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确立“以人为本”思想造就一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僧才队伍

湖北省黄石市东方山弘禅寺方丈:正慈法师

二十一世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幅崭新而充满生机的壮丽画卷,人类的智慧将得到空前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是在全球摆开了人才竞争的激烈战场,以人为本将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造就一支面向21世纪的僧才队伍,是发展中国佛教事业的根本出路,是佛教界未来世纪的希望工程。

一、以人为本是新时期发展佛教事业的根本出路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佛教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而保守的佛教,使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敬而远之。佛教徒清高孤傲,与社会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佛教在当今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多元化社会格局的形成,人类的信仰也必须向多元化发展,社会呼唤佛教回归人间,我们亦应大力倡导人间佛教。为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根本教义,我们必须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
1、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现在佛教不能很好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佛教的打击,使佛教一厥不振,后继无人,造成佛教界青黄不接的局面:二是自身不重视人才的培养,没有一种忧患意识,缺乏使命感,每日除了念佛号、做佛事,就是看守殿堂,消极对待人生。有鉴于此,培养佛教年轻一代的接班人,任务十分紧迫,要使他们尽早成才,为佛教所用。只要发现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僧尼,应该鼓励他们到佛学院学习深造,不要延误了他们读书的最佳年龄。
2、尊重人才,启用人才。目前佛教界人才外流现象不可轻视。他们一者流向社会,一者流向国外;前者是在佛教界内培养多年,由于自己的才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并且又没有人来理解和支持,这样一部分人最终流向社会;另一种则认为国内环境不好,干脆出去发展。现在寺庙和学院普遍已经感觉到“人才危机”。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从事佛教教育事业的理论人才,十分奇缺,就连佛事人才都不够用。因此在佛教界,人才要得到应有的尊重。翻开中国佛教史,不难看出历代的高僧如罗什、玄奘等翻译家,他们用其毕生的精力,为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创造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他们的努力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尊重;也用他们的努力,才赢来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因此,只有大胆启用人才,开发人才资源,佛教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3、培养新一代的以佛教为己任的现代僧青年。人们常说:“环境造就人才”。因此,作为佛教要树立他们健康的人生观。目前佛教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很有必要发扬太虚大师的精神,树立一种“佛教兴衰、僧伽有责”的坚定信心。如果都能够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我想那当然又是另一番情形。为了明天的佛教事业敢于面对日新月异、变迁 无常的社会:为使法水长流于东土,拿出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这样佛教才有希望,佛教才能巍然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

二、以人为本呼唤爱国爱教、正信正觉的青年僧才

作为一个合格的僧才,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爱国是我们佛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如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出生入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今天,爱国的具体内容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把祖国兴衰与佛教的兴衰联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而精进勇锐。
我们是佛教徒,也必须热爱所信仰的佛教,坚持正信正觉,不信邪教邪说,不搞封建迷信,从事正当的佛事活动。爱国爱教是每个佛教徒必须遵守的原则,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二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僧青年安身立命之本,至关重要。
其次有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之后,还要有弘法利生的专业知识。这就必须具备三个懂:一懂佛教教理和教义;二懂法务活动;三懂寺庙管理。只有做出“两爱、三懂”,才能成为政治强、业务精的合格僧侣,才能成为佛教界的复合型人才。

三、以人为本必须改变“修庙即修佛”的错误倾向

现在全国各地建庙成风,每市、每县多则几百,少则几十,许多寺庙佛事十分兴旺,殿堂富丽堂皇,就是僧人寥寥无几,我不是说作佛事、建庙不对,而是要大家明白一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
目前佛教人才的青黄不接,直接影响到佛教的生死存亡,严重制约着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现在僧人不是没有寺庙住,相反的许多寺庙找不到出家人,甚至一个人想独占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个接一个的忙于超度亡灵,对人才的培养却无动于衷。本来弘法是正务,变成了佛法无人弘扬,可出家人却忙得不亦乐乎。这种反常的现象在全国十普遍。不改变这种现状,佛教的希望何在?振兴又从何谈起?大家仔细想一想,中青年法师在国内有所作为的十分稀少,扳起手指数得清楚,还有一些不一定有真才实学,僧人素质普遍不高。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有几所佛学院,也数得清楚。不少佛学院领导班子不全,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参差不齐。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佛教事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佛教徒必须要像太虚大师那样发扬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振臂高呼,为我佛教正法久住、永转法轮而拼搏终生。佛教界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引起关注,佛教还会更深地被人误解。如前不久李洪志的法轮功事件,不正是很好的见证吗?他利用佛教的法轮来欺骗群众,危害社会,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佛教是迷信,不敢上寺庙烧香拜佛。诸如此类之事都说明育人弘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以人为本世纪必须健全和完善现有的佛教教育机制

一九九三年在北京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与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上,朴老审时度势,抱着对佛教前途与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指导方针,郑重提出“要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即第一信仰建设,第二道风建设,第三人才建设,第四教制建设,第五组织建设,为今日佛教发展指明了方向。朴老提出的”五大建设“,关键是人才建设,人才不出,凭什么进行其他建设呢?现在佛教界严重存在的人才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不“现象:一是各寺院不愿向佛学院输送生员,既怕他们进学院学坏了,又怕学成”飞走了“;二是青年僧尼不愿学,怕吃苦,认为会念佛号就行了;三是佛学院不愿敞开门接纳生员。针对这种情况,办好佛教教育就更加重要。
我们必须调动寺庙、僧尼、佛学院三方面的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批”四个类型人才“:即从事佛教学术研究人才,从事弘法教学人才,从事寺庙管理人才,从事修佛行持人才。推行考核评审制,对个人实行优胜劣汰,以保证广大僧众的正信正觉,以保证各寺院能成为一片真正的净土。各地佛协要督促寺庙加强管理力度,做倒规范僧尼行为,威仪齐整,僧相庄严。这样才能保持佛教弘扬法化,为四众之依据,成为一代人天之师。

神佛之国——藏传佛教建筑艺术

佚名

 

西藏最早的寺院是桑耶寺,建于吐番王朝(公元779年),标志着西藏第一座寺庙诞生。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经过灭佛打击后的佛教在西藏土地上再度兴盛,托林、萨迎、粗布等大寺相继出现。公元1409年,黄教首建甘丹寺,后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相继建成,西藏的寺院建筑进入了全盛时期。据《圣武记》记载,到雍正十一年上报理藩院的黄教寺院数字达3477座。

正如藏族的许多寺院一样,其每种形式、每个方面都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桑耶寺在建筑的总体布局、殿堂设计上是以佛教的宇宙模型为蓝本,采取对比统一的手法。寺中央高置乌孜大殿,用它象征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南北的尼玛殿和达瓦殿,象征日、月;大殿四周有白、青、绿、红四座舍利塔,象征四大天王;围绕大殿的十二座建筑物象征须弥山四方威海中的四个大洲和八个小岛;圆形的外墙,暗示着世界外围的铁墙;几条沿围墙转经朝拜的小道,表示法轮长转。殿堂内部通过帷幕、色彩的处理,造成光怪陆离的神秘气氛,殿堂内一般都很幽暗,而佛像则十分光亮,大概也含有象征“举世昏暗,唯有佛光”的神秘意蕴。

西藏寺院建筑大体分为平川式建筑和依山式建筑两大类。

大昭寺可算是平川式建筑的代表作。这座群楼拥簇、金光闪耀的唐代建筑(建于公元641?/FONT>650年),融汉藏风格于一体,由它开创了藏式平川式寺院布局的新格式。主殿居中,经殿佛殿环绕四周,与汉式寺院的对称格局迥然不同。

主殿主体建筑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干墙用花岗岩砌成,高三至五层,下大上小,侧视面略呈梯形,最上层为平台,土木结构的殿堂就建筑在平台之上。

殿堂的屋瓦及四周装饰与汉式琉璃瓦不同,用铜皮鎏金制成。金顶上的金鹿,传说是菩萨的化身,两眼盯住法轮,象征着佛陀在野鹿苑说法。金顶飞檐下的狮子、水兽、共命鸟雕饰带有浓郁的印度、尼泊尔寺院顶饰风格。

主殿正殿有二十根巨柱,支撑着大殿三层主体结构,大。殿的梁、枋、柱、门楣处布满飞天、禽兽等浮雕和彩绘,柱头斗拱上的浮雕有裸体或着衣人物以及天鹅、白象等,刀法古朴精练,堪称一流佳作。

布达拉宫。在西藏所有的宫堡式建筑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布达拉宫可作为藏式依山式寺院的典型。这座建于公元七世纪,被誉为人类建筑史上伟大奇迹的布达拉宫,以雄伟壮丽、金碧辉煌而著称于世。那些鳞次栉比的梵宫琳殿层层叠叠一直覆盖到布达拉山(红山)顶,宫城顶上的续金宝幢像火焰一样闪闪发光,照得整座红山,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拔地而起一千间宏伟的宫室。布宫宫殿高达200余米,数米厚的宫墙基石全用巨型花岗岩直接砌在红山岩体上,由红山南麓,婉蜒而上,直至山顶。主楼十三层,分红、白两色宫,上有金殿三座,内有正厅、佛殿、经院、灵塔,回廊曲径纵横交错,犹如迷宫。宫内难以数计的浮雕、圆雕、壁画、彩绘、金银饰物,精美华丽,五彩缤纷。所有的廊柱、椽梁、门楣、斗拱都雕刻着花纹、人

物、鸟兽和彩云,尤其藻井的精美堪称为东方艺术图案的佳作。

布宫内有大小不等的入座灵塔。最引人注目的是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塔饰,塔身全用金皮所包,据说共使用了黄金ll万g千零82两,塔身金皮上镶嵌着珍珠、宝石、珊瑚、琥珀、玛蹈等,有18677颗。布达拉宫是珍宝之宫,藏族宗教的艺术之宫。

甘肃夏河的拉F楞寺也是这类藏式依山式建筑。

拉寺建于1709年(清康熙四十九年),主要建筑如大经堂、闻思学院、弥勒佛殿和嘉木样府邮,几乎全集中于依山的高处,从山坡到河边,基地由高到低,周围三面簇拥着大片低小的僧舍,参差错落,更衬托出主体建筑群的宏伟壮观,庄严巍峨。

