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西藏最早的寺院是桑耶寺，建于吐番王朝(公元779年)，标志着西藏第一座寺庙诞生。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经过灭佛打击后的佛教在西藏土地上再度兴盛，托林、萨迎、粗布等大寺相继出现。公元1409年，黄教首建甘丹寺，后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相继建成，西藏的寺院建筑进入了全盛时期。据《圣武记》记载，到雍正十一年上报理藩院的黄教寺院数字达3477座。

正如藏族的许多寺院一样，其每种形式、每个方面都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桑耶寺在建筑的总体布局、殿堂设计上是以佛教的宇宙模型为蓝本，采取对比统一的手法。寺中央高置乌孜大殿，用它象征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南北的尼玛殿和达瓦殿，象征日、月；大殿四周有白、青、绿、红四座舍利塔，象征四大天王；围绕大殿的十二座建筑物象征须弥山四方威海中的四个大洲和八个小岛；圆形的外墙，暗示着世界外围的铁墙；几条沿围墙转经朝拜的小道，表示法轮长转。殿堂内部通过帷幕、色彩的处理，造成光怪陆离的神秘气氛，殿堂内一般都很幽暗，而佛像则十分光亮，大概也含有象征“举世昏暗，唯有佛光”的神秘意蕴。

西藏寺院建筑大体分为平川式建筑和依山式建筑两大类。

大昭寺可算是平川式建筑的代表作。这座群楼拥簇、金光闪耀的唐代建筑(建于公元641?/FONT>650年)，融汉藏风格于一体，由它开创了藏式平川式寺院布局的新格式。主殿居中，经殿佛殿环绕四周，与汉式寺院的对称格局迥然不同。

主殿主体建筑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干墙用花岗岩砌成，高三至五层，下大上小，侧视面略呈梯形，最上层为平台，土木结构的殿堂就建筑在平台之上。

殿堂的屋瓦及四周装饰与汉式琉璃瓦不同，用铜皮鎏金制成。金顶上的金鹿，传说是菩萨的化身，两眼盯住法轮，象征着佛陀在野鹿苑说法。金顶飞檐下的狮子、水兽、共命鸟雕饰带有浓郁的印度、尼泊尔寺院顶饰风格。

主殿正殿有二十根巨柱，支撑着大殿三层主体结构，大。殿的梁、枋、柱、门楣处布满飞天、禽兽等浮雕和彩绘，柱头斗拱上的浮雕有裸体或着衣人物以及天鹅、白象等，刀法古朴精练，堪称一流佳作。

布达拉宫。在西藏所有的宫堡式建筑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布达拉宫可作为藏式依山式寺院的典型。这座建于公元七世纪，被誉为人类建筑史上伟大奇迹的布达拉宫，以雄伟壮丽、金碧辉煌而著称于世。那些鳞次栉比的梵宫琳殿层层叠叠一直覆盖到布达拉山(红山)顶，宫城顶上的续金宝幢像火焰一样闪闪发光，照得整座红山，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拔地而起一千间宏伟的宫室。布宫宫殿高达200余米，数米厚的宫墙基石全用巨型花岗岩直接砌在红山岩体上，由红山南麓，婉蜒而上，直至山顶。主楼十三层，分红、白两色宫，上有金殿三座，内有正厅、佛殿、经院、灵塔，回廊曲径纵横交错，犹如迷宫。宫内难以数计的浮雕、圆雕、壁画、彩绘、金银饰物，精美华丽，五彩缤纷。所有的廊柱、椽梁、门楣、斗拱都雕刻着花纹、人

物、鸟兽和彩云，尤其藻井的精美堪称为东方艺术图案的佳作。

布宫内有大小不等的入座灵塔。最引人注目的是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塔饰，塔身全用金皮所包，据说共使用了黄金ll万g千零82两，塔身金皮上镶嵌着珍珠、宝石、珊瑚、琥珀、玛蹈等，有18677颗。布达拉宫是珍宝之宫，藏族宗教的艺术之宫。

