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到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拓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

随着传人中土。《隋书·音乐志》的“七部乐”、“九部乐”中，西凉部音乐有“《永世乐》，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

佛曲》，天些部有舞曲《天曲入可见在当时宫廷音乐中，连　佛曲也被当成了舞曲。

至唐代，佛曲大盛。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到唐太宗时增为十部。据陈场《乐书》卷一五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观法会佛曲》、《宝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其实，唐代的佛曲远不止这些，加上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这位女郎就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在唐代的俗讲师中，长庆年间的文淑法师是其中佼佼者：有文溆僧者，公为听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呀者填咽寺舍。（唐赵磷《因话录》）

长庆中，俗讲僧文淑，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些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的诗句“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也有“乃闻开讲日，溯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都生动地描绘了唐时佛乐的繁盛景况。佛教音乐几乎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开始出现了法曲。法曲主要为佛事仪式而制作，它结合了梵呗以及演奏佛曲的乐器，也掺入了中国传统器乐、民间音乐与古乐。

隋场帝、唐玄宗都曾对法曲作过贡献：初，隋有法曲，其间清而近雅，器有挠、钹、磬、钟、幢很箫、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色淡，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

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

编辑：杨杰

 

佚名

 

本来，佛经的偈颂是能歌唱的，但译成汉语后就不能歌唱了。这是因为：“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传。”（梁慧咬《高僧传》卷一五）

在佛教东传不久，便有人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的偈颂。“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四。至于本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四。”（同上）所以，六朝时代“转读”和歌唱梵呗颇为盛行，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在当时的佛教道场转读经文极讲究转读的腔调：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

（《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不仅如此，六朝的转读僧人还应精通教义和音律：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游飞却转，反

叠娇弄，动韵则榆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

（《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只有这样，才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淳足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收到“听音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的宗教与审美的效果。这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功能性的认识，既然佛教音乐的目的是“宣唱教理，开导众心”，是“集众行香，取其静摄专仰也”，这就决定了佛教的音乐美学观念：以静、远、肃穆、平和为高，而反对“淫音”“荡调“娇弄颇繁”。

南北朝的唱导，也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所谓“唱导”，《高僧传》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

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这种做法魏晋时已很盛行，但尚无一定规矩，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内容、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从唱导的内容与效果看，《高僧传》中有一段描述：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合酸。于是阂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传法理，但枯燥的义理宣说较难吸引听众，因此，不得不在“无常”、“地狱”、“昔因”、“怕乐”、“哀戚”等方面加以艺术上的渲染夸张，自然取得较好的效果。

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县宗、道慧、僧辩等，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

“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

梁武帝萧衍，写信佛教，也精通音律。《隋书·音乐志》说他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欢》、《天道》、《仙道》、《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

名为正乐，皆述佛法”。此外，他还让“童子倚歌梵呗”，开

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仟”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　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

编辑：杨杰

 

蔡惠明

 

佛教音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我国的。最初由于与中原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不适应，未能流传。后来经僧人们长期摸索和实践，逐渐地熔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于一炉，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佛教音乐，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北魏时佛寺众多，“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屠音”就是“浮屠之音”，佛教音乐开始普遍流传。隋代宫廷的“七部乐”和“九部乐”中的天竺、安息、龟兹等乐，皆来自佛教国家。

南齐肖子良曾“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这是佛教音乐的起源。梁武帝执政后，亲制《善哉》、《灭过恶》、《断苦轮》等十首歌词，配曲谱演唱。

到了唐代，增加高昌乐成“十部乐”，并用铙、钹、钟、磬等法器伴奏。

净土宗名僧少康制“偈”、“赞”等，增添了宗教内容，留传至今。近年北京成立佛教音乐团到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演出，风靡了西欧。

1990年为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诞辰110周年，还编印了由他题词、谱曲的歌曲集，录制磁带，举行专场演出。

编辑：杨杰

 

佚名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是印度语“清净”的意思。四是印度语“呗匿”的略称，义为赞颂或歌咏。中国的梵四音乐，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