藏式寺院的风格,体现在无论经堂、佛殿或僧舍,都注重墙面的装饰,墙头都用暗棕色的便玛墙带。“便玛”是红柳的意思,便玛墙是将红柳条扎成小束,染成暗棕色锄齐,中间用垂直木根贯穿,固定在上下墙中;墙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木枋,表面刻出一个个黑底白饼,称为月亮枋。墙带上常贴有铜质鎏金佛教图案和梵文,在深红色的底上闪闪发光。经堂便玛墙下的藏式窗户,呈纵长方形,上沿挑出窗檐,挂布帏。梯形的斜边与倾斜的墙角轮廓相呼应,再加上飘动的帏,使整个墙面显得生动。

拉寺的大经堂、佛殿、学院等建筑的空间大小,高低都有强烈的对比,通过精心安排的转接和过渡,结合成有意味的系列,以造成不同的气氛。走进闻思学院,从前殿、前庭到经堂、后殿,地面越来越高,光线越来越暗,进入大经堂,空间顿感压抑,一座面积1700平方米的大殿,高5米,四周不开窗户,矗立的柱网和满月的幢幡,昏暗中闪动着酥油灯光。后殿地两比经堂更低,但内部空间骤然高起,拥挤着巨大的佛像和灵塔,这时人们的心理在经历了压抑和恐惧之后。升起一种崇敬和圣洁感,五体投地匍伏在神佛的脚下。

按教义规定,寺中的主宰建筑使用红、黄、深棕色,而大片僧舍和塔一律刷碎白色,有形的窗框四周和大门洞凹入部分则涂以浓黑色,再配以闪闪发光的金顶和屋顶上鎏金饰物,更加深了中心部位建筑的统率作用。寺院外围的转经廊则把全寺中心浓郁绚丽、边缘清淡素洁的色彩统一起来。

汉藏结合式的寺院在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分布较多。这类汉藏式殿宇较多地吸收汉式寺庙中轴线布局的特点,棗般也有三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主体结构基本采用汉族的木结构间架,最顶端还加上了一个汉式歇山式大屋顶。但常常是将数个殿宇组合成一座相连的建筑群,俗称“勾连搭”,在组合中又交错安排纯藏式或汉藏式建筑。

内蒙古海拉尔的甘珠尔庙、古达茂旗的百灵庙大经堂、包头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大经堂就是这种样式。大经堂由三座歇山顶的殿宇组合而成,在中殿外部底层则围以藏式围墙。最后一殿乃是通天柱一贯到顶,‘内供大佛,并建二层回廊以便观瞻。在这些殿的细部装饰上“,除正吻、角兽外,又常用喇嘛庙特有的火焰掌、莲花、倒钟等,‘四角还装有三股戟、宝幢,使建筑物显得灵活轻巧。

最著名的汉藏结合式是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塔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塔尔寺的建筑布局和殿堂结构十分巧妙。它把汉式的坡屋顶、斗拱、方亭和藏式平顶密梁的碉式结构、梯形窗、异形柱等结合在一起,生动和谐,构成汉藏结合的艺术风格。

大金瓦殿、小金瓦殿、大经堂和密宗殿都采用院落形式,主殿与亭阁间杂配合。斗拱、飞檐保存了汉式建筑色彩绚丽、

结构严谨的风格,与藏式平屋顶上的金色法轮、宝幢辉映照耀。

尤其独具特色的是大金瓦殿那金碧辉煌的金顶。公元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用黄金1300两、白银l万两把平屋顶改为金顶;1740年(乾隆五年)又用白银27000两重镀金瓦,并安置金顶宝瓶、喷焰宝瓶、金鹿;金轮等喇嘛教的饰物,形成了一座三重檐歇山式的大金瓦殿。

最为奇特的是有168根柱子的大经堂,面积为2050平方米,加上回廊共计有2750平方米,可供六千僧人诵经。这是一座二层平顶密梁藏式大殿,堂内各柱都用蛹龙图案的彩色藏毯包裹,主梁雀替纹饰类似汉式建筑的大雀替图案。整个经堂内挂满了唐卡、帏幔;幢幡和堆绣制品,加上彩绘、精雕梁柱、藻井和壁画,在幽暗的光线下,显示出一种密教特有的深邃而神秘气氛。

塔尔寺的门框、山墙和照壁上保留了大量藏式砖雕装饰。绿色琉璃照壁、砖壁吸收汉式砖雕技术,而人物、禽兽、花卉图案则带有明显的黄南五屯藏传佛教艺术风格。

编辑:杨杰

 

木与砖石的史诗

佚名

 

密植式古塔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现存最早的一座古塔,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塔为十二边十五层砖塔,二层以上,密檐相接。第一层有四出入口与八佛宪,上部均加印度式的火焰纹拱券,十五角柱头有莲瓣,为北朝手法。最上是一个砖雕的窣堵波式的刹,其相轮与云冈石窟所见相同。塔身全用浅黄色砖砌筑,高达四十余公尺,丰满柔和的抛物曲线和密密层层的砖檐,状极壮丽,富于浓郁的异国情调。

 

亭阁式塔

在敦煌、云冈、麦积山等北朝石窟浮雕塔中,单层塔,颇似印度原型,而多层塔则均受我国亭阁式木塔的影响。地面现存的实物,以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为最早。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平面四方形,塔身四面正中辟门,门作半圆拱顶。塔身用石块叠涩挑出五层作为塔檐,呈内幽的弧线。塔顶成四角攒尖的锥形屋顶,上置石刻塔刹。塔刹须弥座上安置有蕉叶形插角,正中托起一个五重相轮的塔刹。它的造型非常简洁、古朴,从这里可以看到印度串堵波和中国楼阁相融合的初始形式。

 

唐代方塔

方形平面的塔在唐代很盛行,木塔渐少。唐代的砖塔,从外形来看,继承了四面八方的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是西安慈思寺大雁塔和荐福寺小雁塔。

大雁塔为高宗所建(公元2年),方形密檐,体身粗壮魁伟。四角七层,总高64米,因被建造在一个方45米、高4.2米的高埠上,望去高入云天,故有“高标跨苍弯”“突兀压神州”的恢弘气势。

同大雁塔的粗犷壮硕相比,小雁塔更显得飘逸、静雅。塔为四方形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它通高4.3米,底宽11.38米,轮廓曲线收刹秀丽,刚劲而遵健。令人惊奇的是,小雁塔经历过70多次地震的袭击,塔被毁去二层,现存13层,曾三次裂而复合,这一厅厅现象,使小雁塔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西安的圣教寺玄奘塔、香积寺塔,河南嵩山永仄寺层塔和法王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都是这种高耸巍峨的唐代方型古塔。唐代前期的塔,外形忙收分极为显著,乘法而明朗,后期则渐变直线形,塔顶也由前代之本华蕉叶与覆钵转变为叠涩屋顶。

 

宋代八角塔

宋代的塔,形制由四边渐变为六边、八边或十边形,但以四维四边的八形最普遍。这种肇源于八卦方位图式的塔,不仅轮廓曲线优美圆浑,而且趋近于圆珠笔形的平面更有利于结构的稳定。

在塔的高度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北宋年间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又称料敌塔,八角十一层,高达84米,比上海24层的国际饭店还高,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料敌塔通体涂成白色,塔檐是用砖层层叠涩挑出短檐,呈现明显的凹曲线。塔刹的形式,是在刹座上施以

巨大的忍冬花叶,覆钵上置铁制相轮和露盘,刹尖有两个青铜宝珠。

与外体的朴实无华迥异奇趣的是塔内绚丽的装饰格调。每层回廊斗拱上有砖制的平棋(天花板),雕有各式精美的花纹。从第四层到第七层平棋改为木制,在板上施以彩画。‘这些彩画写实性强,色彩热烈而激越,与明清彩画的装饰趣味很不一样。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绚丽的壁画艺术竟抹淡了料敌塔军事与宗教的意义,历史留下的是它独特的审美价值。

开封佑国寺铁塔也是这种典型的八角形楼阁式宋塔,通高57.34米,八角十三层。铁塔瘦削如笋,拔地而出。其实铁塔并非铁铸,而是用铁色琉璃砖相拼砌成。不仅整个塔身由琉璃面砖砌成,连各层屋榴的梁椽、斗拱、棂窗均用各色琉璃制作。塔面琉璃砖上刻有佛像、菩萨、飞天、天王力士、狮子、麒麟、伎乐和莲花,堪称一座巨大琉璃雕刻烧制的艺术杰作。

开封相国寺繁塔,为现存宋代六角形砖塔最古之例。除此之外,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北京天宁寺塔以及辽宁义县广胜寺塔都是密檐八角造型,只是塔座的须弥座和塔身的雕琢更趋繁丽,在塔身额方下面往往增加一些装饰性的如意头。

宋代江南的塔,比起伟岸雄放的北方塔,则显得玲珑精美,轻盈秀气。杭州的宝俶塔,纤丽的造型,宛如美人,在西湖烟雨朦朦笼罩下,更平添无限风韵。六和塔、灵隐寺的双石塔、上海龙华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罗汉院双塔、镇江甘露寺铁塔也都是江南特色。飞檐翘角,塔檐伸展深远,平座之下,有斗拱层层挑出,显示楼阁式塔参差造型和精湛的工艺之美。

 

应县木塔

隋唐以前的木塔早已风毁火焚,现存唯一的最古、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保存最完整的是辽代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又称应县木塔。木塔为八角形平面,底径30米,通高67.3l米。它是东方建筑史上的:鬼斧神工”。它“鬼”的地方,是它通体没有一颗钉子。塔的结构是将斗拱、梁枋组成一个整体,层与层之间柱子连接不用榫卯,更不能用钉子,而是将上一层柱子下端削尖,自然地插在下层柱子顶端的凹槽中,也不加.任何固定措施,形同积木。这样的结构自然是极不稳定的,风一吹便摇动,发出吱吱哑哑的声响,使人感到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然而,正是因为它的每个点都不稳固,,致使这些“点”在受外力时都产生一定的位移与形变,从而抵消了外界能量。还有一个奥秘就在于木塔除五个明层外,还守四个暗层,各暗层在内柱与内外角柱之间加设不同方向的斜撑,这种斜撑和梁柱所组成的平座暗层结构,很类似现代结构中的空间行架式的一道圈梁的钢构层。这样一明一暗,一刚一柔,竞使木塔在不稳定中求稳定,历时九百多年,历经地震的多次袭击,却至今巍然屹立。