甘肃夏河的拉F楞寺也是这类藏式依山式建筑。

拉寺建于1709年(清康熙四十九年)，主要建筑如大经堂、闻思学院、弥勒佛殿和嘉木样府邮，几乎全集中于依山的高处，从山坡到河边，基地由高到低，周围三面簇拥着大片低小的僧舍，参差错落，更衬托出主体建筑群的宏伟壮观，庄严巍峨。

藏式寺院的风格，体现在无论经堂、佛殿或僧舍，都注重墙面的装饰，墙头都用暗棕色的便玛墙带。“便玛”是红柳的意思，便玛墙是将红柳条扎成小束，染成暗棕色锄齐，中间用垂直木根贯穿，固定在上下墙中；墙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木枋，表面刻出一个个黑底白饼，称为月亮枋。墙带上常贴有铜质鎏金佛教图案和梵文，在深红色的底上闪闪发光。经堂便玛墙下的藏式窗户，呈纵长方形，上沿挑出窗檐，挂布帏。梯形的斜边与倾斜的墙角轮廓相呼应，再加上飘动的帏，使整个墙面显得生动。

拉寺的大经堂、佛殿、学院等建筑的空间大小，高低都有强烈的对比，通过精心安排的转接和过渡，结合成有意味的系列，以造成不同的气氛。走进闻思学院，从前殿、前庭到经堂、后殿，地面越来越高，光线越来越暗，进入大经堂，空间顿感压抑，一座面积1700平方米的大殿，高5米，四周不开窗户，矗立的柱网和满月的幢幡，昏暗中闪动着酥油灯光。后殿地两比经堂更低，但内部空间骤然高起，拥挤着巨大的佛像和灵塔，这时人们的心理在经历了压抑和恐惧之后。升起一种崇敬和圣洁感，五体投地匍伏在神佛的脚下。

按教义规定，寺中的主宰建筑使用红、黄、深棕色，而大片僧舍和塔一律刷碎白色，有形的窗框四周和大门洞凹入部分则涂以浓黑色，再配以闪闪发光的金顶和屋顶上鎏金饰物，更加深了中心部位建筑的统率作用。寺院外围的转经廊则把全寺中心浓郁绚丽、边缘清淡素洁的色彩统一起来。

汉藏结合式的寺院在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分布较多。这类汉藏式殿宇较多地吸收汉式寺庙中轴线布局的特点，棗般也有三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主体结构基本采用汉族的木结构间架，最顶端还加上了一个汉式歇山式大屋顶。但常常是将数个殿宇组合成一座相连的建筑群，俗称“勾连搭”，在组合中又交错安排纯藏式或汉藏式建筑。

内蒙古海拉尔的甘珠尔庙、古达茂旗的百灵庙大经堂、包头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大经堂就是这种样式。大经堂由三座歇山顶的殿宇组合而成，在中殿外部底层则围以藏式围墙。最后一殿乃是通天柱一贯到顶，‘内供大佛，并建二层回廊以便观瞻。在这些殿的细部装饰上“，除正吻、角兽外，又常用喇嘛庙特有的火焰掌、莲花、倒钟等，‘四角还装有三股戟、宝幢，使建筑物显得灵活轻巧。

最著名的汉藏结合式是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塔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塔尔寺的建筑布局和殿堂结构十分巧妙。它把汉式的坡屋顶、斗拱、方亭和藏式平顶密梁的碉式结构、梯形窗、异形柱等结合在一起，生动和谐，构成汉藏结合的艺术风格。

大金瓦殿、小金瓦殿、大经堂和密宗殿都采用院落形式，主殿与亭阁间杂配合。斗拱、飞檐保存了汉式建筑色彩绚丽、

结构严谨的风格，与藏式平屋顶上的金色法轮、宝幢辉映照耀。

尤其独具特色的是大金瓦殿那金碧辉煌的金顶。公元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用黄金1300两、白银l万两把平屋顶改为金顶；1740年(乾隆五年)又用白银27000两重镀金瓦，并安置金顶宝瓶、喷焰宝瓶、金鹿；金轮等喇嘛教的饰物，形成了一座三重檐歇山式的大金瓦殿。