自佛教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一些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月氏人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曾制此曲，又传《泥洹呗声》。此外，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的帛尸黎密多罗也是西域人；月氏人支县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些（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宋赞宁《宋高僧传》）则把竺法兰、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他们所传梵四，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然而，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中国化佛曲的创始者应该是三国陈思王曹植。相传，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法苑珠林》卷三四），曹植的“改梵为秦”，就是在梵音的基础上有所创作，“创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五）。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鱼山呗”已经出现了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代表了佛曲华化的趋势。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卷七七八年）载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每首均五言八句，内容歌颂释迦一生事迹，从其歌辞体制来看，无疑是用这种华声梵四来歌唱的。

编辑：杨杰

田青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北及多样化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唐代，佛曲大盛，俗讲风行，朝庭耽于佛曲，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无论寺院、宫庭、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寺院内，净土宗的流行为佛曲的传播与宗教活动中音乐的大量使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初唐善导，传净土法门，但专心念佛，曾著《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流传至今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晚唐少康，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老百姓所熟悉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中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宫庭，来自西藏佛国的音乐，成了当时上层人士的“流行音乐”。在隋七部乐、九部乐及唐九部乐、十部乐中，都有大量佛曲。佛教音乐与燕乐大曲中龟兹乐、天竺乐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隋书·音乐志》中《羯鼓录》、《唐会要》、陈《乐书》中，均载有大量唐代佛曲名。曲梁乐演化而成的“法曲”，经隋至唐，成为宫庭音乐中极富特色的部分。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李隆基命刻石太常，改诸佛曲调名为有道教意味的汉名，如《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等。此举虽是唐玄宗抑佛扬道的一个政治行动，但也从反面说明唐宫庭音乐中佛教音乐的地位已严重威胁了“正统”音乐的地位。唐懿宗时，佛诞之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庭音乐家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诞生”，整个宫庭，似乎都变成了节日的寺庙。

在民间，佛教音乐也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姚合“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以及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佛教俗讲僧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岁时节日举行俗讲，并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念经，且有化俗法师不殚劳苦，游行村落，以最通俗的形式劝善化恶。甚至约集庙会，赏花唱戏，使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不但征服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心，甚至使当时第一流的宫庭音乐家也为之倾倒。据说贞观年间长安庄严寺的艺僧段善本，曾使“宫中第一手”的琵琶大师康昆仑拜而称弟；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则不但使“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且令宫庭音乐家黄米饭折服，“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而撰成名曲《文溆子》。敦煌所传大量俗讲底本“变文”和“曲子辞”，以及琵琶曲谱等文物，皆为唐时佛乐繁盛的有力佐证。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并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影响的深刻遗痕，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从中可窥见宋代佛教徒吸收民间音乐甚至道教音乐以丰富自身的情景。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如《金瓶梅》七十四回“吴月娘听宣王氏卷”中便记载了比丘尼在市民家中宣讲宝卷的详情，其所唱除偈、诵、讲之外，还有《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可视为明代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音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元代，曾一度失传的“瑜伽施食焰口”随密宗的复兴而再度流传，经后世的增益演变而逐渐形成今世尚存的一套融赞、偈、咒、器乐、手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炉，带有一定情节性的佛乐套曲。

明清之际，佛曲愈发通俗化并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8）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只惜此书有词无谱，且未能流传。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与唐宋时相比，从整体上看是日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衰微的同时，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衰微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编辑：杨杰

 

佚名

 

一、佛乐种类

 

佛教音乐通常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或由佛事音乐改编的通俗音乐。这里仅介绍佛事音乐的种类：

 

1．朝暮课诵：

每天早、晚两次，其形式与程序基本相同，内容各异。早课的内容与程序为：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每月初一、十五之前加唱《宝鼎赞》）、唱《回向赞》《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诵《大吉祥天女咒》、唱《韦驮赞》。晚课的内容和程序为：诵《阿弥陀经》（或《大忏海文》）、蒙山施食、唱《回向偈》、《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唱《伽蓝赞》。

 