 

藏式喇嘛塔

印度的窣堵波传入尼泊尔后,原来的半球体变为瓶形或金刚宝座式的喇嘛塔。这种塔式经尼泊尔传入西藏,在藏地广为流传。元朝皇帝把喇嘛教奉为国教,于是这种喇嘛塔便随着统治者的好尚而走遍中原各地。

北京妙应寺白塔是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开始修建的,历时八年才完工。它是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塔总高50.9米。塔基是一座两层“亚”字型须弥座,塔身是”一个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钵,体体下有一圈粗大的莲瓣。塔顶有一个十三层相轮,装饰着华美的流苏和鎏金小铜塔。整体洁白,外形粗犷壮美,充满了异国情调。

与妙应寺白塔东西对峙的北海白塔(清顺治八年),则是体型瘦高,清秀典雅,显出一派阴柔之美。塔刹的处理也改成相背而置的天盘、地盘与日、月、火焰,覆钵下的装饰由莲瓣换成三造金刚圈。这种不同艺术风格,标志两代喇嘛塔的基本特征,也常被用作鉴别喇嘛塔年代的主要依据。

 

金刚宝座塔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传统,喇嘛塔屡有所建,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棗金刚宝座塔。这种以高台基、五个塔对称排列的形式,其原型仍然来自印度。佛教史上第一座金刚宝座塔是在公元4至6世纪时期,建造在佛陀悟道的伽耶城尼连禅河畔,称为“佛陀伽耶大塔”。这是一座在平台四角各建一幢小方形塔,拱卫着中间一幢大方维形塔的雄伟建筑物。这种造型被称为“坛城”,即曼陀罗式。五个小塔代表五方佛,正中一幢代表大日如来,四周四幢依顺时针代表阿闭如来、宝生如来、‘弥陀如来和不空如来。

北京有三座金刚宝座塔,正觉寺(又称五塔寺)、香山碧云寺、西黄寺清净化域塔都是这种造型。另外,昆明妙湛寺、山西五台圆照寺、正定广慧寺、呼和浩特各存一座,而以五塔寺雕刻最为精美。

云南傣族的“缅寺塔”也是明清时期的一种重要样式。缅塔多为圆形或多角形,其低伏的塔身,高耸俊秀的塔刹,显得绰约多姿,与喇嘛塔粗犷庞大相较,虽为同宗,但风格迥异。

曼飞龙塔(公元1204年),为一组多座的塔群。九座塔立于同一台基上,中心主塔高16.3米,周围环绕着八座小塔,塔身洁白,塔尖呈金色。大小塔尖,簇拥耸立,犹如雨后春笋,争相破土。傣族人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笋塔”。这种群塔,很可能是金刚宝座塔的一种“缅化”变体。

 

花塔

早期花塔是从装饰单层亭阁式塔的顶部结合密磅式塔身发展而来,到宋辽金时期将雕刻装饰美发展到顶峰。这类花塔如替花仕女,长裙曳地,塔的上半部密布佛龛、佛像、菩萨、动物等雕塑,似锦衣缀满玉石环佩,犹如巨型花束盛开。现存花塔有十余座,正定广惠寺花塔是其中造型最为特异、装饰最为繁丽的典型。始建于金代,塔为三层八角形,高40.5米,仿木楼阁,这种塔被称为楼阁式花塔。塔刹部分竟有13米之高,明显脱胎于喇嘛塔的“十三天”,不同的是它没有一圈一圈的相轮,而改成了一层一层的莲瓣。每一莲瓣里都有一枚影塑,状若虎豹狮象,其间夹杂佛、菩萨及亭台楼阁,涂以各种颜色,远远望去像一束永不凋谢的绚丽花柱。塔刹用一个仿木建筑的八角攒尖顶做结束,也是别出心裁。

 

最小的塔

宁波阿育王寺木雕舍利小塔,仅几十厘米高,是中国现存最小的塔,却是佛教中闻名的一件宝物。传说不得晋泰始年间(公元365—289年),有一个名叫刘萨诃的人,从地下挖出一个青色小塔,“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塔刹有五重相轮,塔的四百都有雕刻,似石而非。并说这塔就是阿育王所造四万八千塔之一,里面藏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南朝宋元嘉二年建阿育王寺,寺内专建一座高50余米、重檐琉璃瓦顶的舍利殿,舍利殿内又建石舍利塔一座,石塔内又有七宝镶嵌的木塔,再里面才是这座小舍利塔,可见珍藏备至了。小木塔也与佛经传记上所说相符,塔身雕刻完全是印度风格,但又与五代吴越王钱弘所造八万四千宝箧印经塔极为相似。那么,它究竟是五代所造,还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不得而知。

 

群塔

除单塔外,中国古塔的排列组合还有许多造型。如双塔,为尊仰释加佛和多宝如来“二佛并坐”而建。较有名气的双塔有山西太原的双塔、苏州的双塔、泉州的双塔。三塔,在佛教上为尊仰三佛(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而建造。最著名的则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群塔排列成行的称为“塔墙”,如浙江天台国清寺的六塔之墙,青海塔尔寺的八塔之墙。成群布置的称为“塔林”,如宁夏青铜峡牛首山排列着108座塔林,位于塔群中最上端的是一个鼓钵式的喇嘛塔,造型极为独特。而现今我国最大的塔群则是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有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砖石墓塔220座,闻名中外,蔚为奇观。

中国千姿百态的古塔,是美的历程。美贯注着时代的精神,凝聚着人的创造、智慧与信仰的力量,展现出各个历史阶段演化的风貌,从这一部木与砖石的艺术史诗中不是看得很明白吗?

编辑:杨杰

佛塔的中国化

佚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的家堵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字也应运而生(塔字既象形,又涵盖了stupa的音与义,从“土”旁,含有封土之下埋有尸骨或“舍利”之意)。然而,中国并没有滋生印度佛教的社会土壤,佛教只好依附传统的礼制祠祀,佛塔也和古典的楼阁台榭结合起来,“上悬铜串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三国时,窄融在徐州大建佛寺,寺中造塔,塔的形式是塔顶“上悬铜窣九重,下为重楼阁道”。)

汉魏时已有了造塔的制度,《魏书·释老志》云:

九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

“天全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构之”即为相叠多层的木楼亭阁。可见木楼亭阁顶上放置串堵波,就是那个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那半圆形的窣堵波代表了佛教的宇宙观。传入中国后的佛塔,中国人却把原来坐落在地上的“天”真正高高举到了天上,下面便以方形平面的楼阁来支撑,这是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

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佛也具有人性,佛所居住的塔也被赋予世俗生活的内容。佛塔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原来埋藏佛骨的阴森的地宫走上了地面,变成了“寺”。所以在中国往往寺与塔建在一起,有塔便有寺。古老宫殿式的寺庙平面展开,既是供奉佛祖的神殿,又可居可游;而那孤高耸天的佛塔,以它巨大超人的空间体量,打破传统古典建筑平缓坦然的空间序列,既是佛陀“涅磐”神圣的象征,又成了风景胜地的标志。“雁塔题名”成为历代文人登临咏怀的风流雅事;钱塘江边的六合塔,成了江船夜行的航标;河北开元寺的料敌塔使佛塔兼有军事作用;居庸关过街塔,下面不仅车马行人可以穿行,凡人经过即是对佛进行一次顶礼;有的地方甚至建塔镇妖以免除灾难,于是佛塔又变成风水塔。颇具意味的变化是,中国人把印度窣堵波那种指向神秘苍弯的象征形象,只是作为一种标记而束之高阁,塔刹以下楼阁则赋予现实人生、清醒实用的理性内容。所以中国的佛塔是“人”的

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王世仁《塔的人情味》,载《美学》第四期)。

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不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风水塔还是文峰塔,细细观察的人总会发现,塔的层数皆为奇数,单层、三层、五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偶数层的塔极罕见,连塔刹相轮也不例外。而培的平面智为偶数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塔等,绝对没有奇数边的平面形式。除了构造上的原因外,其构思乃出于中国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数字在中国除了它的运算功能外,还被赋予哲学的意义。数字有奇有偶,有阴有阳。天数奇数,为阳数,生数;地数偶数,为阴数,成数。天在上,是圆的,向高发展要用天奇数;地在下,是方的,平面展开要用地偶数,这是中国人对数的讲究。天覆地载,高天厚地,天地合一,“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方才有“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崇高境界的追求。

当然,佛教也有自己的解释:塔的四边,象征四圣谛;六边象征六道轮回;八边即是八相成道;十二边指十二因缘等等,而塔的奇数层在佛教中则表示清白与崇高,“七级浮屠”之说亦为常人所知。不管怎样,印度串堵波在与中国楼阁的结合过程中,前者已被后者大大地同化了。

佛塔的中国化正是基于中国人的哲学观与人生观。

编辑:杨杰

 

净宗泰斗明学长老圆寂同体大悲乘愿再来

编者按: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院长、中国佛学院南京栖霞山分院院长、苏州灵岩山寺方丈,一代高僧、净宗泰斗,上明下学老和尚,于公元2016年12月2日(农历丙申年十一月初四日)22时整,安详示寂。世寿94岁,僧腊69年,戒腊69夏。谨定于公元2016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上午9时于苏州灵岩山寺举行追思法会。

高僧示寂无常,心中悲舍难离。祈愿长老乘九品莲,登无上觉,悲利人天,乘愿再来。

苏州古城以西,太湖以东,一座千年宝刹香火不熄,这便是灵岩山寺。从古老的东晋时期,西域而来的智积菩萨开山建寺,直到民国初年净土十三祖印光大师在此卓锡弘法,前后几千年的时间中,灵岩山寺在中国佛教发展与传承中,担当了重要的历史任务。

耄耋之年的明学长老,与这座承载着太多记忆的灵岩山寺,有着甚深的因缘。

一、只要穿上僧服,就不想再脱下来!

