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音乐的活化石

佚名

 

智化寺音乐属汉传佛教寺院音乐,又称庙堂音乐,是我国现存古老音乐之一。

智化寺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初为“家庙”,后赐额“智化禅寺”。寺中,参禅念佛者称为禅僧,演奏佛乐者名艺僧。如今艺僧师徒相传已至第26代,智化寺音乐在管乐和法器的演奏技巧与方法上,五百四十多年来仍然保存了历史的原貌。

智化寺音乐第26代传人演奏的曲目主要来源于《音乐腔谱》。此谱是智化寺第l5代传人永乾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沙写的。这是一本工尺谱。谱中记谱符号、点板方式与民间不尽相同。而智化寺这种记谱方法恰与宋代字谱相同。其中点板符号”同唐代工尺谱一样。可见,智化寺的《音乐腔谱》虽为清代僧人抄写,但留有唐宋音乐字谱的痕迹。谱中曲牌来源不一,丰富多采。有与唐代教坊曲同名的《望江南》、《千秋岁》等,有与元曲相似的《山荆子》、《点绛唇》等。其中最多的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曲牌,如《三宝赞》、《金字经》、《五声佛》等。

智化寺音乐的曲牌分为只曲和套曲两种。单独演奏的曲牌叫“只曲”,若干首曲牌联缀演奏的名“套曲”。白天礼拜《华严宝仟》时用的套曲为《中堂曲》;晚上施放《瑜伽焰口》时用的套曲名《料峭曲》。套曲结构模式有所谓序、身、尾之分。如《料峭曲》的序曲为《好事近》,以《千秋岁》、《醉天平》、《滚绣球》为“身”曲,以《四季》为“尾”曲。这表明所谓套曲是由若干首曲牌按照序、身、尾的曲式排列组成,其中转宫换调都有一定规律。

智化寺的音乐乐制,在办法会、作佛事时,一般由九位僧人诵经、礼仟、敲击法器,分别吹奏管二支,笙二串,笛二支,云锣两架,大鼓一面,饶、钹各一副,档子一面,镊子(小钹)一副。在管乐中,管为九孔(前七后二),笙有十七簧。根据北宋陈场《乐书》的记载,九孔管、十七簧笙为唐宋旧制。演奏时,管子处于领奏地位,要求忠实于原谱,以奏出神韵为佳,笙应富于节奏感;笛的演奏应自由活泼地穿插于旋律之中。各种乐器的演奏者,既相互照应又各自发挥所长,既避免单调齐奏又不得有乱章法!以此体现智化寺音乐的独特风格。

智化寺音乐的宫调有四调,艺僧们称为“正、背、皆、月”,即正调、背调、皆止调、月调。其中“皆止调”,据考证,就是唐代已被讹变为“歇指调”的“褐石调”。“月调”就是唐代“越调”的“越”字之讹。至于“背调”很可能就是唐乐中的“背四调”。可见智化寺音乐四调中有三个调名是与隋唐音乐相同的。

智化寺音乐在乐谱、乐器、乐调、曲牌以及演奏技巧和方法上,都保留有唐宋燕乐甚至上溯到更远年代的一些乐制。正由于智化寺音乐在教授方法、演奏技巧方面,坚持师徒相承,口传心授,不许随意变易的神圣性和特殊性,所以时至今日依旧保持佛教音乐特有的远、虚、淡、静的意境。(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艺术》

编辑:杨杰

 

伎乐盛境

佚名

 

佛教乐舞,源于印度的“无遮大会”。无遮,即谓佛法平等,宽容无阻,不分贵贱众民皆能参与。历时七十五天,有盛大的歌舞戏剧演出。南北朝时传入中国,梁武帝不仅搞“无遮大会”,还举行“盂兰盆会”。梁代三朝设乐,共有歌舞、百戏四十九项。由于佛教兴盛,伎艺开始走向寺庙。凡遇神节或佛庆,许多寺院都有伎艺表演,除了音乐活动频繁外,还有大规模的乐舞。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长秋寺,四月四日行像。“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骤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景明寺,八月节,“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景乐尼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咳亮,、皆妙入神……召诸音乐,呈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忭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宗圣寺里,“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在这些盛大的乐舞表演中,节目既有印度佛教梵音及梵音的汉化形式,又有民间的百戏、幻术和杂耍。