2．祝圣佛事：

这类佛事主要是佛菩萨圣诞的庆祝活动，包括佛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菩萨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及祖师圆寂纪念日等。如每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即为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据佛经记载，此日佛陀“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因此后来佛教四众弟子在纪念佛陀诞辰时亦以各种香水灌洗佛像。浴佛仪式的程序分为八项：（1）集合僧众；（2）迎请佛像；（以上两项没有唱念，只有礼拜。）（3）将佛像请回，唱《稽首皈依大觉尊》；（4）将佛像安置于佛座，然后以香水灌沐，唱《沐浴真言》、《释迦大赞》；（5）主法者敬致诵词；（6）祝圣绕佛，唱《佛宝赞》、《赞佛偈》；（7）回向皈依，唱《回向偈》、三皈依；（8）圆满礼佛，唱《浴佛功德殊胜行》。

佛菩萨圣诞祝仪的格式、程序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赞”有“六句赞”和“八句赞”的区别，而曲调则完全相同。以释迎牟尼圣诞祝仪为例：（1）唱“香赞”，即《戒定真香》；（2）念诵，包括“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三遍）、《楞严咒》、《心经》，唱“摩诃般若波罗密多”（三遍）；（3）唱赞偈，有《佛宝赞》、《赞佛偈》；（4）绕念佛号；（5）拜愿；（6）三皈依。

 

3．普济佛事：

这类佛事是为现前之人忏悔业障、植福延龄，或为超荐先亡、救拔恶道众生而举行的。主要有：

（1）随课普佛：随早晚课诵加入赞偈、拜愿、宣疏文等，分延生普佛和往生普佛两种，此略。

（2）忏法：忏法有多种，如“净土忏”、“梁皇忏”、“千佛忏”等，此略。

（3）瑜伽焰口：简称“焰口”。通常用于超度亡灵，历时约四至六小时。程序为招请、结界、施食、施水、超度等项。以口中诵赞、偈、经文及密咒，心存观想并辅以手印，身口意三业加持。

（4）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盛会”，简称“水陆”。是为超度普济水中、陆上一切鬼魂的大型法会，是各种佛事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佛事，少则七天，多则四十九天，参加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千人以上。设有内、外各种坛场，主要有诵经、礼忏、施食施水追荐亡灵等。水陆法会中大约有上百首曲调，有大量的散套曲牌。

 

二、佛乐形式

 

1．佛教器乐：

传统佛教器乐有南北流之分，各有不同特点。首先是乐器编制，北方的编制主要有鼓吹三大件笙、管、笛，以及云锣、鼓、铪子、木鱼、铛、铙、钹，南方编制在北方的基础上加箫、琵琶、弦子、胡琴，因此，北方称“吹打”或“鼓吹”，南方称“丝竹”。近代以来，较著名的寺院器乐有五台山的“鼓房”吹打乐和北京的寺院管乐，江南的“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等。

 

2．佛教声乐：

佛教声乐可分为梵呗、渴、礼忏歌曲、诵经音乐和应赴音乐。

（1）梵呗：指一切梵音歌唱，主要有赞、祝延等。其中赞用于赞颂佛、法、僧三宝，体载分大赞、小赞。大赞有八句和十句之分，小赞只有一种体载的曲调，叫“六句赞。”而祝延（“祝延”本为吉庆辞语，意思是消灾吉祥、祝福延寿，后来以此命为梵呗名称。）仅有四首词曲，世称“四大祝延”，即《唵嘛呢叭咪吽》、《唵捺摩巴葛瓦帝》、《唵阿穆伽》、《皇帝万岁万万岁》。

（2）偈：一般四句或八句（也有更多句数的），每句字数相等。有四、五、六、七、八、九言，常用偈的言数一般为四、五、六、七言，类似我国古体诗。偈是佛事中重要的唱诵体载，其作用是对前面唱念内容的进一步阐发、补充和总结。按题材分有赞佛偈、发愿偈、警众偈、回向偈等。

（3）礼忏唱诵：即礼拜忏悔中的，主要用于圣诞祝仪、课诵普佛、忏法等佛事，最常见的有：《拜愿》和《三皈依》。

（4）诵经：指唱诵经文、密咒的曲调。其中密咒有《华严字母》、《普庵咒》和《音乐咒》等。

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