最为奇特的是有168根柱子的大经堂，面积为2050平方米，加上回廊共计有2750平方米，可供六千僧人诵经。这是一座二层平顶密梁藏式大殿，堂内各柱都用蛹龙图案的彩色藏毯包裹，主梁雀替纹饰类似汉式建筑的大雀替图案。整个经堂内挂满了唐卡、帏幔；幢幡和堆绣制品，加上彩绘、精雕梁柱、藻井和壁画，在幽暗的光线下，显示出一种密教特有的深邃而神秘气氛。

塔尔寺的门框、山墙和照壁上保留了大量藏式砖雕装饰。绿色琉璃照壁、砖壁吸收汉式砖雕技术，而人物、禽兽、花卉图案则带有明显的黄南五屯藏传佛教艺术风格。

编辑：杨杰

 

佚名

 

密植式古塔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现存最早的一座古塔，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塔为十二边十五层砖塔，二层以上，密檐相接。第一层有四出入口与八佛宪，上部均加印度式的火焰纹拱券，十五角柱头有莲瓣，为北朝手法。最上是一个砖雕的窣堵波式的刹，其相轮与云冈石窟所见相同。塔身全用浅黄色砖砌筑，高达四十余公尺，丰满柔和的抛物曲线和密密层层的砖檐，状极壮丽，富于浓郁的异国情调。

 

亭阁式塔

在敦煌、云冈、麦积山等北朝石窟浮雕塔中，单层塔，颇似印度原型，而多层塔则均受我国亭阁式木塔的影响。地面现存的实物，以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为最早。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平面四方形，塔身四面正中辟门，门作半圆拱顶。塔身用石块叠涩挑出五层作为塔檐，呈内幽的弧线。塔顶成四角攒尖的锥形屋顶，上置石刻塔刹。塔刹须弥座上安置有蕉叶形插角，正中托起一个五重相轮的塔刹。它的造型非常简洁、古朴，从这里可以看到印度串堵波和中国楼阁相融合的初始形式。

 

唐代方塔

方形平面的塔在唐代很盛行，木塔渐少。唐代的砖塔，从外形来看，继承了四面八方的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是西安慈思寺大雁塔和荐福寺小雁塔。

大雁塔为高宗所建(公元2年)，方形密檐，体身粗壮魁伟。四角七层，总高64米，因被建造在一个方45米、高4.2米的高埠上，望去高入云天，故有“高标跨苍弯”“突兀压神州”的恢弘气势。

同大雁塔的粗犷壮硕相比，小雁塔更显得飘逸、静雅。塔为四方形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它通高4.3米,底宽11.38米,轮廓曲线收刹秀丽,刚劲而遵健。令人惊奇的是,小雁塔经历过70多次地震的袭击,塔被毁去二层,现存13层，曾三次裂而复合，这一厅厅现象，使小雁塔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西安的圣教寺玄奘塔、香积寺塔，河南嵩山永仄寺层塔和法王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都是这种高耸巍峨的唐代方型古塔。唐代前期的塔，外形忙收分极为显著，乘法而明朗，后期则渐变直线形，塔顶也由前代之本华蕉叶与覆钵转变为叠涩屋顶。

 

宋代八角塔

宋代的塔，形制由四边渐变为六边、八边或十边形，但以四维四边的八形最普遍。这种肇源于八卦方位图式的塔，不仅轮廓曲线优美圆浑，而且趋近于圆珠笔形的平面更有利于结构的稳定。

在塔的高度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北宋年间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又称料敌塔，八角十一层，高达84米，比上海24层的国际饭店还高，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料敌塔通体涂成白色，塔檐是用砖层层叠涩挑出短檐，呈现明显的凹曲线。塔刹的形式，是在刹座上施以

巨大的忍冬花叶，覆钵上置铁制相轮和露盘，刹尖有两个青铜宝珠。

与外体的朴实无华迥异奇趣的是塔内绚丽的装饰格调。每层回廊斗拱上有砖制的平棋(天花板)，雕有各式精美的花纹。从第四层到第七层平棋改为木制，在板上施以彩画。‘这些彩画写实性强，色彩热烈而激越，与明清彩画的装饰趣味很不一样。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绚丽的壁画艺术竟抹淡了料敌塔军事与宗教的意义，历史留下的是它独特的审美价值。