盛唐之时,西域来音,胡舞剧瑚。天丝乐中著名的《天曲》就是一种舞曲。唐玄宗据《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曲》。公孙大娘舞的《剑器舞》也是一种出于龟兹佛曲《苏莫遮》的“浑脱舞”。而《羯鼓录》中所录食曲32首,则是专门用于法会道场演出,而且以假面伎乐为主,其中“毗沙门”与“龟兹大武”,就是一种戴假面具跳的金刚力士舞。

唐懿宗时,佛诞之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廷音乐家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诞生”,整个宫廷,似乎都变成了节日的寺庙。

唐代的舞蹈也一直保留到宋元,著名的如“拓拔”、“浑脱”、“菩萨蛮”等,皆由仿唐而来。宋舞中夹杂有情节性的故事,既舞蹈又表演,后逐渐放进唱、念、做、打的程式,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前身。

宋代寺院的伎艺演出也是相当兴盛的,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内兽戏、杂伎和戏剧女乐的表演,直可以与勾栏、瓦肆的繁盛热闹相呼应。

继唐代俗讲而起的讲唱伎艺,如宝卷、参请、浑经、弹词、鼓词等,在宋时极盛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

俗讲之外,寺院还有自己独立的音乐舞蹈。一般来说。用于寺院庆典、庙会活动的佛教乐舞多体现佛教的通俗性,而用于法事道场的乐舞则要体现佛教的庄严性。

现在还留存的大理佛教舞蹈,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不论在舞名、曲调、器乐方面都保留着佛教的传统。据《唐会要》记载:

骡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云。……袁滋、都士美至南沼,并见此乐。

大理佛教舞蹈一般都是在寺院大殿或信徒家中做法事时表演。寺庙的表演主要在上元、中元、弥勒会、观音会、龙华会等宗教节庆时进行。信徒家的法事,一般设在正房堂屋,时间多在傍晚至午夜。

大理地区现存的佛教舞蹈有五种:

绕坛舞,是类似序幕的小舞段,旨在扫清污秽,躬请神灵降临道场接受供养;

瓶花舞,用以敬佛献佛,亦用于为做斋人家祝福、祈安; 八宝花舞(又名散花舞),供养神佛,表达舞者和主事人崇敬佛的虔诚心情…

莲花灯舞,旨在宣传佛教“生死轮回,四大皆空”的教义;

剑舞(又名斩是风),意在扫除魔障,逐妖祛邪。

大理佛教舞蹈多用唱诵、伴唱或乐器伴奏。乐曲几乎全为佛曲,如《皈依佛》、《小开门》、《仙家乐》、《老老画眉》、《菊花心》、《二合仙家乐》、《释教应门》、《混江龙》、《三旺依》等,有50余首。

演奏乐器有法铃、方锣、铜铓、堂鼓、钹、木鱼、南胡、

竹笛、萧、佛管等等。表演时,分打击乐、管弦乐、唱念交替出现。或混合进行,或打击乐、管弦乐分别演奏某段乐句等几种形式。舞蹈中出现的一些手部动作造型与佛教中的“手印”多有相符。

 

戒幢佛学研究所·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净因法师

在国外求学多年,偶尔也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时常有充当翻译的机会。国外友人经常以某某教授、博士、研究员、硕士及讲师等头衔作自我介绍,相比较而然,不管有多少中国出家人在埸,他们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诚然在中国的古代,欲获得‘某某法师’这一荣誉并不容易,然而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教育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大型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的出家人别无选择,而只能以‘某某法师’来作自我介绍,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应引起人们的沉思!

俗话说,冰冷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今天中国佛教的现状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佛教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只能用多灾多难来描述;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逐步兴起,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佛教也不例外;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发展,以文化大革命为其顶峰,传统文化遭到彻底的否定,佛教因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九八零年,鉴真大和尚像得以顺利地回国探亲,这一活动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全面恢复。二十年来,中国佛教顺利地走过了落实政策、修复寺院、解决寺院管理和加强寺院管理等四个过程。一九九二年一月,在上海招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及时提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兴办佛教教育、提高四众素质的策略,抓住这攸关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力图予以解决。在赵朴初会长之再三强调培养人才为佛教头等大事的呼吁下,全国佛教界纷纷集中人力和物力兴办教育。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四十多所佛教院校,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人才,初步解决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为绍隆佛种、弘法利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佛教教育的现状,xc法师总结为一少二小三低:少,佛教院校培养出来的学僧数量少,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小,是院校规模小,学院校投入小;低,是生源素质普遍比较低,教学素质低,教学质量低。总而言之,佛教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无法与社会大学教育接轨,更谈不上与国际佛学研究接轨了。因此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本身或多或少反映了目前中国佛教的弱点-佛教教育体制尚待完善,佛学研究水平尚未达到国际水准。