【灵岩,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印光大师《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您让我换僧服,我穿上就不会再脱下来!”

当“文革”期间在苏州太平果园“劳动改造”的明学长老,见到来苏州灵岩山视察的赵朴初老居士时,说了这样的话。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8年11月,赵朴老从北京前往苏州灵岩山,目的是为了恢复灵岩山寺,他要请“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劳动的明学长老,重新回寺里主持工作。由于明学长老是国家恢复宗教政策后,苏州第一批重新换上僧装的出家人之一。他生怕再次被迫脱下僧服,所以向赵朴老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稍后,在赵朴老的努力下,苏州市政府即将灵岩山寺归还给苏州佛教界管理,苏州佛教从此进入了新的一页。

1979年底,明学长老正式返回梦魂牵绕的灵岩山。对于他来说,这次算是第三次回到灵岩山寺了。

明学长老第一次“回”到灵岩山寺,也就是初次来寺里,是在1947年,当时印光大师已经往生7个年头了。大师住世时,曾经念大悲咒加持了一大缸米,准备留给后人作为结缘之用。

明学长老第一次来到灵岩山寺的时候,还是一位在家居士,名为冯祖慎,这时候他已经25岁。按照老家浙江湖州的习俗,这么大年龄应该是早就成家立业了,但是他是一个例外。

明学长老是带着重病来到寺里的。他所患的病,是当时被视为痨症的“肺结核”。他希望在这里皈依三宝,念佛求生极乐,可是万万没想到,自从吃了印祖加持过的大悲米之后,竟然病情日渐转好,不久痊愈。

当时灵岩山寺的方丈是妙真老和尚,便对他说:“你不要谢谢老法师(印光大师)?”

“肯定要谢的!”明学长老感恩地回答。

“你打算怎么谢啊?光嘴巴说谢不行。你年龄不小了,就做个和尚吧!”妙真老和尚说。于是他欣然应允。这便是明学长老童贞出家的不可思议因缘。时值1948年。

按照印光大师制订的“五条规约”,灵岩山寺不允许剃度沙弥,方丈也不准收受弟子。于是妙真老和尚就介绍他到普陀山三圣堂,依真达老和尚剃度出家。同年,明学长老前往宝华山受比丘戒。

明学长老第二次返回灵岩山寺,是在1959年。这时候,他已经从北京的中国佛学院毕业,由于寺里缺人,就被请了回来。回来之后,被任命为灵岩山寺监院。

世事无常。1968年“文革”开始后,中国佛教和僧人,共同走入了十年浩劫的历史绝境。

所以,当还在苏州太平果园劳动的明学长老,突然受到赵朴老的接见,又听到他可以再一次返回灵岩山寺时,激动之余还翻涌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毕竟佛恩浩荡、祖师加被,坚定的信仰终于换来了法脉续传的春天。可知,苏州佛教乃至中国佛教迎来的这崭新的时期,是无数被迫劳动改造、忍辱负重的出家人期盼已久的美好愿望。

“请你回来,就是为了让你重新披上僧袍,就是为了让你恢复、住持灵岩山寺净宗道场。”赵朴老对明学长老的殷重希望溢于言表。

二、传承印祖“五条规约”的家风

寺院建筑艺术

佚名

 

伽蓝七殿

 

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棗鸿胪寺改建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在这种文化一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个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词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庙,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伤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的寺院习称“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

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明代以后,伽蓝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再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

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

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弥勒是释迦的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称为“四大金刚”。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

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释迦佛或毗卢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释迦佛、左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三身佛(法身、报身、化身)。主尊两侧,常有左右胁侍,即老“迦叶”、少“阿难”,或塑文殊、普贤两菩萨。殿内东西两侧面,多塑十八罗汉像或二十诸天。佛去背后多塑一堂“海岛观音”。

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

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

大雄宝殿两旁的东西配殿,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十八位伽蓝神。东为祖师殿,多供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

其它尚有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等,分布四周。

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也较普遍。以寺为主,或包以园林,或附缀园林,或穿插园林。与寺庙均衡、对称、封闭相反,园林的配置则追摹自然,灵活多变,园林中水涧溪流,似源头无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无穷。这两种相反的艺术格局构成了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层深的欣赏。如苏州的灵岩寺、杭州的灵隐寺、夫台山国清寺、广东曲江南华寺、湖南衡山祝圣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属于此类格局。

 

寺院建筑的艺术处理

 

中国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

基座,分为普通基座与高级基座;以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

飞檐,又使屋顶上独具风韵,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琉璃瓦饰,建筑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种琉璃瓦饰,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因它有张牙舞爪欲将正脊吞下之势,故又称“吞脊兽”。大吻产生于汉代,称鸱尾。最早的鸱尾呈鱼尾形,鸱是大海中的鲸,佛经上说它是雨神的座物,能灭火,故造鱼形以厌胜。

檐角上常排列一队有趣的小兽,小兽的大小多少视寺庙宫殿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共有十个,其顺序是:由一个骑凤的仙人领头,后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狡猊、押鱼、懈豸、斗牛、行什。这些排列的小兽,或象征吉祥安定,能灭火消灾,或是正义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恶。这些造型精美,神态各异的小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

 

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型式

 

斗拱,在屋顶与屋身交接部分设置有一种称为斗拱的木构件,也是古寺建筑的十个显著特征。斗拱是用短木枋组成的一种悬挑结构,主要起支撑巨大屋顶出檐和减少室内大梁跨度的作用。唐宋时期的斗拱硕大雄健,与梁、枋结合为一体。明清斗拱的结构作用逐渐蜕化,成了柱网和屋顶构架间主要起装饰作用的构件。由于斗拱构造精巧,造型变化复杂多变,具有很高的装饰效果。

彩画,原是为了木结构防腐,宋元以后,彩画已成为寺院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特别是梁枋上的旋子彩画,几乎成了明清寺庙建筑彩绘的主要形式。那些用琢墨;大点金、和雅五墨(指青、绿、丹、黑、白,因不用金饰,故称雅五墨)绘成的龙锦图案、旋花、翎毛花卉与寺庙黑黄色的瓦面、朱色的檐柱、白色的台基相配,色彩浓重而有鲜明的对比感,把整体建筑装点得更加绚丽灿烂。

编辑:杨杰

 

佛山祖庭

佚名

 

自禅宗在唐代兴盛以来,禅师们常常游方学道,主要是寻师访友,参拜善知识,以求发明宗旨。当时所谓“参方”、“行脚”,并没有固定的去处。到唐末时,信徒集中朝拜的地方有四处:一是五台山一文殊菩萨的圣地;二是泗州普光王寺一僧伽大圣的圣地;三是终南山一三阶教圣地;四是凤翔法门寺一佛骨圣地。

南宋宁宗时,由于史弥远的奏请,制定禅院等级,有“五山十刹”的规定。

五山:杭州径山的兴圣万福寺、灵隐山的灵隐寺、南屏山的净慈寺、宁波天童山的景德寺、阿育王山的广利寺为五山。

十刹:以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江宁的灵谷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雪峰祟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虎丘灵岩寺、天台的国清寺为十刹。(参见周叔迦《法苑谈丛》)

在中国,菩萨信仰非常普遍,甚至超过对佛陀的崇拜。这是因为入世的菩萨似乎比涅磐的佛陀更亲切,更贴近人生。在中国民间,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那种大慈大悲的。济世宏愿,“地狱末空誓不成佛”的“六度”精神是那样普遍地深入人心,为妇孺皆知。特别是弥勒和尚,那袒露的胸怀,嘻笑自若的神态更洋溢着释迎“继承人”的尘世生活气息。

四大佛山的形成,正体现四大菩萨“悲、智、行、愿”大乘佛教的理想。

“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

“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

“行”——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

“愿”——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

 

海天佛国——普陀山

 

浙江东北部普陀县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原名小白华。传说观世音菩萨常来此山化现说法。《华严经·入法界品》:“于此南方,有山名补陀洛迎,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补陀洛迦”,梵文音译,意为美丽的小白花,于是简称为“普陀”,以名此山。

唐大中元年(847年)有一印度和尚在潮音洞亲睹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授以七色宝石,于是就地结茅而居,遂传此地为观音显圣之地。

唐大中十二年(916年,一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日本临济宗名僧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归国时舟过普陀山为大风所阻,遂将观音像供奉于潮音洞前的紫竹林茅宅,取名为“不肯去观音院”,这就是观音道场的开基。普陀山从此有了最早的一座佛寺。

自北宋以来,普陀山观音信仰盛行,寺院渐增,僧众云集。到明末清初达到极盛,已拥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大禅寺,88座庵堂,128座茅棚,僧众达数干人,号称“五百丛林,三干僧众”。这里处处有观音的胜迹。

与南天门遥相对立,伸向海面的一脉半岛上有一块临海的巨石,上有一只很大的类似足迹的凹痕,人们称它为“观音跳”。相传是观音从洛迦山跳入普陀山的足迹。

著名的潮音洞、梵音洞,海潮入洞,声如虎啸龙吟,在光影的作用下,若隐若现,变幻莫测,据说观世音就是在此“观”梵音、海潮音而开悟,于是形成“大士显灵”种种神奇之说。

磐陀石对面有巨岩方广三、四十米,顶平如台,传为观音说法处。磐陀石西,有二石酷似龟状,一蹲岩顶,昂首跃动,一缘岩壁,竭力上爬;如二龟听经状。此外,还有五十三参石、师石等奇岩怪石。

普陀伪海、山、石、‘寺、树,在海天之中逐渐形成佛国。是天然巧合,还是人为?然而,深深吸引历代佛门弟子、海外香客的,还是观音菩萨那慈悲愿力,普渡众生的大弘大愿,留给人们的是“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的神往与思索。

用耳“观”音的观世音菩萨,永远充满了神秘……

 

清凉佛国——五台山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隅,从北岳恒山婉蜒而来,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广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据《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有山,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眷属诸菩萨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唐代华严宗澄观法师在《华严经疏》中则直接把五台山与清凉山等同起来:

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乃飞雪,曾无炎暑,故日‘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示我大圣五智已圆,五跟已净。

这个比附对于信奉《华严经》的佛教信徒产生灵山在望之感,纷纷前来朝拜五台山,礼拜文殊师利,于是五台山渐渐成为 佛教圣地。

这里寺宇密集;白塔入云,气象万千,是五台山佛教胜迹的象征。

著名的五大禅处:显通寺、塔院寺、罗堠寺、殊像寺、菩萨顶。灵鹫山麓的显通寺为青庙之首,菩萨顶为黄庙之首,传说那里就是文殊菩萨的居住处。南禅寺与佛光寺堪称唐代艺术之殿。

熏螺顶,是朝山进香人必登之地,因为这里供奉着五个台顶朝拜的五方文殊像,又称小朝台。登上小朝台,乌瞰远,处,菩萨顶、梵仙山、黛螺顶三山鼎立,五峰耸峙。这时,你会记起那首佚名禅师的《咏五台》诗:

何处青不道场,何须策杖礼清凉?

