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2000佛教教育研讨会综述

2000年3月6日至7日,苏州西园寺隆重举行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全国佛教界的法师居士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西园寺住持普仁法师、苏州市宗教事务局席学明局长分别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分别代表学术界、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致词。在随后的五场研讨中,与会的20多位法师居士、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共同探讨21世纪的佛教教育。

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济群法师作了《我理想中的僧教育》的基调发言。他指出,佛教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传授做人的方法。在我国当前全民关心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佛教教育应向素质教育回归。要结合现实社会人生,解决自身生命的问题,关怀社会大众,培养具有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佛教专业人才。要以学佛做人为旨归、学术研究为工具,将佛法融入生活。为此,济群法师就戒幢佛学研究所办所方向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第一要对佛学知识有全面的了解,第二要养成佛法的正见,第三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净因法师作了《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的基调发言。他首先厘清了佛教、佛法、佛学和学佛四者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所办学的新思维,提出要突破民国以来过于强调传统八宗在教学课程中的地位的佛教教育模式,主张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他认为,不仅要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虚心请教,积极吸收佛教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富有特色的严谨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的真谛。净因法师还强调了由知到信、由解到行的重要性,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圆慈法师在发言中指出,汉地佛教教育之不足,一是文献和外语教育不够,一是对世界佛教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上海佛学院光慧法师对二十年来佛学院的历史作了回顾,探讨了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佛教教育模式。福建种德(尼众)佛学院宏律法师作《僧教育漫谈》,希望能编制有针对性、有层次、有系统的教材,使初、中、高级佛教院校能有程序地接轨运作。她认为应致力于创办一所正规的佛教大学,分设管理学系、教理学系、教仪学系、艺术学系、外语学系、医药学系等。湖北黄石正慈法师作了《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造就一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僧才队伍》的发言,强调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

这次与会的学者不少,多是从事佛学研究的专家,故而对21世纪的佛教教育尤为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从北传佛教的特色,谈到当代佛教教育,认为在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四点:一、既重继承、又重创造的理论传统;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贯通内外的博大融会的精神;三、悲智双运、济世利生的菩萨之道;四、“不变随缘”的“智巧”。留日的陈继东博士通过祇洹精舍的建立,探讨了晚清中国佛教教育兴起的背景,阐述了与现代佛教教育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李四龙博士回顾了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历史,对佛教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学制管理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先生介绍了王恩洋的教育思想,认为他的教育主旨是“儒佛为宗”,儒学是做人之本,佛学是认识世界之源,两者各有所重,互相渗透。武汉大学宫哲兵先生回顾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提出了重建中应遵循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方法。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张化平处长作了《关于新世纪佛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的发言,认为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是当前佛教教育的宝贵财富,提出要以“人间佛教”为核心,形成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佛教教育思想体系。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在《佛教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要处理好学术和信仰的关系,配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佛教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作了题为《巍隆大道,恢弘如来家业》的发言,认为要珍惜佛教教育的良机,发扬传统佛教教育的优点,完善佛教新式教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廷杰先生提出,要学习中国佛学院办学的五条成功经验,做好西园寺的佛教教育工作。《法音》杂志社的居士分析了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应推行素质教育和全方位教育,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体制、加强管理,才能在21世纪开创中国佛教教育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 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佛教教育的方向应该关心社会、联系社会。南京大学杨维中先生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永革先生通过晚明四大高僧的学习经历,探讨了晚明佛教教育的两种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先生从教育的目的、类别和方法等诸方面,比较了孔子和佛陀的教育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刘元春先生对当前佛教教育的定位、管理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认为佛学院学生要经历受学、弘法和体证的三个阶段。杭州商学院王仲尧先生以《佛教和现代科学》为题,对佛教中“苦”、“般若”、“业”、“涅槃”的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北京大学陈明博士在《古印度佛教医学教育略论》中对印度古代佛教的医方明作了独到的论述。