综观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近百年来,佛教研究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后成立了十所佛教大学。后起之秀的台湾地区甚至己拥有五所自己的佛教大学。此外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都有自己的佛教大学,并授予相应的学位。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有短短的一百年,然而发展速度之惊人,其研究成果之丰富,不得不令东方学者刮目相看。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号称佛教大国的中国,本有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可今天连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尚待建立,更谈不上办佛教大学了。长此以往,跟不上时代发展之潮流是小事,中国佛教在国际性佛教舞台上的影响力及生存空间也许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继承和发扬国际友好交流这一佛教的优良传统是一大挑战,更不利于正法久住。

时值新世纪之始,为了贯彻赵会长“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指示,在目前创办中国佛教大学因缘尚不具足的情况,西园戒幢律寺创办的“戒幢佛学研究”,是提升当今佛教教育水准切实可行的步骤。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新成立的“戒幢佛学研究所”。换而言之,创办一个研究所固然不易,但要办好它却很难。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共同探讨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出路。把佛教教育与佛教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佛教教育重视在程度。

很显然,现有的佛教院校的办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佛教化世导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按照目前佛学院的现行教育体制,就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识之士纷纷从佛教的教育思想、教制、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师资上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佛教教育质量,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想法,对当今佛教教育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实情况来,各个佛学院现状之改观并不大,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明显,目前各佛教院校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原因出在哪儿呢?我个人以为,这不仅仅是办学的技术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本文在对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就如何打破旧框框,突破旧格局,采用新思维和新构思,创办一所不仅能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而且能提高四众素质的研究所进行探讨。

一、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

长期以来,佛教界内部办教育一直被如下两个保守陈旧的办学指导思想所困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人为的制造佛学研究与信仰的对立;
2、以八宗为纲的办学模式严重地制约了佛教教育的现代化。
现在到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1—1、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得读佛学院时,利用假期外出参学,偶尔也会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比如,听说是读佛学院的学僧,有极少数寺便不给挂单,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读佛学院的学僧大多不好好修行。到国外读后,有时也会有人问,“你们算是从事佛学研究了,还虽要修行吗?”学佛的人研究佛学是否有点不务正业?这些问题产生的根原是没有处理好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强调修行的出家人士认为“学佛”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学佛是效佛所行、修佛所证的行为。他们多讨厌知解,轻视学术研究,视之为形式化,认为只是在佛教的名相上做游戏。另一方面,不少学术研究人员又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对佛学与学佛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正确认识与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办要好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前提之一。

诚然,研究佛学并不等于学佛,但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确有其互动关系。首先,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佛陀把学佛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佛学研究应为前两个步骤-闻与思,这是每个出家人都必须实践的。换而言之,学佛以闻思为开端,以修为行动,以悟领正真的佛法为目的。

其次,佛学研究是进入佛门的方便之一。因众生的根机不同决定了学佛的切入点也有千差万别。总的说来,引导众生进入佛门的方便有二,其一由信而入,然便是解、行和证;另一类众生则由研究佛学,由闻、思而理解起信修行。由信入佛法大海故然直截了当,固然是好,但易迷、易退。换句话话,由信而入,入门容易持久难;由理而入,入门难,但一但进入,不迷、不退、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佛陀特强调解理,而非肓信。中国古人常说的肓修瞎练,其意就在于此。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不同的人,研究佛学的要求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运用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法,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弄清其来龙去脉;有人把研究佛法作为终极目标。以上的方法与目的虽不究竟或彻底,但通过这样的佛学研究,能帮助学佛之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自有其功用与值价,因此其努力理应得到肯定与认同。更重畏的是无论是教界还是学术界,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佛教的各种现象,就能帮励人们了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形式的佛教盛衰之因,通过对各种文言经文的研究,也许会帮助学佛者透过某些名相,穷达其佛法之真实义,依之而修证,这才是研究佛法的最终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讲,身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我以为,不仅要虚心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者和专家学习请教,而且应该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严谨的佛学研究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之真谛。这是学佛者应有的心胸与情怀!

