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晓彤

　　在《佛学概论》的讲课中，济群法师首先提出了如何对待学者们不同的佛学研究观点问题。弟子以为，学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并不等于每位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者获得结论的正确性，以缘起法观之，合理的方法只是得到正确答案的增上缘，具体结论的正确性还有赖于研究者本人的学养、智慧，所掌握资料的全面性、可靠性等诸多内因外缘。其中最具决定性的的因缘还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研究立场，以法师讲课中所举摄影的例子而论，摄影作品的艺术水平首先取决于摄影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意图，“纯客观”本身就只是一种纯主观的天真愿望。对于学者们的纯学术性的佛学研究，我们可以学习其方法，利用其资料和线索（可节省我们自己搜集资料、寻找线索的很多时间），至于其立场、观点、结论，则只作修学过程中的一般参考可矣。
　　西方科学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方法于近现代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被引入佛法。那是一个战乱频仍、急剧动荡的时代，国家民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传统宗教都面临着一个迫不容缓的严峻问题，那就是革除积弊、救亡图存，不奋起战斗、不进行革命、不推翻传统，就只有迅速灭亡。尽管科学的研究中首要强调客观公正，尽管佛法的精神一贯主张持守中道，身处于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将科学研究引入佛法，无论那些高僧法师、大德居士的智慧如何高超卓越，其使用学术方法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可能不承受时代的剧烈激荡，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深深烙印。翻开当时走在研究前列的各派前辈的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传统中消极面、阴暗面的揭露、斥责可谓极尽能事，其否定性、批判性、战斗性、革命性色彩至今仍能给人以无可逃遁的强烈冲击。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时代的主题早已从战争与革命巨变而为和平与发展。当代的佛法中人当能以远较前辈更为从容、冷静、平和的心态重兴佛学研究，对于前辈们的艰苦努力和可贵成果，当然是既不应简单舍弃，也不能全盘搬抄。然而，前辈们的成果中，即使是因时代烙印而出现的片面、偏激的立场、观点、结论，也是他们引进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学术研究方法、本着严谨求法的治学精神建立起来的。后辈学者意图继承、发扬、发展前辈们的成果，就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如何修正、改变这些立场、观点、结论的问题。如果不能就其方法与使用中的合理性、局限性有较前人更深入、更清醒的认识，就其观点、结论的片面性、偏激性有更客观、更全面的揭示，无论是意气用事，粗暴指责，还是以传统上惯用的‘无往不圆融’、‘无事非方便’等口号笼统应付，不能有效地继承，不能有力地修正，就难以取得实质上的发展进步。每个时代中人，都不应也无法忘记时代赋予自己的特性与使命，而在学习、继承前人时，同样不应也无法回避前人们的时代所赋予他们的特性与使命。对此，弟子以为可重提印公所引抗战期间避难四川时梁漱溟的一句话：“此时、此地、此人”。
　　基于此一立场，弟子愿就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理念及其《佛法概论》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观点等略谈粗浅之见，以求教于诸位法师及同学。印公的研究理念，是从现实世间的时空中，探寻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更从此源流变化的现象中，把握佛法的真实本质与精神。印公作为开创并实践这一理念的导师，取得了倍受当代佛学界瞩目的巨大成果，不仅令后学晚辈仰之弥高，而且让后辈们在学习、理解、继承、发扬这笔宝贵财富时，必须持守谦虚严谨的求学态度，付出不懈的努力。毕竟，佛法的思想本质和精神真义博大精深，在现实世间的流变又是时间极长而空间极广，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错综复杂，从现象探寻本质的思辨极需慎思明辩，稍有不慎，很容易错用其理念，曲解其成果。