云端纵有金毛现,正眼观时非吉样。

你才恍然大悟,只要心里清凉,哪一座青山不是殊胜的道场?千里跋涉,征逐不休;却忘了自己的心才是智慧的胜地。

 

雄秀西南——峨眉山

 

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县城西南,因山势逶迤“如螓首娥眉,细而长,美而艳”,故有此名。峨眉山最初流行道教;东汉时就开始建道教庙观。晋代建普贤寺,可算是山侍奉普贤之始。

 

到了唐代峨眉山佛教日益兴盛。宋代传说,有一位采药蒲翁,入山见普贤菩萨瑞相,而曾在白水普贤寺礼佛。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又造巨形的普贤铜像,供奉于白水寺(今万年寺)。从此以后峨眉山便成为普贤菩萨的圣地。

峨眉山佛寺到明清两代臻于极盛,梵宇琳宫,大小寺院 近百座,几经兴废,现重要的寺庙有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洪椿坪、清音阁、金顶上的普光寺等。

而那些朝山者,则以一睹金项佛光;神灯、云海、日出为朝拜峨眉山的最后目的;

 

东南第一佛山——九华山

 

九华山原来并不是佛教的道场,最早来开山的是道教信徒,汉代的窦伯玉、晋代的葛洪、唐代的赵知微等。山上建有开元观、白云观、仙坛观等,李白称为“漂缈羽人家”。从晋代起,佛教也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占山建庙。于是,一山两教,少木了矛盾斗争。唐以后,佛教渐兴,终于使九华山成为佛教的“一统天下”。

从什么时候起,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

相传,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新罗国国王的近宗金乔觉渡海来华,云游至九华山,见此地风光绮丽,环境清幽,遂居山修行,苦行75年。至唐玄宗开元l

6年(738年),坐化圆寂。传说金乔觉死后颜面如生,其肉身与佛教中的地藏菩萨相像,众生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并在他的葬地立“地藏塔”,以供朝拜。九华山从此成了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九华山自唐历经宋、元、明、清,达到鼎盛时期,僧尼多达三、四千人,“香火之盛甲于天下”。

“九华一千寺,洒在云雾中”,历史上究竞有多少寺庙,谁也说不清。但几经沧桑,留存现在还有78座。其中著名寺院有百岁宫、东崖寺、甘露寺、祗圆寺四大丛林,.此外还有化城寺、肉身宝殿等。

 

第五大佛山——鸡足山

 

鸡足山在大理东北的宾川县境内。因山势背西北面东南,前伸三支,后拖一趾,形似鸡足而得名。作为释迦佛的大弟子迦叶僧的道场,鸡足山虽名在五台、蛾眉、九华、普陀之后,但在中国和东南亚享有盛誉,被称为佛教五大名山之一。

相传迦叶僧来此入定,开华首门,为华化道场;鸡足山佛教之兴始于此。实际佛教传入鸡足山,大体始于唐代,而盛行于明、清。山上寺庙星罗棋布,迦叶殿、金灿寺、圆觉寺始建于唐宋,元明时又兴建了华严寺、寂光寺、悉檀殿、金顶寺等。明代鸡足山形成以寂光寺为主的八大寺七十二丛林的规模,清代达到极盛时期,有l08座寺院,僧众达5000之多。

山上奇峰突起,峰下有天然岩壁,形似城关“华首门”。门周围的悬崖上有许多柱状节理岩面,极像僧侣袈裟的衣褶,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便成了佛家信徒追求的灵异之物。

鸡足山奇绝的景色还在最高的金顶寺,登上楞严塔,东观日出,西观苍山洱海,南观祥云,北观玉龙雪山,谓之四大奇观。因此鸡足山又名“四观山”。

中国的五大佛山,成了宗教精神之山,信仰之山,文化之山。干百年来,仿佛在它们的上空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同历史时代,不同佛教传统,不同地域所带来的信仰、情感、意念和文化的浸润,当人们跋涉在朝山路上感觉到空气中无形的力量在颤动时而被震撼,被威慑……又仿佛于冥冥之中获得了某种神秘意味的启示。

 

八宗祖庭

 

天台宗祖庭

天台宗发源于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城北。天台山群峰争秀,奇峭多姿。东晋以来名僧支道林、昙光、竺县道曾在此山中修习禅定。天台宗初祖慧文在河北,三祖慧思住湖南南岳。相传三祖智凯于南朗陈太建年间入天台,这里建草庵讲经十年,创立了天台宗。国清寺是隋代古刹,为智者大师开创教义之地。隋梅、隋塔、七佛塔、寒拾亭、丰干桥皆是朝山者拜谒的胜迹。天台山真觉寺有智者大师塔院。高明寺为智者道场之一。华峰顶下善兴寺传为智者拜经处。

湖北的玉泉寺也是天台宗的祖庭,智凯曾在此寺讲经。

 

三论宗祖庭

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的摄山上。三论宗初祖僧朗、二祖僧、三祖法朗相继此寺。三论宗实际创始人吉藏在这里完成三论的注疏,创立了三论宗。南朝在寺后凿千佛岩。隋代在寺旁建舍利塔。唐代增建琳宫梵宇49座,极为壮观。与山东灵岩寺、湖北玉泉寺、天台国清寺齐名,合称“四大丛林”。

 

法相唯识宗祖庭

慈恩寺在西安城南,这里曾是玄奘译经处,玄奘死后弟子窥基继住此寺,所以又称法相唯识宗为慈思宗。

西安东南长安县的少陵原畔的兴教寺,是玄奘的遗骨迁葬地。唐肃宗李亨为表彰玄奘及弟子的坚韧不拔的弘道精神,特题塔额“兴教”二字,从此就名为“兴教寺”。寺内有三塔,中间一座最高,是玄类的舍利塔,五层,约23米,底层内有玄类塑像。两侧为玄奘大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墓塔,上面均有石刻、塔铭和泥塑像。

 

华严宗祖庭

华严寺在陕西长安县少陵原的半坡上。南望终南山,风景幽美。华严寺始建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年);为华严宗的道场之一。现存砖塔两座,东面是华严初祖杜顺禅师的塔,方形七层,高13米,上层石刻“严主”两字。西面一座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塔,六角五层,高7米。

草堂寺在陕西户县东南的圭峰山下。华严宗五祖宗密曾住此起草《圆觉经疏》,死后葬于东小圭峰,世称“圭峰禅师”。现存有唐代大书法家裴休撰写的《定慧禅师传法碑》一通,柳公权篆额。寺中还有鸠摩罗什舍利塔,造型殊异,八面十二层,全用白玉、砖青、墨黑、乳黄、淡红、浅蓝、超紫及灰玉八种颜色的玉石雕刻镶并而成。上面浮雕蔓草花纹及阴刻佛像,工艺都极其精美,世称“八宝石塔”。

 

律宗祖庭

江苏扬州的大明寺鉴真和尚讲律之地。鉴真和尚为律宗主流南山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唐天宝年间赴日本传授戒法,大弘律学,开日本佛教和文化的先河。鉴真还在日本奈良建唐招提寺,其墓塔即在该寺的后院。鉴真东渡后,寺殿几经兴废,现大雄宝殿东侧建有鉴真纪念堂,堂内有鉴真楠木雕像,仿照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干漆夹苎像雕刻而成。

 

密宗祖庭

密宗以毗卢遮那为初祖,“普贤金刚萨唾为二祖,龙树为三祖,龙智为四祖,金刚智为五祖。金刚智传弟子不空,不空为六祖。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年间,唐开元年间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狮子国僧人不空,即“开元三大士”来此翻译佛经,传授密法。于是大兴善寺一时成为长安城内佛经三大译场之一,也是密宗的发源地。现存寺院为明清时建筑,仅存唐刻青石龙头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西安市东南的青龙寺在唐代也是密宗的根本道场。不空的弟子慧果曾住此寺东塔院,称密宗七祖。

 

净土宗祖庭

玄中寺位于山西交城县西北的石壁谷中,四面石壁陡立,所以也称“石壁寺”,为净土宗发源地之一。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兴建,当时名僧县鸾大师住此弘布净土信仰,后由弟子隋代道绰和唐代善导相继住持此寺。唐代重修,改名为石壁永宁禅寺。日本净土真宗,因奉县鸾、道绰、善导为净土宗三宗,也奉该寺为祖庭。

香积寺在西安长安县神禾原西。建于唐神龙二年(706年),为净土宗四祖善导法师的道场。东侧有善导墓塔。

江西庐山西北麓的东林寺为东晋慧远于太元十一年(386年)所建。慧远提倡弥勒净土信仰,曾在庐山邀集十八高贤成立“白莲社”,因此尊慧远为净土宗初祖。东林寺作为东普以后南方佛教的重镇,在历史上曾极盛一时,名扬天下。寺内有神运殿、三笑堂、十八高贤堂、文殊阁、聪明泉等,殿后东窗下嵌有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真迹残碑。鉴真和尚东渡之前曾来东林寺约智恩和尚同赴日本,于是慧远学说也随之东传,所以日本的东林教也奉东林寺为祖庭,慧远为始祖。

 