1—2、突破八宗为纲的办学老套路
五年前,我在斯里兰卡的学习暂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佛学院正缺少老师,白光法师打算请我到佛学院去讲课,但很快就被否绝了,其理由很简单,“他懂什幺呢?他能教什幺呢?”当时我心中真有点悲凉-在斯里兰卡呆了八年,也算一直接受正规大学的训练,学位也算拿了几个,最后没有人问我这幺多年学了什幺,能贡献点什幺,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否定一切。如果要给这种思维模式加注的话,那就是:八宗之外没有佛法。这种八宗为纲的佛教教育模式起源于唐代,经过历史的弘扬,已根深柢固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在中古时期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八大宗派的出现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佛教的一种表现形态。

二、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新思维

要办好戒幢佛学研究所,所先必须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应理突破八宗为纲的教学模式,以适合当今实际情况的课题研究来带动研究所的办学。
2-1、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继承“要求我们深入经藏,对古德们的学修心得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与整理,找出适合当今现实世界的佛法精神之所在;所谓”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改革,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如果它的发展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佛法就会受到威胁,如自十一、二世纪开始,由于印度佛教发展为左道密教、印度教之逐渐复兴,及回教侵入印度,而使佛教消灭殆尽,仅孟加拉一带,仍保有些许佛教存在。十五世纪马来半岛爪哇佛教覆亡、南洋之佛教圈、西域佛教之消失,外教入侵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佛教的表现形式,即教化民众的方法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

我们要继承什幺?我以为有两方面值得我们去继承: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2、佛教的优良传统。

(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
一般人认为,所谓佛法,从广义而言,包含一切法、宇宙万有;从狭义而言,多指佛陀所说之教法,包括各种教理及教义等。

然而从严格义意上讲,这种说法还有值得商讨之处。问题的关键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悟’的法与此后四十五年所‘说’的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集在大正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并非佛法本,《圆觉经》称之为标月指,”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称之为筏,是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法,而非佛陀菩提树下所悟之心法本身。佛教通常把佛陀引导众生领悟佛法之方法形容为”法门“,共有八万四千种(即八万四千法门)。

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因为真正的佛法必须是通过直觉而悟来,而非用语言来描述。它的传承只能是以心印心。因此释尊于灵鹫山登座,当其拈华默然之际,大众俱不解其意,唯独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当众宣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佛教通常把佛陀以心印心传给摩诃迦叶之法称之为真如、如如、如实、法界、法性、实际、实相、如来藏、法身、佛性、自性清净身、一心、不思议界。太虚大师称之为宇宙万法之实实相,是常住真理(太虚大师语)。印顺导师说,”法性、法住、法界‘,就是有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的正法。这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遍一切法的正法。大而器界,小而微尘,内而身心,一切的一切’都契合于正法,不出于正法,“
总而言之,真正的佛法是不受时、空的限制;超乎国界、种族、地域、文化、历史之种种时空差别相;无外来与与本土之分别,其特点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见《心经》),因此不存在什幺发展。它微妙难明,言语道断,”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因此根本无法从理论上来进行研究或定量分析,只能通过直觉去领悟它。

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悟之无上胜深之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功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佛陀将教法授予弟子,弟子们辗转传至后世,所结集之经、律、论三藏内容,教导众生如何剖释宇宙现象、人生真相,示导如何解脱以达究竟安乐之法门。这是”佛教“一词的本意。

根据众生的根性、地域的分割、化文背景的差异等,两千五百多年来,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

如果把佛法比譬成水,那幺盛水的容器便如同根机的众生。如果我们把无形无相的水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水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容器形状,称之为一怀水、一碗水、一瓶热水、一壶水等;同样,众生的根机如同容器,大小形状不一,在对机施教、契理契机的教化原则下,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亦有种种不同,诸如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五位百法等八万四千法门。所有这一切都是佛法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非佛法本身。

当水在不同的气温之下会呈现出气体的水蒸汽、液体水、固体的冰等;同样随着时间的变化,佛教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诸如:佛灭后约五百年内(佛灭后一百年起至公元一世纪),原始佛教分裂为二十部,部派佛教因此而得名。在以后的六百年中(到了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大乘佛教急遽发展,大乘分中观、瑜伽二大学派。在最后的六百年中(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由成立而兴盛。佛教在同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变化。