开封佑国寺铁塔也是这种典型的八角形楼阁式宋塔，通高57．34米，八角十三层。铁塔瘦削如笋，拔地而出。其实铁塔并非铁铸，而是用铁色琉璃砖相拼砌成。不仅整个塔身由琉璃面砖砌成，连各层屋榴的梁椽、斗拱、棂窗均用各色琉璃制作。塔面琉璃砖上刻有佛像、菩萨、飞天、天王力士、狮子、麒麟、伎乐和莲花，堪称一座巨大琉璃雕刻烧制的艺术杰作。

开封相国寺繁塔，为现存宋代六角形砖塔最古之例。除此之外，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北京天宁寺塔以及辽宁义县广胜寺塔都是密檐八角造型，只是塔座的须弥座和塔身的雕琢更趋繁丽，在塔身额方下面往往增加一些装饰性的如意头。

宋代江南的塔，比起伟岸雄放的北方塔，则显得玲珑精美，轻盈秀气。杭州的宝俶塔，纤丽的造型，宛如美人，在西湖烟雨朦朦笼罩下，更平添无限风韵。六和塔、灵隐寺的双石塔、上海龙华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罗汉院双塔、镇江甘露寺铁塔也都是江南特色。飞檐翘角，塔檐伸展深远，平座之下，有斗拱层层挑出，显示楼阁式塔参差造型和精湛的工艺之美。

 

应县木塔

隋唐以前的木塔早已风毁火焚，现存唯一的最古、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保存最完整的是辽代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又称应县木塔。木塔为八角形平面，底径30米，通高67．3l米。它是东方建筑史上的：鬼斧神工”。它“鬼”的地方，是它通体没有一颗钉子。塔的结构是将斗拱、梁枋组成一个整体，层与层之间柱子连接不用榫卯，更不能用钉子，而是将上一层柱子下端削尖，自然地插在下层柱子顶端的凹槽中，也不加．任何固定措施，形同积木。这样的结构自然是极不稳定的，风一吹便摇动，发出吱吱哑哑的声响，使人感到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然而，正是因为它的每个点都不稳固，，致使这些“点”在受外力时都产生一定的位移与形变，从而抵消了外界能量。还有一个奥秘就在于木塔除五个明层外，还守四个暗层，各暗层在内柱与内外角柱之间加设不同方向的斜撑，这种斜撑和梁柱所组成的平座暗层结构，很类似现代结构中的空间行架式的一道圈梁的钢构层。这样一明一暗，一刚一柔，竞使木塔在不稳定中求稳定，历时九百多年，历经地震的多次袭击，却至今巍然屹立。

 

藏式喇嘛塔

印度的窣堵波传入尼泊尔后，原来的半球体变为瓶形或金刚宝座式的喇嘛塔。这种塔式经尼泊尔传入西藏，在藏地广为流传。元朝皇帝把喇嘛教奉为国教，于是这种喇嘛塔便随着统治者的好尚而走遍中原各地。

北京妙应寺白塔是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开始修建的，历时八年才完工。它是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塔总高50．9米。塔基是一座两层“亚”字型须弥座，塔身是”一个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钵，体体下有一圈粗大的莲瓣。塔顶有一个十三层相轮，装饰着华美的流苏和鎏金小铜塔。整体洁白，外形粗犷壮美，充满了异国情调。

与妙应寺白塔东西对峙的北海白塔(清顺治八年)，则是体型瘦高，清秀典雅，显出一派阴柔之美。塔刹的处理也改成相背而置的天盘、地盘与日、月、火焰，覆钵下的装饰由莲瓣换成三造金刚圈。这种不同艺术风格，标志两代喇嘛塔的基本特征，也常被用作鉴别喇嘛塔年代的主要依据。

 