由一座寺院举办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在闭幕式上,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闽南佛学院教务长浩宇法师、上海佛学院教务长光慧法师、九华山佛学院藏学法师、种德佛学院宏律法师分别交流了他们参加会议的感受,对西园寺成功举办这样一次较高规格的佛教教育研讨会表示衷心的赞叹。一些专家学者还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杨曾文教授提议创办一份高水准的所刊,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对研究所图书馆的编目、档案室的规范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等。最后,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湛如法师作总结发言,认为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讨论,这次会议基本上形成了以下两个共识:

1、佛教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佛教专业人才,他们既要准确地掌握佛教的基本知识,又要具备高尚的宗教情操。

2、今后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为佛教研究提供可靠的保证,实现教学关系的“优势互补”。

戒幢佛学研究所·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图片报道

2001年9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苏州西园寺承办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在风光秀丽的太湖畔东山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四十人,共收到论文二十二篇。先后进行了四场主题研讨,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本次会议围绕着佛教教育这一主题,分别从传统佛教教育思想、越南佛教教育概况、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展望等四个方面先后展开了讨论。

通过本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使我们对越南佛教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方向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加强了中越两国佛教界的传统友谊,密切了两国佛教教育界的交流与联系。越南佛教的许多教育理念与方法,将对我们深化佛教教育体制改革,推进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的进程都会给予重要启发与借鉴。本次研讨会,两国佛教在相关主题上看法上,均有相通与相同之处,我们也希望两国佛教教育界能经常保持交流与对话,在佛教教育等相关领域内有更多机会的合作,共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并共同推进两国佛教教育的发展。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佛教界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佛教教育的研讨会,集中了中越两国僧俗学者的共同智慧,必定会对未来佛教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与会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对中国当前佛教教育走出困境与徘徊,提供了富有建设性意见。许多观点对改善佛教教育环境,完善佛教教育体制,提升佛教教育质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间佛乐与道场音乐

佚名

 

宋以后的佛曲,基本上与民间曲调合流,也采用了民间说唱的形式,诸如宝卷、弹词、鼓子词等。宋代流传下来的,如宗镜禅师的《销释真空科仪》、普明禅师的《香山宝卷》都是七言句的歌词。其讲说的部分源于变文,唱的部分则源于佛曲。最早的《红罗宝卷》(全名为《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中的曲牌、曲调、曲式也皆源于唐代佛曲《南宗赞》与《苏莫遮》。元代刘居士所撰的《印山偈》、《观音偈》、《菩提偈》,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这些都是佛曲音乐的标识。

自从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后,佛教的歌赞几乎全采用了南北曲调。明成祖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FONT>1420)编《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50卷,就是采用当时流行的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后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乐从《风鸾吟》、《喜江南》。《青玉乐》、《梧枝儿》、《沉醉东风》、《彩风吟》等三十曲。

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从整体上是日趋衰微了。然而,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益繁荣。因此,佛教音乐的衰微,也可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现今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有近二百曲通常用的是六句赞,它的曲调是《华严会》。此外,香赞还有多。种,如《挂金锁》(《戒定真香》)、《花里串豆》《心燃五分》)、《豆叶黄》(《戒定慧解脱香》)、《一绽金》(《香供养》)等;十供养赞有三种调,一是《望江南》(《香供养》);二是〈柳烟》(《虔诚献香花》);三是《金学经》<《戒香》、《定香》与《慧香》>。三宝赞和十地赞的曲调是《柳含烟》,西方赞的曲调是《金砖落井》,开经褐的曲调是《破荷叶》。此外,《寄生草》、《浪淘沙》二调也是最常见的。这种曲调是颇具意味的,不仅意味着寺庙的僧人相当熟悉民间曲调,而且意味着民间音乐也加入了佛乐的歌唱。