当水中溶入红、绿、蓝、黄等不同的颜色时,水也随之呈相应的颜色,被分别称之为红水、绿水、蓝水、黄水等。同样,当佛法遇到不同的文化时,经过相互吸收与融合后,便呈现出带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佛教,因而在中国,佛教有十三宗、八宗之别;在日本,佛教的表现形式又与中国不同,最具日本特色的佛教表现形式有平安初期真言宗、鐮仓时期之后的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新创立的阿含宗等;在朝鲜半岛,佛教于佛教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传入后,与当地习俗相融合后,便渐渐脱离中国佛教表现形式,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表现形式,如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并无关连;在西藏,印度密教由寂护、莲华生、阿提沙等相继传入西藏后,结合西藏的文化,而表现为宁玛派、甘丹派、迦尔居派、萨迦派等。
水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或不同的环境之下被称之为井水、泉水、池水、塘水、溪水、河水、湖水、江水、海洋之水等;同样,佛教在不同的地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南传、北传与藏传佛教,还有西域佛教、西方佛教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水的表现形式因容器、气温、颜色、地理位置等而有千变万化,水的本质相同,从无任何变化。同样,两千五百年来,因众生的根机、时空的变化、文化风习的差异,佛法的表现形式可谓千变万化,纷繁复杂、高深莫测,然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妙法莲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示众生佛之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换而言之,无论表现佛法的形式千变万化,但目的只有一个,令众生闻法后,“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妙法莲华经》称之为‘一佛乘’,这种法是永恒的真理,它是无法通过研究或学习而获得,只能通过领悟去体验它。换句话说,在对机施教的原理之下,同样一个法,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多采多姿的。如“有漏皆苦"是三法印之一,但如何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让众生了解这个”法",就必须因人因事而有不同的解释。如劳病、伤寒等疾病对古人来讲是至命的,可今天由于科技的发达,这些病已不再那幺可怕了,然而今天的癌症、爱滋病、疯牛病等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洪水、大火在古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今天比洪水、大火更可怕的有核辐射、温室效应等;生意清淡会让古人烦闷,而今天股票的下跌会让无数股民寝食不安,痛苦万分。因此,要想使今人了解生命的痛苦,如果仍照本宣科,只讲三苦、八苦、无量诸苦等名相,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必须选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事例来讲生命的痛苦,才能引起人们的认同。尽管表现形式不一,内容不同,但目的或效果是同一个,唤起人们了知“有漏皆苦"这一法印。

同样未来佛学研究的方向,我以为,通过对某种形态的佛教进行研究,找出形式背后所要表达的精神来,然后研究这一佛是否对今天的社会有益,如何才能把这一佛法灵活地运用到当代人的生活中法,这也应该是我们佛学研究所将来研究的任务与指导方针。

三、如何发展

在认真研究之后,我们必须清楚志白明,因受时空的限制,古德在理解一经、一论或某一教意时或多式少带有时代烙印,因此对各家不同的意见应持有严格的批判精神,采用分析、归纳,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其本意。这是佛学研究的第二步。

最后一步是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发展,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

如偷盗一戒,偷盗戒是依据当时摩揭陀的法律而制定的,五马砂加,杀头;今天必须依今天的刑法...

3—1、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
古代的佛陀、孔子、柏拉图黑格尔等都有一批人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后,就一定能出成果。

近百年来,本世纪初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开研究之先河,前者由欧阳竟无所创,其重点是唯识学,其门下有丘虚明、王恩洋、吕澄等人;后者为太虚大师所创,门下有印顺、法尊等人,虽强调八宗平等,但其重点仍在般若。以纯哲学纯思想对佛教进行研究的有熊十力(唯识学),东方美、唐君毅(华严)、牟宗三(天台),胡适以史学来研究禅宗史。以上学者但因缺乏文献学的基础,其研究成果很难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为国际学者所重视的中国佛教学者有林藜光(以文献学研究的《正法念处经)》)、巴宙(W。Pacho,精通于梵文与巴利文)和法尊(精通藏文)。总的来讲,中国杰出的佛教学者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其学术研究达到国际水平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佛学研究不但不能贬低,而是应受到重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应该受到肯定,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吸取日本和西方学者佛学研究的成果。目前佛学研究有成就者大多为两大体系,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这说明创办佛教大学或研究所是推动佛学研究极其重要的步骤,它可以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气氛,使学术研究更有系统与延续性。