　　在现实时空中：（一）同一本质可以借助不同的现象来表现，即一种本质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现象；（二）不同的本质也可以借用同一种现象来表现，即一种现象表现着截然不同的本质。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佛法的本质和真义绝非单一或单薄的，同一本质有着不同的层面和方面，对于某时某地众生特定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心理倾向，佛法这边有应机设教的方便需要，众生那边有理解阐释某一层面或某些方面的特长，因缘和合，便于此时此地演化出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时易境移，彼时彼地的众生自然会以全然异样的思维模式和文义表述去阐扬佛法真义的另一层面或另一些方面，发展出现象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现象上的巨大差异掩盖了本质上的一体多面，同为佛法真义的另一层面或另一些方面，或许只因此时此地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心理倾向不善于开掘敷扬，在此系思想中隐而未彰而已。纵观一部佛教史，长远而广阔的世间时空中，宗派思潮异彩纷呈，却又诤讼不绝，莫不皆然。从现象探寻本质的研究者，从产生于某时某地的某一系思想入手，发掘其蕴涵的佛法真义，并于此系阐扬此层真义的独到优势得一深确的信解，或许还不算最难。难却难在以此信解为先入之见，去研究产生于他时他地的他系思想时，首先直觉到的，便是其全然异样的思维模式和文义表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思想体系。殊不知再显著的变化和差异，还只是一种现象。差别再显著的现象中，都可能蕴涵着相同的本质，或同一本质的不同面。若研究者不能将从现象直探本质的理念进行到底，不能冷静客观地对本质与现象的复杂关系重作细致辨识，既然已确信此宗此派充分开阐了佛法真义，既然他宗别派与此之间的差异如此显著而难以相容，那么可以断言：他宗别派明显是偏离了佛法本质，至多只是一期之方便适应，当然已是过了时的方便。以奶中掺水喻之，此宗奶味十足，他宗味淡如水，弃之不惜。对一体多面的本质与异彩纷呈的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若仅作简单化处理，一概而论，错用现象定本质，往往付出极大努力，却重落传统宗派以判教厚己薄人、扬己抑人的窠臼。或许是弟子愚拙，泛读印公的前期佛学著作，似觉难免有些类似的倾向，或至少难免会让后学者误解为有类似的倾向。
　　印公《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文中指出“愈古愈真者，忽略了真义在后期中的更为发扬光大”、“忽略了因时因地演变的必然性，并漠视了后代佛教发掘佛学真义的一切努力与成果。”此一警示，不仅适用于正确看待从原始佛教向大乘中观学的发展，弟子以为还应同样适用于看待中观学后，唯识、真常系的演变。“愈后愈圆满者，又漠视了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此一警示，不仅适用于正确认识唯识、真常二系的演进，弟子同样认为也应适用于原始、部派及大乘中观等各派的流变，即使佛陀在世时，也有佛弟子修无常观、厌离心过度，急求自杀的病态出现。各时各地各宗各系，都蕴藏着佛弟子们发掘佛法真义的精进努力，以及以各自文化背景、智慧优势为基础，将佛法真义中某一层面的本质精神发扬光大的可贵成果。而各宗各系的演变，又都难免会出现偏离中道的歧变、畸形与病态，惟有自始至终对各系思想同等贯彻溯本求源、循其流变、分析现象、探求本质的研究理念，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才可能最完满地继承与整合世间一切时空中“发掘佛学真义的一切努力与成果”，彻底摒弃各宗末流的“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获得超越以往任一时空的佛法体悟，并将之发扬广大。相信这才是印公所开创的佛学研究理念的根本精神所在。
　　《佛法概论》序言中指出：“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的真谛的。大乘的应运而盛行，……，确有他独到的长处！”。若贯彻上述理念，弟子以为应该说，无论是初期的佛法，还是大乘产生初期的中观学派，都有其阐发佛法真谛的独到长处，又都有其因时代适应性和局限性，不能充分表达的方面。或者说，正因为其对某一方面有独到的深入阐发，就使之在其他方面未及深入与展开。初期佛法的特色在于其人生关怀，即以人生问题为核心，重在阐述人生痛苦烦恼的状态、原因、解脱与解脱之道，其偏于个人解脱的倾向，既是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等外缘使然，也是其自身思想重心的内因所致。