禅宗祖庭

东来肇迹——少林寺在河南登封县西北少室山密林中,故名。北魏孝昌五年(公元527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此传授禅法,被尊为初祖,寺亦为禅宗祖庭。在西北五乳峰上有初祖庵、达摩洞,传说达摩在此面壁九年,洞前石坊额上刻有“默然处”三字。寺西南的钵盂峰上有二祖庵,传为二祖慧可为从达摩学禅,立雪断臂后,在此养伤处。寺西有塔林;为历代和尚墓塔,共有砖、石墓塔220座,造型各异,反映了不同时代造塔的艺术风格。

南华禅寺 在广东韶关南,原名宝林寺,有“东粤第一宝刹”之称。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开法于此。寺内有六祖肉身塔、六祖殿,供六祖像,相传是六祖真身。

 

天童寺

在浙江宁波。晋初创建寺宇。宋建炎三年(1129年),正觉禅师住此寺30余年,为曹洞宗第十世。大振曹洞宗旨,立“默照样”。南宋以来,此寺高僧辈出。日僧荣西、

道元曾先后来寺求法,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从此禅宗在日本正式弘传,故奉该寺为本宗祖庭。主要殿宇有万工池、七塔苑、天王殿、佛殿、法堂等。明代以此山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山,有“东南佛国”之称。

 

中国第一古刹

白马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赖以滋长发荣的第一座菩提道场。尽管后世佛教宗派繁多,刹庙林立,但佛教弟子;致公尊洛阳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从天竺迎来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佛经、佛像,翌年在洛阳建造白马寺。据载,当时建造格式仿印度抵园精舍,中有塔,殿内有壁画。汉唐以后,白马寺几经废毁。到明代才奠定了现在的规模和布局。现寺内存有天王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殿及古清凉台遗址。山门内东西两侧有传为摄摩腾和竺法兰墓堆,寺东南的密檐式齐云塔初建于东汉,应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塔了。

编辑:杨杰

 

天下名山僧占多

佚名

 

1.神山朝拜的深层意识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天下的名山全都被和尚、道士们“占据”了。其实,这个事实用世俗功利的理由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这里面有着深而又深、远而又远的内在原因。这要从印度人神山朝拜的信仰说起。印度人对神圣河流充满感恩之情,认为它们不仅带来养育和灌溉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且洗涤人类污浊罪孽,它是一条导往天堂之路。感恩之余,印度人进一步思索河流的由来,他们溯流导源,穿越喜玛拉雅山,寻到了冈底斯山脉。

冈仁波钦神山高耸的积雪山颠,神奇非凡。五体投地的印度人分明看到了印度河流源于此山,而恒河,也如绸衣滑下。印度人就这样诚惶诚恐地发现了宇宙本源和生命本源。他们把自己信仰的诸神安置于冈仁波钦一凯拉斯山上,数千年来对它顶礼不已(马丽华《西行阿里》)。

为什么印度人把冈仁波钦山当作神出膜拜?

冈仁波钦,印度语叫“喀拉斯”,意为麦如的神秘肖像。麦如为梵语,即须弥山。按照佛教的说法,须弥山是宇亩中心的一座大山,顶上为帝释天所居,半腰为四天主所居,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七金山之外有咸海,外围是铁围山,须弥山居中心,因之称九山八海。瞻部洲等四大洲在咸海之四方,拱卫着须弥山。而冈仁波钦山显现于亚洲宗教气氛的心脏,它是“世界之柱”,“群山之首”。它成为佛教须弥山的象征。

那些印度的朝圣者,从羌拉山口,越过重重山水,走向西藏,走向普兰;从尼泊尔来的香客,手执经杆,风雨兼程,历尽人间的苦难,朝着苍弯下巍然屹立的冈仁波钦神山,朝

着绿松耳石一般的玛旁雍措圣湖五步一拜地缓缓蠕行……

这是一条人世通往天国的神圣之路。

 

2.中国人的自然观

 

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并没有到唐古拉山去寻源拜神,中国人对山岳的崇拜,来自“万物有灵”的自然观。

从“禹封九顶”算起,祭祀山神的圣典,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至于那些高入霄汉,形象奇特,难以攀登的险峻山岳,更认为是通天之处,为神灵仙人所居。《山海经》上说:“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他们认为那最高的昆仑山,‘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

从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秦汉时代的“自然比德”,则来源于更深层的“天人合一”意识。人与天地结构是一体化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肺、肾;自然有五岳,社会有五帝,五方神抵,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分明把人的感情、意志、伦理透射在外部世界,自然山水打上了人文精神的印记。

汉代阴阳五行说,则直接导致中国特有的“风水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 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郭璞《葬经》)

“风水论”用抽象的气来解释自然环境。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两气交流而生出各种变化,浊者沉为地,清者浮为天。山高而巍峨者,称为“后龙”,后龙之后的山脉称为“来龙”或“祖山”,祖山必绵绵婉蜒,方显生气勃勃。左右宜有小山护卫合抱,称“龙砂”。这样的山势环境,才有天地氰员之气往来。“后龙”正面还要有远山对景,称为“案山” 或“朝山”。山峦叠嶂,“负阴抱阳”,草木方显旺盛,乃为“瑞气葱茏”的徵兆。所以“仙山”、“佛国”常建在这些山势奇特、林深木茂之处,因是神仙佛祖所居之圣地,自然被称为“风水宝地”。

魏晋以来,佛教兴盛。由于文人与僧人交游往来,而寺院又往往成为文人政治避难的世外桃园。魏晋文人寄情畅神于自然山水,不仅找到“山水以形媚道”老庄玄学表达的最佳方式,而且发现了山水的自然美。因此多把庄园与寺院建在幽静的山林之中,既可以全身远祸,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适意会少的生活,又可以超脱“红尘”,有利于文人“澄怀观道”,甚至还包括希冀延年益寿的生理需求在内。

唐以后的禅宗,改变了早期佛教持钵行乞的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更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流水清泉之中,领悟生命的真话。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禅师们悟道之所;丛林禅院,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净之地。而那些朝圣者的足迹,常在遥远的青山岭外,白云深处,在一路的山重水复之中,攀上那岭头金顶,才恍然大悟,顿见本来面目。

丛林建筑选址的精心,包含着从观念到实体建筑的佛家原理:第一,利于修道。佛教认为,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尘缘,与世无染。释迦修道之初,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在野鹿苑说法;达摩一苇渡江,见高山秀丽,遂居而悟禅;慧理至杭,见飞来峰颇似印度灵鹫峰,乃筑室而居。可见佛徒皆效法佛祖,丛林建筑多选佳丽之地,于是代代相传,遂成定制。第二,利于广召信徒。游人入寺观光,信徒入寺降香,佛殿肃穆庄严,钟磬贯耳。当人们置身于丛林所掩映的梵宫佛寺中时,与宗教净化意识并生的是身清气洁的审美感受。幽深的丛林与净土世界似乎更有环境、氛围的暗合之处。所以僧家占尽湖光山景,是一种包含宗教目的的选择。

传入中国的佛教,显然已经淡化印度人那种狂热而痴迷的神山朝拜意识,而把宗教的修炼化为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审美的意念,甚至包括上述深层意识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风水之论。这也许就是历代佛教要把寺院多建在深山幽林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吧。

编辑:杨杰

 

藏戏源于佛教述略

王尧

 

 

 

藏戏是以歌舞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以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人们喜怒哀乐感情世界的综合艺术。藏语称之为“阿佳拉木”(a ce lha mo),演员称为“拉木哇”(lha mo ba)。本来,“拉木”(lha mo)的意思是仙女,可能是由于藏戏演出正戏之前,往往有仙女出场,表演一些歌舞,一方面借以集拢观众,一方面介绍剧团、演员跟观众见面(这都是为了适应广场演出的需要)。所以,产生这样的称谓。至于“阿佳拉木”,直译应当是“仙女大姐”,那就更带有某种程度的亲昵意味,表示出演员跟群众有着亲和、融熙的关系。[1]

藏戏演出的剧本称为“尺布雄”(khrab gzhung),意思是“表演的内容”,相当于人们习惯上叫作“本事”的本。绝大部分的剧本都以“本事”的形式传抄行世,也有各地方以本刻印本流传。

藏戏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地区普遍流行、家喻户晓,成为妇孺皆知的、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在漫长的农奴制社会里,广大农奴生活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桎梏的重压之下,辗转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人们用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来团结、教育自己,来抚慰苦难中的兄弟。这时,宗教,尤其是佛教就成为人民群众最好的慰安所。佛经的故事,佛寺的钟鼓成为人民大众汲取精神力量的所在。藏戏,也自然地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滋生、成长起来,成为人民大众亲密的朋友。各地组成业余剧团(有些是寺院的僧人组成),形成不同的流派,各自有拿手的剧目,有著名的演员。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剧团如下页表:(l964年统计,近些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待补)

这些剧团严格说来都是一些戏剧爱好者的组织,有的就是一种差投负担──戏差,另一些剧团是寺院中的青年僧侣组织起来的业余俱乐部,而且有一些老年有经验的僧人做指导。一般是在藏历十、八月间,寺院中的僧人刚刚过完清苦的“夏安居”(dbyar gnas)三个月比较枯寂、单调、辛苦的生活。[2]于是组织一个“雪顿节”(zho ston),又有译作“酸奶子节”。该节日演出藏戏演出发其端,让僧人有一个明朗欢快、赏心悦目的公共活动,

名称

地点

主要演出剧目

现状

扎西雪巴

bkra shis zhol pa

山南

苏吉尼玛、文成公主

成为山南藏戏闽主力

江噶尔

rgyal mkhar ba

江孜

朗萨姑娘、卓瓦桑姆

参加日喀则地区藏戏团

迥巴

gcung pa

后藏拉孜境内

顿月顿珠

保持农村演出业余性质

觉木隆

skyo mo lung

垃萨尼木境

苏吉尼玛、诺桑王子等

加入藏戏团,成为国营事业单位

宾顿巴

spun bdun pa

山南乃东

诺桑王子、文成公主

保持民间、业余的性质

萨迦巴

sa skya pa

后藏萨迦

文成公主、卓瓦桑姆

县藏戏团的主力

巴塘娃

vbar thang ba

四川、巴塘

诺桑王子、卓瓦桑姆

在文化局领导下组团

结古朵巴

skye dgu mdo ba

青海玉树

卓瓦桑姆

业余民间团体

拉卜楞

bla brang ba

甘南夏河

赤美滚登

寺院业余团体

 