今天,学界佛学研究很活跃,有海派、京派、科派北大派等等;而教界研究佛学太少,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要使戒幢佛学研究所有所成,必须走课题研究之路.

a、编写佛教图书目录,建立最具权威性的佛教图书馆
成功之要素:(1)人材,(2)关系-中佛协,(3)专家指导,学科带头人,(4)技术(5)社会需求,(6)成效-培养了人,服务社会,有利于学者,推动佛教弘法等。

b、寺院管理

1、整理古今寺院管理制度的史资,并进行定量分析。

2、找出适合当代的寺院管理经验

采取”三分离"的原则,即决策权、行政管理权和监控权分离;在组织上实现“四化",即民主化、学修一体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等特色.

(1)民主化

僧团制度由佛陀亲手制定,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集会议事制度。在寺院中实行方丈责任制,恢复古老而具有生命力的羯磨﹑布萨制度,增强每位僧众的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民主管理寺院。

(2)学修一体化

”海南僧团“本身既是一个教团,也是一个学院,寺院生活学院化,学院生活丛林化。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3)专业化

”海南僧团“可建立内明组﹑古典文学组﹑弘法组﹑修持组﹑寺院管理组﹑接待组﹑文物组﹑园林组﹑宗教政策组等,每位僧人可根据自身的特长参加不同的小组,通过一定时期的培训,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

(4)制度化

当今佛教界戒律松驰,律制不振,管理混乱,我们理应效法古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制定出既严格又民主﹑既能体现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僧团管理制度,使僧团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c、教科书之编写

d、其它

强调内明:为了继承传统,理应鼓励学生深入经藏,对各宗各派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整理。

适应当代,开设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的社会哲学、佛教与现代化、寺院管理学、佛教经济学、佛教艺术、佛教音乐、佛教绘画、佛教雕塑、佛教史、宗教政策、佛教文化、佛教心理学、佛教教育、佛教的社会哲学、佛教与当今社会、八大宗派等。

我们若能打破旧框框,突破旧格局,采用新思维和新构思,就有可能把戒幢佛学研究所办成一所不仅能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而且能提高四众素质的研究所。

戒幢佛学研究所·2000佛教教育研讨会综述

2000年3月6日至7日,苏州西园寺隆重举行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全国佛教界的法师居士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西园寺住持普仁法师、苏州市宗教事务局席学明局长分别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分别代表学术界、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致词。在随后的五场研讨中,与会的20多位法师居士、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共同探讨21世纪的佛教教育。

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济群法师作了《我理想中的僧教育》的基调发言。他指出,佛教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传授做人的方法。在我国当前全民关心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佛教教育应向素质教育回归。要结合现实社会人生,解决自身生命的问题,关怀社会大众,培养具有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佛教专业人才。要以学佛做人为旨归、学术研究为工具,将佛法融入生活。为此,济群法师就戒幢佛学研究所办所方向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第一要对佛学知识有全面的了解,第二要养成佛法的正见,第三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净因法师作了《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的基调发言。他首先厘清了佛教、佛法、佛学和学佛四者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所办学的新思维,提出要突破民国以来过于强调传统八宗在教学课程中的地位的佛教教育模式,主张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他认为,不仅要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虚心请教,积极吸收佛教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富有特色的严谨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的真谛。净因法师还强调了由知到信、由解到行的重要性,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圆慈法师在发言中指出,汉地佛教教育之不足,一是文献和外语教育不够,一是对世界佛教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上海佛学院光慧法师对二十年来佛学院的历史作了回顾,探讨了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佛教教育模式。福建种德(尼众)佛学院宏律法师作《僧教育漫谈》,希望能编制有针对性、有层次、有系统的教材,使初、中、高级佛教院校能有程序地接轨运作。她认为应致力于创办一所正规的佛教大学,分设管理学系、教理学系、教仪学系、艺术学系、外语学系、医药学系等。湖北黄石正慈法师作了《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造就一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僧才队伍》的发言,强调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