金刚宝座塔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传统，喇嘛塔屡有所建，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棗金刚宝座塔。这种以高台基、五个塔对称排列的形式，其原型仍然来自印度。佛教史上第一座金刚宝座塔是在公元4至6世纪时期，建造在佛陀悟道的伽耶城尼连禅河畔，称为“佛陀伽耶大塔”。这是一座在平台四角各建一幢小方形塔，拱卫着中间一幢大方维形塔的雄伟建筑物。这种造型被称为“坛城”，即曼陀罗式。五个小塔代表五方佛，正中一幢代表大日如来，四周四幢依顺时针代表阿闭如来、宝生如来、‘弥陀如来和不空如来。

北京有三座金刚宝座塔，正觉寺(又称五塔寺）、香山碧云寺、西黄寺清净化域塔都是这种造型。另外，昆明妙湛寺、山西五台圆照寺、正定广慧寺、呼和浩特各存一座，而以五塔寺雕刻最为精美。

云南傣族的“缅寺塔”也是明清时期的一种重要样式。缅塔多为圆形或多角形，其低伏的塔身，高耸俊秀的塔刹，显得绰约多姿，与喇嘛塔粗犷庞大相较，虽为同宗，但风格迥异。

曼飞龙塔(公元1204年)，为一组多座的塔群。九座塔立于同一台基上，中心主塔高16.3米，周围环绕着八座小塔，塔身洁白，塔尖呈金色。大小塔尖，簇拥耸立，犹如雨后春笋，争相破土。傣族人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笋塔”。这种群塔，很可能是金刚宝座塔的一种“缅化”变体。

 

花塔

早期花塔是从装饰单层亭阁式塔的顶部结合密磅式塔身发展而来，到宋辽金时期将雕刻装饰美发展到顶峰。这类花塔如替花仕女，长裙曳地，塔的上半部密布佛龛、佛像、菩萨、动物等雕塑，似锦衣缀满玉石环佩，犹如巨型花束盛开。现存花塔有十余座，正定广惠寺花塔是其中造型最为特异、装饰最为繁丽的典型。始建于金代，塔为三层八角形，高40.5米，仿木楼阁，这种塔被称为楼阁式花塔。塔刹部分竟有13米之高，明显脱胎于喇嘛塔的“十三天”，不同的是它没有一圈一圈的相轮，而改成了一层一层的莲瓣。每一莲瓣里都有一枚影塑，状若虎豹狮象，其间夹杂佛、菩萨及亭台楼阁，涂以各种颜色，远远望去像一束永不凋谢的绚丽花柱。塔刹用一个仿木建筑的八角攒尖顶做结束，也是别出心裁。

 

最小的塔

宁波阿育王寺木雕舍利小塔，仅几十厘米高，是中国现存最小的塔，却是佛教中闻名的一件宝物。传说不得晋泰始年间（公元365—289年），有一个名叫刘萨诃的人，从地下挖出一个青色小塔，“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塔刹有五重相轮，塔的四百都有雕刻，似石而非。并说这塔就是阿育王所造四万八千塔之一，里面藏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南朝宋元嘉二年建阿育王寺，寺内专建一座高50余米、重檐琉璃瓦顶的舍利殿，舍利殿内又建石舍利塔一座，石塔内又有七宝镶嵌的木塔，再里面才是这座小舍利塔，可见珍藏备至了。小木塔也与佛经传记上所说相符，塔身雕刻完全是印度风格，但又与五代吴越王钱弘所造八万四千宝箧印经塔极为相似。那么，它究竟是五代所造，还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不得而知。

 

群塔

除单塔外，中国古塔的排列组合还有许多造型。如双塔，为尊仰释加佛和多宝如来“二佛并坐”而建。较有名气的双塔有山西太原的双塔、苏州的双塔、泉州的双塔。三塔，在佛教上为尊仰三佛（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而建造。最著名的则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群塔排列成行的称为“塔墙”，如浙江天台国清寺的六塔之墙，青海塔尔寺的八塔之墙。成群布置的称为“塔林”，如宁夏青铜峡牛首山排列着108座塔林，位于塔群中最上端的是一个鼓钵式的喇嘛塔，造型极为独特。而现今我国最大的塔群则是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有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砖石墓塔220座，闻名中外，蔚为奇观。