抒发一下身心。在拉萨,到“诺布林卡”(nor bu gling ka)达赖的夏宫去公演,市民蜂拥而至,万人空巷,可算作第一个高潮。各地剧团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当地中心城市、中心地点聚众演出。近若干年,许多剧团利用这一机会,组织起大规模的“会演”,带有比赛和交流的意味,更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看戏的心愿。一些以唱腔、演技著名的演员到处受到欢迎,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朋友。演员们随着季节的转换,逐渐从城市转入农村,到各地去表演。有的还远行到国外,到印度、尼泊尔等喜玛垃雅山的南麓的藏语区演出。他们拖家带口,生活形同流民一样,极为清苦。但是,为了艺术事业,为了满足群众的娱乐要求,他们不怕辛苦、劳累,翻山越岭,走乡串镇,随时作一些广场演出。有时,他们也帮助当地群众做些家庭的农业劳动,诸如收割、打场、脱粒等,做这事,他们也是行家里手。这是藏戏团的一个基本特点:植根于人民,来自人民,服务人民。[3]

由于历史的条件所限,演员都没有进过专门的艺术学校,没有类似的“科班”培养,往往是世袭的、家族的传授,父子、夫妻组成班子,世代祖传、子继父业(或婿继翁业)。这样,流派的形成与家庭的师承几乎是一致的。导演,藏语称之为“劳本”(slob dpon)或尊称为“根拉”(rgan lags),是最受尊敬的师父。他熟悉戏剧故事,熟悉情节和剧中人物,往往由他口述故事,划分场次,分配人物,组成一出出戏剧排演到演出。[4]

既然是家庭世袭的班子,或者是师徒传授的流派、相互之间协作极好,很少闹纠纷和意见,也很少有人争名次、待遇,真正做到情同骨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境界。而演员上场时又是非常认真、丝毫不苟、相互配合、默契、令人感动、佩服。这些剧团走街串镇,历经风雨,颠沛流离而不后悔,完全靠的佛教的“利他”教义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相互鼓舞和支持。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藏戏团体身上发现这样的优良传统。

 

 

 

从剧本、舞蹈、唱腔、服装和面具等方面来考察,藏戏是在佛教文化、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宗教酬神谢鬼等几个不同的艺术土壤上共同组合而成的。几百年来,有无数的艺人、艺术家、剧作家(都是高档次的高僧大德)和戏剧爱好者不断的努力丰富、提高、充实汇成今天独具风格的、有浓郁民族特点的剧种。过去,长时期是以广场演出为主(舞台的、室内演出是近若干年的新的变化),它要求演员“唱”、“做”连合广场的演出需要,一般是音量宏大,舞姿流动。由于广场空旷,声音散失较快,演员必须以高亢的嗓音、起落幅度较大的动作,用以引起观众的注意。这也就是藏戏具有的粗犷、雄劲格调的特点的原因。[5]

根据几种剧目的演出底本上所标明的唱腔来统计,至少有二十种以上,男女老幼、音乐悲哀、激越回荡,各各不同,可划分为四大类:

藏戏曲调名

在剧中所表现的情绪

达任brda ring

表现欢乐、舒畅的心情。

教鲁skyo glu

表现愁苦、悲痛的心情。

达通brda thung

一般性的叙事。

当罗vdang lo

感情变化、起伏迭宕。

演出时,演员根据剧情的变化,时时更换唱腔,细致地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刻划其内心世界。如《朗萨姑娘》一剧中,在剧本上标明几种不同的唱腔来表明人物的环境变化和心情的起伏。《诺桑王子》一剧中,王子出征所用的唱腔与回宫时所用的唱腔迥然不同,这一点说明藏戏的唱腔设计是很有讲究的。还应该说明藏戏的唱腔沿用《诺桑王子》、《卓瓦桑姆》等几个传统的剧本中人物的唱腔作为曲牌的定名,如:“诺桑北征调”、“诺桑回宫调”、“噶拉旺保调”、“色玛壤高调”等等。还必须了解寺院中的梵呗和礼赞佛曲对藏戏唱腔也有借鉴作用。

演唱时,有打击乐器伴奏,伴随者剧情的发展,演员边演边唱,另有一位专门旁白演员,藏语称为“雄桑肯”(gzhung sangs mkhan),意为“剧情述说者”,由他交代剧情的进展,一般采用“快板”和“数板”的形式,而剧中人物则专心致志地玩腔吟调,唱得字正腔圆,有时能把字音拖得很高很长,形成藏戏特有的拖腔。听到这种唱腔,能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风雪高原、辽阔大地、峡谷险滩、激流、奔马、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等壮美的场面和自然景观。

藏戏的唱腔和舞蹈动作也是相互配合的。舞蹈的基本动作与内地许多地方剧种相似,都是以模拟和夸张手法来表演故事内容。以藏戏的舞蹈语汇来说,有它自己的特点。如骑马、行船、爬山、登楼、马驰原野、鹰翔天际、上天入地、擒魔降怪、礼佛拜祖……都形成一套格式,人们一眼就可知道舞蹈所表现的内容。由于藏戏的舞蹈动作一般都是从现实生活的动作提炼和加以夸张而来,给人以和谐、壮观、实在的美感。有些动作如揖拜、敬礼等还体现了早期藏戏所残留的直接来自宗教仪式的遗迹。

舞蹈按姿势、节拍和动作可以分为六类,每一种舞蹈节拍、图形、手和是的要求不同。

列表如下:

舞名

样式

表演内容

顿达

stong dar

由慢而快,跳动

出场时用

切仁

phye ring

转半圈先右后左,曲线进行

行进中用

恰白

phyag dpal

手作致敬、揖礼

敬礼时用

格切

gar che

转整圈、环行

用于长途跋涉

德东

der stong

慢步

静场、休息时用

波尔钦

phor chen

转大圈、双臂平伸地面成60%角、旋舞

武功、按艺

舞蹈动作是演员的基本功夫,由于造诣不同,功夫深浅,因人而异,许多特技演员的表演并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达到的。某些演员的“旋子功”轻如飞燕、迅若惊鸿,成为人们口头传颂的美谈。

面具(vbag)也是藏戏的一大特点。在早期藏戏的历史上,面具不可缺少,每一角色人物在戏中都戴上不同的面具。到了近代,人们追求现实感,在剧中除了仙人、魔怪的角色以外,都已很少沿用传统的面具,而采用现实了妆粉了。因为面具有其局限性,面部表情无法表现出变化,而演员在诵唱时也受到面具的影响(有时,面具被推到头顶上,以便诵唱)。但,面具有时与京剧的脸谱相近、各种面具也表现出群众的欣赏趣味,象征性的面具也是艺术历史的积淀,引起人们的注意。布达拉宫的璧画上,藏戏演出的场景维妙维肖。可以见到面具被演员顶在头上,或者戴在面上都是当时写时的纪录。目前人们常见的面具是丑角、仙翁、武士,以及动物的形象,很少有新的内容。藏戏面具曾于1987年在日本举行的“国际面具艺术研究讨论会”上展览,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注意。

藏戏的服装历来是采用古装,如国王、宫员采用蒙古缎袍,极其华丽庄重;无论是衣、帽、靴、佩饰都以清代的官服为主。衙役、差人之类随员的服饰也是随着官服而档次稍低;妇女服饰则颇为艳丽,珠宝满头,缨络垂胸。贵族峨冠博带,显得雍容华贵。劳动者的衣着极为马虎,几乎都是就地取材,不加选择,近于写实。由于高原气候早晚与午间温差较大;演员的服装不能脱离实际,一般都是宽袍大袖,厚重凝敛,在舞蹈动作中,略加扎束而已。武士、将官在官服外,裙枹之上加一层绳珠网络,使他们在动作时摇曳多姿、生动活泼。近若干年来,演出时人演员服装大有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时装,只是在色彩和质料上讲究一些而已。个别剧团采用了京剧的服装上场,只是一种尝试,效果如何还为要了解、观察和研究。

 

 

 

藏戏的演出,除了折子戏以外,一般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顿”(don)或称“温巴顿”(rngon pa don)是演出的序幕。目的是介绍全体演员跟观众见面,同时平整场地。也表演一些歌舞和诙谐的、滑稽的小节目,用以集拢观众,为正戏演出做好准备工作。根据我们从《诺桑王子》一剧的序幕来考定:“温巴顿”原是该剧中“猎人出行”的情节,逐渐成为固定的程式,不管演甚么戏,都以“温巴顿”做为序幕、引子。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诺桑王子》确实是最古老的剧目。

第二部分:“雄”(gzhung),意思是正文、正戏,也就是演出的主要内容。大的戏码子上,一出戏要演两三天,至少也要演一整天。好在一般观众早已熟悉这些戏剧故事、情节,人们在这里再来看(听)戏不过是一种娱乐和享受,一种文化生活的调剂。人们可以闭着眼欣赏某一演员的唱腔,可以顺着舞姿欣赏其基本技艺和功夫。笔者见过一种剧本,是在演出时提供达赖喇嘛看藏戏对照翻阅的脚本。文词特别讲究典雅、唱腔曲牌都一一注明,可以想像当时在演出高潮时产生的文化、情感的激荡与交流。也说明了藏戏的唱、做、表演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规范化了。

第三部分:“扎西”(bkra shis)意思是“吉祥”是在正戏演完之后,举行的全体演员为观众、为地方祝福迎祥的仪式,也伴有歌舞。同时,接受观众和地方头人、富户的捐赠,形式是庄重的,心情是欢快的,观众和演员的心联成一片。

 

 

 

藏戏的起源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有一份手抄本的藏戏《云乘王子》(rgyal po sprin bzhon)的演出本,是雄顿多尔杰改编的,这位颇有名气的作者,在序言中说:

......往昔,我雪域之最胜成就自在唐东杰伯赤列尊者,以舞蹈教化俗民,用奇妙之歌音及舞蹈、如伞纛复盖所有部民,复以圣洁教法及伟人之传记,(演出)来扭转人心所内,而轨仪殊妙之“阿佳拉木”遂发其端焉......(原手抄本第五页下,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

这一段话与民间传说基本一致:

1。藏戏是由唐东杰伯发明创造的。

2。藏戏是以圣洁教法(佛教)和伟人传记为主要内容的。

3。藏戏是用以歌、舞、故事来扭转人心所向──教化人民的。

也可以说,这一段话是关于藏戏起源的重要论述。按唐东杰伯其人,是噶举派(白教)的一位圣者,据《正法白琉璃大事年表》所载,生于藏历第六饶回(rab byung)的阴木牛年(乙丑),即公元l385年。那么,藏戏既是他发明创造的,不会早于十四至十五世纪。

在另一部《萨迦世系史》中,也有一段关于早期形态的描写:

......昆宝王生于阳木犬年(甲戌)(公元l034年),幼聆父兄之教,尽悉之,对新旧密法意窃向往。时,卓(vbro)地有大庙会,往观焉,百技杂艺之中,有巫师多人,自在女辈二十八人,戴面具,手持兵器,另有长辫女郎击鼓,众人随之而舞,至为奇观......