大乘中观学的特色，则在于缘起性空深义的发掘，中道空观的建立。就其本意而言，性空不碍缘起，缘起不碍性空，在中道空观的立场上，一切缘起法，以及为开示众生而立的世俗谛、胜义谛中一切名言施设都是无碍的、容许的。只不过中观学的思想重心在发挥性空深义上，对于法相虚妄之有，心识体用之义都不曾展开敷演。曾几何时，在中观派学者们眼里，容许施设渐变而为不容施设、不可施设，凡有不同本宗的名言施设，一概斥之为自性之执、拟想之见，看哪家都不如自家空得彻底、空得干净、空得过瘾。若问何以空中会呈现如许虚妄法相、心识变幻、迷悟染净，还只一句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笼统应之，直与禅门单提一句机锋话头相似。中观学者在破斥他宗别派增益自性、拟想圆融之际，是否同样在以“破而不立”的方式，肯认自宗已其独“至圆、至顿”了呢？
　　人生关怀、缘起性空、因果法相、心识体用，都蕴藏于佛法真谛的一体多面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佛弟子们各以其独到慧眼发掘开阐其中的某一方面，演成现象上异彩缤纷的思想体系，后代学人惟有具备超越古人的手眼，方能深透抉择，整合多面，于佛法本质真谛得一更完满的体认。迷于现象差别，执一非余，终究有违中道，辜负古人。对于各系差别，习惯上又有以应病予药，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等辞含混而过。殊不知应病予药的现象之上，也必有统一超越之医理，即中医所谓辨证施治，综合平衡，遇热病予寒药是此理，遇热病予寒药还是此理，医道高手正因通达医理，又能圆熟运用，方有应病予药之境界。至于江湖郎中、市井庸医，医理不通，反倒是一帖膏药，包治百病；祖传秘方，万试万灵，应病予药之境界，何曾梦见在。世间医道尚且如此，何况我佛乃三界大医王，岂能于应机说法之上，无圆整一贯之真义？寒热药病之说，难免有安于现象差别，不求深达本质之嫌。
　　弟子常入“印顺文教基金会”网站，有幸下载印顺导师九五寿庆论文集，读到多位当代高僧、学者对印公思想的研究成果。尤其关注的是与中国佛学传统思想关系至深的真常唯心论、如来藏系思想研究。赖贤宗先生《印顺的如来藏思想之研究》概括了印公一生研究如来藏的思想历程。印公早年赞同内学院的见解，否定性觉说是大乘佛学。但经深入研读藏经后，却“觉得虚大师说得对，应该有法界圆觉一大流”，肯定了如来藏说“可以是”大乘佛法的重要组成部份，肯定了如来藏也还是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如来藏系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阐发“众生与佛有共同的体性”，足以作为流转与还灭的所依，解决了他系思想，尤其是唯识系思想在转依问题上相关的理论困难。如来藏思想可以与中道空义相应，剔除末流实存的、神我的、梵化的色彩，仍在大乘佛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陈一标先生于《印顺导师对新旧译唯识的定位与评析》的文末声明，此文观点的范围限定到《华雨集》为止，因印公晚年已修改其原著《如来藏之研究》中的说法，肯定真谛唯识学中的“解性赖耶”，就是《起信论》的“本觉”，弟子以为，这也就肯定了作为中国传统佛学思想核心的本觉说，并非纯粹出自中国佛学界的误读、曲解、杜撰，而自有其确当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圣严法师《印顺长老著述中的真常唯心论》更指出，印顺长老思想中的真常唯心系佛教，“虽属于后期大乘，但它确有阿含佛教的基础依据，也有南方大众部分别说系的基础，也有经量部譬喻师的影响，印老也特别指出，《起信论》受有锡兰佛教《解脱道论》的影响（大乘起信论讲记一七三页）。更有不少的大乘经论如《楞伽经》、《胜鬘经》、《如来藏经》等作后盾，甚至谈到《大乘起信论》的背景资料中，也有古传唯识《摄大乘论》的内容。”
　　读此三文，弟子深深感佩：印公令后学晚辈们拜服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开创的佛学研究理念及贯彻此理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中国佛教与佛学研究，从传统走入现代；而且更在于其不以权威自居，不作固步自封，不断超越自己的原有结论和已有成就，在同时代诸多研究者迷于中印佛学思想体系显著的现象差别，以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中国佛学传统为能事的背景下，继续坚持自所开创的佛学研究理念，剔透现象差别，发掘中国佛学思想中开阐佛法本质真谛的独到特长与独特价值，为中国佛学的传统继承和现代发展，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
　　关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同一现象表现不同的本质，牵涉甚广，容后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