中国千姿百态的古塔，是美的历程。美贯注着时代的精神，凝聚着人的创造、智慧与信仰的力量，展现出各个历史阶段演化的风貌，从这一部木与砖石的艺术史诗中不是看得很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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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的家堵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字也应运而生（塔字既象形，又涵盖了stupa的音与义，从“土”旁，含有封土之下埋有尸骨或“舍利”之意）。然而，中国并没有滋生印度佛教的社会土壤，佛教只好依附传统的礼制祠祀，佛塔也和古典的楼阁台榭结合起来，“上悬铜串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三国时，窄融在徐州大建佛寺，寺中造塔，塔的形式是塔顶“上悬铜窣九重，下为重楼阁道”。）

汉魏时已有了造塔的制度，《魏书·释老志》云：

九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

“天全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构之”即为相叠多层的木楼亭阁。可见木楼亭阁顶上放置串堵波，就是那个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那半圆形的窣堵波代表了佛教的宇宙观。传入中国后的佛塔，中国人却把原来坐落在地上的“天”真正高高举到了天上，下面便以方形平面的楼阁来支撑，这是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

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佛也具有人性，佛所居住的塔也被赋予世俗生活的内容。佛塔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原来埋藏佛骨的阴森的地宫走上了地面，变成了“寺”。所以在中国往往寺与塔建在一起，有塔便有寺。古老宫殿式的寺庙平面展开，既是供奉佛祖的神殿，又可居可游；而那孤高耸天的佛塔，以它巨大超人的空间体量，打破传统古典建筑平缓坦然的空间序列，既是佛陀“涅磐”神圣的象征，又成了风景胜地的标志。“雁塔题名”成为历代文人登临咏怀的风流雅事；钱塘江边的六合塔，成了江船夜行的航标；河北开元寺的料敌塔使佛塔兼有军事作用；居庸关过街塔，下面不仅车马行人可以穿行，凡人经过即是对佛进行一次顶礼；有的地方甚至建塔镇妖以免除灾难，于是佛塔又变成风水塔。颇具意味的变化是，中国人把印度窣堵波那种指向神秘苍弯的象征形象，只是作为一种标记而束之高阁，塔刹以下楼阁则赋予现实人生、清醒实用的理性内容。所以中国的佛塔是“人”的

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王世仁《塔的人情味》，载《美学》第四期）。

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不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风水塔还是文峰塔，细细观察的人总会发现，塔的层数皆为奇数，单层、三层、五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偶数层的塔极罕见，连塔刹相轮也不例外。而培的平面智为偶数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塔等，绝对没有奇数边的平面形式。除了构造上的原因外，其构思乃出于中国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数字在中国除了它的运算功能外，还被赋予哲学的意义。数字有奇有偶，有阴有阳。天数奇数，为阳数，生数；地数偶数，为阴数，成数。天在上，是圆的，向高发展要用天奇数；地在下，是方的，平面展开要用地偶数，这是中国人对数的讲究。天覆地载，高天厚地，天地合一，“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方才有“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崇高境界的追求。

当然，佛教也有自己的解释：塔的四边，象征四圣谛；六边象征六道轮回；八边即是八相成道；十二边指十二因缘等等，而塔的奇数层在佛教中则表示清白与崇高，“七级浮屠”之说亦为常人所知。不管怎样，印度串堵波在与中国楼阁的结合过程中，前者已被后者大大地同化了。

佛塔的中国化正是基于中国人的哲学观与人生观。

编辑：杨杰

 

佚名

 

伽蓝七殿

 

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棗鸿胪寺改建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在这种文化一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个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词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庙，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伤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的寺院习称“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

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明代以后，伽蓝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再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

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

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弥勒是释迦的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称为“四大金刚”。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

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释迦佛或毗卢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释迦佛、左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三身佛（法身、报身、化身）。主尊两侧，常有左右胁侍，即老“迦叶”、少“阿难”，或塑文殊、普贤两菩萨。殿内东西两侧面，多塑十八罗汉像或二十诸天。佛去背后多塑一堂“海岛观音”。