这一段文字说明,远在十一世纪时,即有哑剧形式的表演,并且能吸引为数不少的观众。这可能就是藏戏的最初形态。笔者曾在萨迦寺附近作过调查,藏戏老演员旺阶先生以两个夜晚时间,口述一出名为《巴空木》(dpav khums)的藏戏哑剧表演形式,可以作为旁证。而藏族著名学者江洛金先生、察珠活佛和藏戏团著名导演扎西顿珠先生都曾讲述过同样的传说:

当初,雅鲁藏布江河水汹涌,来往旅人过河时,都靠牛皮船划船过渡,经常发生危险,人畜伤亡,甚是可惨。唐东杰伯尊者悲天悯人,发下宏誓大愿,要在雅鲁藏布江上下兴建十三座铁索桥,以便利过渡行人。他的悲悯心愿得到山南宾顿村七姐妹的支持。于是,由她们组成剧团,表演神仙救人、善有善报的故事,用以化导群众,募化铁料和资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终于建成十三座铁索桥。桥成后,唐东杰伯被称为“甲桑巴”(lcags zam pa),意思是“铁桥师”。而藏戏从此就流传于藏区各地。

这三位先生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睿智的语言,动人的传说给人们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记。这一传说说明藏戏作为艺术的品种,它产生于劳动,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创造,产生于佛教文化的氛围之中。

在藏区,另有一种说唱艺术,称为“喇嘛嘛呢”(bla ma mani),意思是“蜻蜓”。原来是因为西藏的这种说唱艺人,身背着经书(也许就是“变文”形式的佛经故事书),横着于背拴在身上,在城乡巡回,远远看去,就活像一只蜻蜓。于是,人们称之为“喇嘛嘛呢”──蜻蜓。

这种艺人,在城市或者乡镇,人烟稠密处,挂起一幅“佛本生唐卡”(skye rabs thang ka),然后就用木棍指着“唐卡”画面,边说故事,边唱呗赞,说说唱唱,围坐在他面前的的群众,随着故事时节,感情起伏,时而哄堂大笑,时而蹙眉愁苦,时而流泪悲伤。艺人在这时,成为观众的中心,他一人担任剧中的几个角色。有时成为威严凛凛的国王,就以国王的口气发号施令;有时成为慈祥恺悌的母亲,用慈和温顺的口气抚慰儿女;有时则用娇憨玲珑的少女口吻,笑声朗朗;有时又以英武豪迈的口气摹拟王子、英雄;时而摹拟奸诈狡猾的奸臣,狞狞恐怖的妖妇,无辜受害的百姓,流离播迁的受害者……都随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变化。这时,围观的群众则随着艺人的“独角戏”而喜、怒、悲、欢,俨然收到戏剧的效果。

艺人往往是还俗的僧侣,粗通文墨,知识渊博,走村串镇,见多识广,能记得若干佛经故事,出口成文,颇受群众欢迎。窿们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不需要演剧时的道具、乐器、服装等等条件,只是由艺人独自一人承担,简单易行,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

艺人所说唱的本子往往就是戏剧的本事,而缀以长行──“讲”和“唱”,配在一起。经常演唱的故事(也就是藏戏的脚本)有以下几种:

《赤美滚登》(dri med kun ldan)

《朗萨姑娘》(snang sa vod vbum)

《诺桑王子》(chos rgyal nor bzang)

《苏吉尼玛》(gzugs kyi nyi ma)

可以准确无疑地断言,这些说唱的故事正是藏戏经常演出的剧目,无一例外。我们是否可以引申一步:“喇嘛嘛呢”这种说唱艺术,是藏戏的姊妹品种?或者说:“喇嘛嘛呢”,这种说唱艺术为藏戏的发展准备了客观上的、硬体条件?假若,我们从汉地的“变文”到“杂剧”的发展历史来推断:“喇嘛嘛呢”这种说唱艺术是藏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且,藏戏发展了,流行了,在城市普遍演出了,“喇嘛嘛呢”这种单人独骑,走闯江湖的独行侠并末被淘汰,他们仍然以其方便易行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不衰,与藏戏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我们知道,佛教是拥有广大信众的宗教,在民间有深厚的基础,佛陀本人就很喜欢接近群众,一贯主张把自己的认识、道理向群众宣传。同时,在与群众接触中,也得到支持和精神鼓舞,得到感情上的交流。在佛陀涅槃以后,佛弟子们又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举凡诗歌朗颂、故事讲述,都被佛教师父们用来宣谕佛陀的伟大理想和教义的方便形式。佛陀所主张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毗尼母经》卷八所记佛陀的主张:“我法中不贵浮华之言语,品德朴实不失其义,令人受解为要。”在巴利文佛经中,佛驼说:“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从藏戏上演的剧目中已经考知直接来自佛经或佛经故事的有:

《赤美滚登》(dri med kun ldan),这是根据《大藏经.方等部》的(佛说太子须大拏经》直接改编而成。在人物、情节和主旨上与原来佛经完全相同。祗是在藏文译文《圣者义成太子经》(《甘珠尔.诸经部》东大目录No。351。vphags pa rgyal bu don grub kyi mdo)增加了一些内容,而宣讲六度之首──布施(sbyin pa)一度的功德,淋漓尽致,成为“喇嘛嘛呢”和藏戏经常上演的节目。

《敬巴钦保》(sbyin pa chen po),是《贤愚因缘经》(mdo mdzangs blun)的“大施抒海缘品”(汉文,在第三十九品;藏文,在第三十品sbyin pa chen po rgya mtshor zhugs pavi levu)故事的直接改编。

《絮贝旺秋》(bzod pavi dbang phyug)是《贤愚因缘经》的“羼提波罗因缘品”(汉文,第十二品,藏文,第十一品bzod pavi levu)的故事衍化而成。

《岱巴登巴》(dad pa brtan pa)是《贤愚因缘经》的“善事太子入海缘品”(汉文,第三十三品;藏文,第五十品rgyal bu dge don gyi levu)的故事改编;而且仅仅把主人公的名字由dge don换成dad pa brtan pa(坚定信仰)而已。

《云乘王子》(rgyal po sprin bzhon),这是根据梵剧《龙喜记》(藏文译本作klu kun tu dgav bavi zlos gar丹珠尔经.本生部,No。4154,雄顿译师译。)改编。而《龙喜说》是佛本生故事之一,云乘王子是佛陀的一次转生,他悲悯龙的无辜被大鹏鸟的啄食,以自身血肉之躯,供大鹏吞噬,终于感化了大鹏,断除了噬食龙种的习性。雄顿讲师,名多尔杰,是八思巴(vphags pa,l235~l280)的弟子,随侍八思巴在大都弘法,受到都城杂剧的薰染,改编《云乘王子》,对藏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可以视为藏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苏吉尼玛》(gzugs kyi nyi ma)一剧的前半部是佛经《大智度论》中“一角仙人”的故事翻版。苏吉尼玛名为隐士之女,实为牝鹿饮仙人精液受孕而生。也可以说是根据另一个佛本生故事改编而成(一角仙人也是佛的一次转生);后半都作为王妃所受的恩宠与苦难,又纳入了梵剧的基本形式。

根据藏戏剧目,可以确信,以佛经或佛经故事、佛本生故事改编而成的剧本占据重要地位。

简单的几句结论:

藏戏是在寺院中的宗教舞蹈、民间歌谣、佛经故事三者结合而形成,经过说唱艺人的琢磨、改编,又吸收了元大都的勾栏杂剧而形成的藏族的民族艺术。也可以说是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孕育成长的民族艺术。

 

后记:笔者在西藏各地生活过十三个年头,最喜爱观看藏戏,曾将藏戏故事译为汉文发表;出版过《藏戏故事集》的汉文本和英文本;撰写过“藏戏和藏戏故事”、“敦煌本《贤愚因缘经》及其译者”、“谈谈藏戏故事”等数篇论文,并在《藏族文学史》一书中,撰写藏戏专章。近几年来,反覆思考,觉得藏戏的产生、发展中,使佛教文化起了主导作用,从而感觉到佛教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今乘“佛教文学与艺术”讨论会之机,草成此篇,请方家不吝赐教。

 

 

戉寅春节于北京

 

 

[1]请参看《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l985年,成都)第3编。藏戏/第354~37l页,系笔者承担撰稿者。

[2]根据佛教传统,夏季三个月雨水充沛,虫蚁滋生,为了不杀生,僧人在寺内举行,“自恣”──自我检查戒行,不准外出,称“夏安居”。

[3]第一个国营剧团──西藏藏戏团,五十年代组建,以“觉木隆”剧团为基干,吸收各地演员参力,才有了固定的专业剧团。

[4]已故的罗桑多吉先生长期担任导演,而且自充演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于l993年病故于拉萨,令人怀念。

[5]据察珠活佛的口述,许多剧本由闷喇嘛(mon bla ma)在本世纪初改编定型,可惜这位作家身世无考。

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