,这就与世俗大学、世俗学者发生了关系。所以根据佛教教育圈理论,我首先对佛教教育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经验、礼仪、制度,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请注意,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对佛教四众弟子,它要对社会各界传播佛法的思想和制度。所以佛教教育属于宗教传播学与宗教组织制度的范畴,它是佛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部。唯证乃知的佛法,必须要用言教的方式向社会各界传递,否则的话,小和尚从哪里来?他是从世俗社会走进来,从社会层圈、文化层圈走进信仰层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存在过 “译场讲学”、“丛林薰修”和“专业院校”三类佛教教育模式,这三类模式大致代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译场讲学”主要解决印度佛学向中国传播这一时代课题,由此展开世界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本翻译。通过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后,佛教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在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不为中国的儒教所同化。“丛林薰修”以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为价值取向,强调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修行实践。“专业院校”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这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佛教都面临着存在性的危机,如何应对西方列强、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挑战?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第二种类型的院校,当前正在港台地区蓬勃开展。
  这三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取代一个,并不是说现在的专业院校模式产生以后,前边两种就不需要了。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问题和危机,现在同样存在,一个也不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曾经有过一次巨大的灾难,这灾难超过了三武一宗灭佛,寺庙摧毁了,佛经烧毁了,僧侣流失了。现在到了中国佛教恢复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文本重建和引进海外佛学研究成果的时代课题,这就需要有“译经讲学”的模式;面对宗教世俗化泛滥的现状,我们要重建信仰权威,高扬宗教主体性,这就需要“丛林薰修”的养成;同时我们要有全新的现代的教育模式。所以我认为,这三种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是需要的,它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要培养不同角度的人才。
  当前我们佛教教育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1、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在教不言教,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人们更多的是讲佛教要如何为经济建设和世俗利益服务,恰恰忘了佛教立足于世的根据是什么。所以我在八、九年前曾在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过: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正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2、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资源。我们看文革之后,在同样的政教环境中,基督教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以每一个大区为单位,办起了好多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神学院,比如华东六省一市办起的华东神学院。若看海外境外的佛教,日本有三十几所佛教大学,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七所佛教大学。而我们仍摆脱不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传统心态,“小而不全”的佛学院仍是各自为政、遍地开花,在同一座城市里边,就有好几所佛学院(所)。这样就把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源人为地给分散了。我们凝聚不起足够的资源来建设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佛学院,更不要说大学了。

  3、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通观现在的佛学教育,除了西园寺的佛学研究所招收居士学员之外,其他佛学院只招出家僧人,而且都是全日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中国佛教两千年以来的困境和烦恼,现在都堆集成山,摆在我们面前,但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

  4、评价权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由于前面所说的佛教主体软弱,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宗教性权威,来对教育成果和人才培养进行考核、评价,所以我们还不得不借助于政治性的权威和学术性的权威,这种做法,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缺乏信仰权威的教团,无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环境,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断向教外和境外流动。
  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呢?我把佛教教育圈的运转,概括为十六字方针: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收缩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依报若不庄严的话,我们的正报是建立不起来的。若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不能消除对宗教的无知和偏见的话,佛教教育是搞不起来的。
  基于以上认识,论文提出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应作重大调整,可概括为四大对策:(一)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四)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上述方案在十年前已经提出,由于问题没有解决,故仍有重提的必要。我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作了修改和调整,论文太长,不可能在这十五分钟内读完。等一会儿我很乐意回答各位的问题。

  杨曾文:现在政、教、学三界应如何定位?如何相处?
  关于现在政、教、学三界的关系,我曾经发表过“制衡论”的理论模型,简称为“三王主义”。即在学术(素王)、政治(人王)、宗教(法王)三极中,存在着相互制衡、取长补短的关系。三王都有存在的必要,目标也就是刚才在开幕式上我所说的,为了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不归位,没有形成最稳妥的正三角。
  关于教外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关系,应是一种互为犄角的关系,而不是那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存关系。我们既不依附于人王,同样也不能依附于法王,我们要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独立品格。就是说,我们在呼唤宗教主体性的时候,同时也在呼唤着学术的独立、学术的良知。

  杨笑天:佛教教育如何向社会各界推广?
  我想我对佛教教育的定义,以及佛教教育圈的理论模型,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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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西园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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