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

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

大雄宝殿两旁的东西配殿，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十八位伽蓝神。东为祖师殿，多供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

其它尚有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等，分布四周。

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也较普遍。以寺为主，或包以园林，或附缀园林，或穿插园林。与寺庙均衡、对称、封闭相反，园林的配置则追摹自然，灵活多变，园林中水涧溪流，似源头无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无穷。这两种相反的艺术格局构成了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层深的欣赏。如苏州的灵岩寺、杭州的灵隐寺、夫台山国清寺、广东曲江南华寺、湖南衡山祝圣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属于此类格局。

 

寺院建筑的艺术处理

 

中国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

基座，分为普通基座与高级基座；以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

飞檐，又使屋顶上独具风韵，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琉璃瓦饰，建筑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种琉璃瓦饰，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因它有张牙舞爪欲将正脊吞下之势，故又称“吞脊兽”。大吻产生于汉代，称鸱尾。最早的鸱尾呈鱼尾形，鸱是大海中的鲸，佛经上说它是雨神的座物，能灭火，故造鱼形以厌胜。

檐角上常排列一队有趣的小兽，小兽的大小多少视寺庙宫殿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共有十个，其顺序是：由一个骑凤的仙人领头，后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狡猊、押鱼、懈豸、斗牛、行什。这些排列的小兽，或象征吉祥安定，能灭火消灾，或是正义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恶。这些造型精美，神态各异的小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

 

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型式

 

斗拱，在屋顶与屋身交接部分设置有一种称为斗拱的木构件，也是古寺建筑的十个显著特征。斗拱是用短木枋组成的一种悬挑结构，主要起支撑巨大屋顶出檐和减少室内大梁跨度的作用。唐宋时期的斗拱硕大雄健，与梁、枋结合为一体。明清斗拱的结构作用逐渐蜕化，成了柱网和屋顶构架间主要起装饰作用的构件。由于斗拱构造精巧，造型变化复杂多变，具有很高的装饰效果。

彩画，原是为了木结构防腐，宋元以后，彩画已成为寺院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特别是梁枋上的旋子彩画，几乎成了明清寺庙建筑彩绘的主要形式。那些用琢墨；大点金、和雅五墨（指青、绿、丹、黑、白，因不用金饰，故称雅五墨）绘成的龙锦图案、旋花、翎毛花卉与寺庙黑黄色的瓦面、朱色的檐柱、白色的台基相配，色彩浓重而有鲜明的对比感，把整体建筑装点得更加绚丽灿烂。

编辑：杨杰

 

佚名

 

1．神山朝拜的深层意识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天下的名山全都被和尚、道士们“占据”了。其实，这个事实用世俗功利的理由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这里面有着深而又深、远而又远的内在原因。这要从印度人神山朝拜的信仰说起。印度人对神圣河流充满感恩之情，认为它们不仅带来养育和灌溉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且洗涤人类污浊罪孽，它是一条导往天堂之路。感恩之余，印度人进一步思索河流的由来，他们溯流导源，穿越喜玛拉雅山，寻到了冈底斯山脉。

冈仁波钦神山高耸的积雪山颠，神奇非凡。五体投地的印度人分明看到了印度河流源于此山，而恒河，也如绸衣滑下。印度人就这样诚惶诚恐地发现了宇宙本源和生命本源。他们把自己信仰的诸神安置于冈仁波钦一凯拉斯山上，数千年来对它顶礼不已（马丽华《西行阿里》）。

为什么印度人把冈仁波钦山当作神出膜拜？

冈仁波钦，印度语叫“喀拉斯”，意为麦如的神秘肖像。麦如为梵语，即须弥山。按照佛教的说法，须弥山是宇亩中心的一座大山，顶上为帝释天所居，半腰为四天主所居，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七金山之外有咸海，外围是铁围山，须弥山居中心，因之称九山八海。瞻部洲等四大洲在咸海之四方，拱卫着须弥山。而冈仁波钦山显现于亚洲宗教气氛的心脏，它是“世界之柱”，“群山之首”。它成为佛教须弥山的象征。