这次与会的学者不少,多是从事佛学研究的专家,故而对21世纪的佛教教育尤为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从北传佛教的特色,谈到当代佛教教育,认为在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四点:一、既重继承、又重创造的理论传统;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贯通内外的博大融会的精神;三、悲智双运、济世利生的菩萨之道;四、“不变随缘”的“智巧”。留日的陈继东博士通过祇洹精舍的建立,探讨了晚清中国佛教教育兴起的背景,阐述了与现代佛教教育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李四龙博士回顾了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历史,对佛教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学制管理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先生介绍了王恩洋的教育思想,认为他的教育主旨是“儒佛为宗”,儒学是做人之本,佛学是认识世界之源,两者各有所重,互相渗透。武汉大学宫哲兵先生回顾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提出了重建中应遵循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方法。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张化平处长作了《关于新世纪佛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的发言,认为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是当前佛教教育的宝贵财富,提出要以“人间佛教”为核心,形成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佛教教育思想体系。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在《佛教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要处理好学术和信仰的关系,配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佛教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作了题为《巍隆大道,恢弘如来家业》的发言,认为要珍惜佛教教育的良机,发扬传统佛教教育的优点,完善佛教新式教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廷杰先生提出,要学习中国佛学院办学的五条成功经验,做好西园寺的佛教教育工作。《法音》杂志社的居士分析了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应推行素质教育和全方位教育,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体制、加强管理,才能在21世纪开创中国佛教教育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 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佛教教育的方向应该关心社会、联系社会。南京大学杨维中先生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永革先生通过晚明四大高僧的学习经历,探讨了晚明佛教教育的两种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先生从教育的目的、类别和方法等诸方面,比较了孔子和佛陀的教育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刘元春先生对当前佛教教育的定位、管理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认为佛学院学生要经历受学、弘法和体证的三个阶段。杭州商学院王仲尧先生以《佛教和现代科学》为题,对佛教中“苦”、“般若”、“业”、“涅槃”的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北京大学陈明博士在《古印度佛教医学教育略论》中对印度古代佛教的医方明作了独到的论述。

由一座寺院举办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在闭幕式上,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闽南佛学院教务长浩宇法师、上海佛学院教务长光慧法师、九华山佛学院藏学法师、种德佛学院宏律法师分别交流了他们参加会议的感受,对西园寺成功举办这样一次较高规格的佛教教育研讨会表示衷心的赞叹。一些专家学者还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杨曾文教授提议创办一份高水准的所刊,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对研究所图书馆的编目、档案室的规范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等。最后,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湛如法师作总结发言,认为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讨论,这次会议基本上形成了以下两个共识:

1、佛教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佛教专业人才,他们既要准确地掌握佛教的基本知识,又要具备高尚的宗教情操。

2、今后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为佛教研究提供可靠的保证,实现教学关系的“优势互补”。

戒幢佛学研究所·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图片报道

2001年9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苏州西园寺承办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在风光秀丽的太湖畔东山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四十人,共收到论文二十二篇。先后进行了四场主题研讨,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本次会议围绕着佛教教育这一主题,分别从传统佛教教育思想、越南佛教教育概况、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展望等四个方面先后展开了讨论。

通过本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使我们对越南佛教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方向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加强了中越两国佛教界的传统友谊,密切了两国佛教教育界的交流与联系。越南佛教的许多教育理念与方法,将对我们深化佛教教育体制改革,推进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的进程都会给予重要启发与借鉴。本次研讨会,两国佛教在相关主题上看法上,均有相通与相同之处,我们也希望两国佛教教育界能经常保持交流与对话,在佛教教育等相关领域内有更多机会的合作,共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并共同推进两国佛教教育的发展。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佛教界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佛教教育的研讨会,集中了中越两国僧俗学者的共同智慧,必定会对未来佛教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与会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对中国当前佛教教育走出困境与徘徊,提供了富有建设性意见。许多观点对改善佛教教育环境,完善佛教教育体制,提升佛教教育质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间佛乐与道场音乐

佚名

 

宋以后的佛曲,基本上与民间曲调合流,也采用了民间说唱的形式,诸如宝卷、弹词、鼓子词等。宋代流传下来的,如宗镜禅师的《销释真空科仪》、普明禅师的《香山宝卷》都是七言句的歌词。其讲说的部分源于变文,唱的部分则源于佛曲。最早的《红罗宝卷》(全名为《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中的曲牌、曲调、曲式也皆源于唐代佛曲《南宗赞》与《苏莫遮》。元代刘居士所撰的《印山偈》、《观音偈》、《菩提偈》,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这些都是佛曲音乐的标识。