另一类道场音乐,又称为法事音乐或庙堂音乐,即是用于佛教道场的课诵、念经、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瑜伽施食焰口、道场仟法等佛事仪典。道场音乐渊源古远,代代流传,不容更易,具有某种神圣性。它的使用场合与传授方式的特殊性,使它保存一些唐宋佛曲乐制的历史原貌。如现在四川峨眉、山西五台、西安、河北蔚县、福州等地一些寺庙中,还保存着自元明流传下来的曲调。这些曲调都是采用唐宋的燕乐风格或元代曲调编成的,其中包括词谱、曲谱、南北曲、佛曲、俗曲,并有不少民间失传的曲谱。

道场音乐从风格来说,有南北之分,并形成了以北五台、南峨眉为代表的两大流派。北方五台音乐又分东西两路,东路以河北琢鹿、宣化、蔚县、北京、天津及东三省为代表,以演奏铙钹著称;西路以山西宁武、五寨、大同;偏关、河曲、天镇、阳高等地为代表,以曲调华丽见长。

法事音乐,一般有赞、偈、白、真言、佛号和鼓钹六种形式。

赞,用于颂赞诸佛、菩萨之功德以及佛国净土等的一种歌曲,歌词多为长短句,如《炉香赞》、《三宝赞》等。

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的一种歌曲。歌词形式多是九言、七言、五言等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如《回向偈入《净三业偈》等。

真言,又称为咒,歌词都是由梵文音译的汉字联成的长短句,用固定的节奏歌唱,特别应用于结坛、洒净及仟悔、破地狱、召六道鬼魂等道场仪式中。如《奉请真言》、《燃香真言》等。

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梵白,是一种快板散腔,基本调只有一个,这是印度音乐的残存,分快慢两种。

书声白,称书腔,是另一种散板快腔。

书梵白;是《书声白》与《梵白》的一种结合体。

道腔白,即作道教腔调而念唱的书白。

佛号,是用音乐腔调唱念佛的名号。

鼓钹,是法事开头和结尾的打击乐器段落。在宋代以后的道场新形式中,它逐渐扩展到法事的主体中去,成为法事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器也由鼓、钹加钟、引碧、木鱼、锣,配以铃、铛子等,取其清澈静穆的效果。但北方佛事,如“瑜伽焰口”中,亦有管乐器参加。

上述六种音乐的表现方法,并不是固定的,如真言有诵、偈、散板的歌唱,亦有节奏的歌唱等表现形式。而同一种形式又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如鼓钹有《鼓钹三通》、《过街仙》等表达形式,白有直白等五种形式。加之演唱时,或一人独唱、或二人三人轮唱,或众人合唱。清唱,有的用 笛伴奏,有的用摇铃伴奏,有的用堂鼓伴奏等等。曲调或悠远静穆,或怆激扬,或如行云流水。一堂法事,无异于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奏。

编辑:杨杰

 

唐代佛曲

佚名

 

到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拓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

随着传人中土。《隋书·音乐志》的“七部乐”、“九部乐”中,西凉部音乐有“《永世乐》,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

佛曲》,天些部有舞曲《天曲入可见在当时宫廷音乐中,连 佛曲也被当成了舞曲。

至唐代,佛曲大盛。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到唐太宗时增为十部。据陈场《乐书》卷一五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观法会佛曲》、《宝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其实,唐代的佛曲远不止这些,加上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这位女郎就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在唐代的俗讲师中,长庆年间的文淑法师是其中佼佼者:有文溆僧者,公为听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呀者填咽寺舍。(唐赵磷《因话录》)

长庆中,俗讲僧文淑,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些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的诗句“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也有“乃闻开讲日,溯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都生动地描绘了唐时佛乐的繁盛景况。佛教音乐几乎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开始出现了法曲。法曲主要为佛事仪式而制作,它结合了梵呗以及演奏佛曲的乐器,也掺入了中国传统器乐、民间音乐与古乐。

隋场帝、唐玄宗都曾对法曲作过贡献:初,隋有法曲,其间清而近雅,器有挠、钹、磬、钟、幢很箫、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色淡,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

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

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