那些印度的朝圣者，从羌拉山口，越过重重山水，走向西藏，走向普兰；从尼泊尔来的香客，手执经杆，风雨兼程，历尽人间的苦难，朝着苍弯下巍然屹立的冈仁波钦神山，朝

着绿松耳石一般的玛旁雍措圣湖五步一拜地缓缓蠕行……

这是一条人世通往天国的神圣之路。

 

2．中国人的自然观

 

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并没有到唐古拉山去寻源拜神，中国人对山岳的崇拜，来自“万物有灵”的自然观。

从“禹封九顶”算起，祭祀山神的圣典，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至于那些高入霄汉，形象奇特，难以攀登的险峻山岳，更认为是通天之处，为神灵仙人所居。《山海经》上说：“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他们认为那最高的昆仑山，‘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

从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秦汉时代的“自然比德”，则来源于更深层的“天人合一”意识。人与天地结构是一体化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肺、肾；自然有五岳，社会有五帝，五方神抵，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分明把人的感情、意志、伦理透射在外部世界，自然山水打上了人文精神的印记。

汉代阴阳五行说，则直接导致中国特有的“风水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　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郭璞《葬经》）

“风水论”用抽象的气来解释自然环境。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两气交流而生出各种变化，浊者沉为地，清者浮为天。山高而巍峨者，称为“后龙”，后龙之后的山脉称为“来龙”或“祖山”，祖山必绵绵婉蜒，方显生气勃勃。左右宜有小山护卫合抱，称“龙砂”。这样的山势环境，才有天地氰员之气往来。“后龙”正面还要有远山对景，称为“案山”　或“朝山”。山峦叠嶂，“负阴抱阳”，草木方显旺盛，乃为“瑞气葱茏”的徵兆。所以“仙山”、“佛国”常建在这些山势奇特、林深木茂之处，因是神仙佛祖所居之圣地，自然被称为“风水宝地”。

魏晋以来，佛教兴盛。由于文人与僧人交游往来，而寺院又往往成为文人政治避难的世外桃园。魏晋文人寄情畅神于自然山水，不仅找到“山水以形媚道”老庄玄学表达的最佳方式，而且发现了山水的自然美。因此多把庄园与寺院建在幽静的山林之中，既可以全身远祸，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适意会少的生活，又可以超脱“红尘”，有利于文人“澄怀观道”，甚至还包括希冀延年益寿的生理需求在内。

唐以后的禅宗，改变了早期佛教持钵行乞的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更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流水清泉之中，领悟生命的真话。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禅师们悟道之所；丛林禅院，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净之地。而那些朝圣者的足迹，常在遥远的青山岭外，白云深处，在一路的山重水复之中，攀上那岭头金顶，才恍然大悟，顿见本来面目。

丛林建筑选址的精心，包含着从观念到实体建筑的佛家原理：第一，利于修道。佛教认为，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尘缘，与世无染。释迦修道之初，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在野鹿苑说法；达摩一苇渡江，见高山秀丽，遂居而悟禅；慧理至杭，见飞来峰颇似印度灵鹫峰，乃筑室而居。可见佛徒皆效法佛祖，丛林建筑多选佳丽之地，于是代代相传，遂成定制。第二，利于广召信徒。游人入寺观光，信徒入寺降香，佛殿肃穆庄严，钟磬贯耳。当人们置身于丛林所掩映的梵宫佛寺中时，与宗教净化意识并生的是身清气洁的审美感受。幽深的丛林与净土世界似乎更有环境、氛围的暗合之处。所以僧家占尽湖光山景，是一种包含宗教目的的选择。

传入中国的佛教，显然已经淡化印度人那种狂热而痴迷的神山朝拜意识，而把宗教的修炼化为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审美的意念，甚至包括上述深层意识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风水之论。这也许就是历代佛教要把寺院多建在深山幽林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吧。

编辑：杨杰

 

01.天下名山僧占多

02.佛山祖庭

03.寺院建筑艺术

04.佛塔的中国化

05.木与砖石的史诗

06.神佛之国——藏传佛教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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