自从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后,佛教的歌赞几乎全采用了南北曲调。明成祖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FONT>1420)编《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50卷,就是采用当时流行的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后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乐从《风鸾吟》、《喜江南》。《青玉乐》、《梧枝儿》、《沉醉东风》、《彩风吟》等三十曲。

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从整体上是日趋衰微了。然而,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益繁荣。因此,佛教音乐的衰微,也可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现今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有近二百曲通常用的是六句赞,它的曲调是《华严会》。此外,香赞还有多。种,如《挂金锁》(《戒定真香》)、《花里串豆》《心燃五分》)、《豆叶黄》(《戒定慧解脱香》)、《一绽金》(《香供养》)等;十供养赞有三种调,一是《望江南》(《香供养》);二是〈柳烟》(《虔诚献香花》);三是《金学经》<《戒香》、《定香》与《慧香》>。三宝赞和十地赞的曲调是《柳含烟》,西方赞的曲调是《金砖落井》,开经褐的曲调是《破荷叶》。此外,《寄生草》、《浪淘沙》二调也是最常见的。这种曲调是颇具意味的,不仅意味着寺庙的僧人相当熟悉民间曲调,而且意味着民间音乐也加入了佛乐的歌唱。

另一类道场音乐,又称为法事音乐或庙堂音乐,即是用于佛教道场的课诵、念经、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瑜伽施食焰口、道场仟法等佛事仪典。道场音乐渊源古远,代代流传,不容更易,具有某种神圣性。它的使用场合与传授方式的特殊性,使它保存一些唐宋佛曲乐制的历史原貌。如现在四川峨眉、山西五台、西安、河北蔚县、福州等地一些寺庙中,还保存着自元明流传下来的曲调。这些曲调都是采用唐宋的燕乐风格或元代曲调编成的,其中包括词谱、曲谱、南北曲、佛曲、俗曲,并有不少民间失传的曲谱。

道场音乐从风格来说,有南北之分,并形成了以北五台、南峨眉为代表的两大流派。北方五台音乐又分东西两路,东路以河北琢鹿、宣化、蔚县、北京、天津及东三省为代表,以演奏铙钹著称;西路以山西宁武、五寨、大同;偏关、河曲、天镇、阳高等地为代表,以曲调华丽见长。

法事音乐,一般有赞、偈、白、真言、佛号和鼓钹六种形式。

赞,用于颂赞诸佛、菩萨之功德以及佛国净土等的一种歌曲,歌词多为长短句,如《炉香赞》、《三宝赞》等。

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的一种歌曲。歌词形式多是九言、七言、五言等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如《回向偈入《净三业偈》等。

真言,又称为咒,歌词都是由梵文音译的汉字联成的长短句,用固定的节奏歌唱,特别应用于结坛、洒净及仟悔、破地狱、召六道鬼魂等道场仪式中。如《奉请真言》、《燃香真言》等。

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梵白,是一种快板散腔,基本调只有一个,这是印度音乐的残存,分快慢两种。

书声白,称书腔,是另一种散板快腔。

书梵白;是《书声白》与《梵白》的一种结合体。

道腔白,即作道教腔调而念唱的书白。

佛号,是用音乐腔调唱念佛的名号。

鼓钹,是法事开头和结尾的打击乐器段落。在宋代以后的道场新形式中,它逐渐扩展到法事的主体中去,成为法事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器也由鼓、钹加钟、引碧、木鱼、锣,配以铃、铛子等,取其清澈静穆的效果。但北方佛事,如“瑜伽焰口”中,亦有管乐器参加。

上述六种音乐的表现方法,并不是固定的,如真言有诵、偈、散板的歌唱,亦有节奏的歌唱等表现形式。而同一种形式又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如鼓钹有《鼓钹三通》、《过街仙》等表达形式,白有直白等五种形式。加之演唱时,或一人独唱、或二人三人轮唱,或众人合唱。清唱,有的用 笛伴奏,有的用摇铃伴奏,有的用堂鼓伴奏等等。曲调或悠远静穆,或怆激扬,或如行云流水。一堂法事,无异于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奏。

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