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8.道德重建之我见

道德重建之我见

朝 晖

  1、道德伦理的重要性

我认为道德伦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道德素质不高,即使有再好的科学和民主制度,也易于走向滥用,正如苏格拉底在民主的雅典被判死刑一样。有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好,即使总统再坏,他也不能作多大的恶。但我以为,这与相当部分美国人信仰基督也是有关的。另外,美国人当初为何会选择民主制度,也是与基督信仰密切相关的。反过来,一个国家的道德素质很高,那么再坏的制度,也会受到道德力量的制约。举个有点极端的例子,比如“在天堂采用什么社会制度”这个问题重要吗?
道德伦理更像一个国家的本质精神,没有道德伦理的改善,要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是舍本求末,有点像丢弃了本质,而去寻找某种外在的形式。所以在当代中国,我以为,道德伦理的重建比其他东西更来得重要。

  2、我国道德现状的分析

曾几何时,我国还是个以道德自况的国家。然而到了今天,我国的道德现状已经不容乐观,举些具体的例子:
a、人们不再谈论理想,甚至嘲笑有理想追求的人。
b、诚信已经变成一种稀缺的东西,老实被看作懦弱,虚伪被看作成熟。
c、围着所谓的强者转,对底层的弱者缺少同情心。
d、现在所谓的成功人士,往往不是以道德、学问来衡量,而是以金钱来衡量。
e、就连“道德”这个词,都让人看得有点想发笑。

为何我国的道德现状会变成今天的不容乐观呢?我认为有下列原因:
a、以前“理想主义者”在理想主义追求中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得到了一些痛苦。如此的反差,使得“理想主义者”不再把理想当作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物质主义”的阵营。
b、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在“五四”以后遭到了严重的解构。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已被破坏,它对当代中国人已经没有很大的约束力了(当然潜在的影响总是有的)。反而,如果你实施孔孟之道,很可能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当我在大学时期参加读书会的讨论活动时,引用了孟子的“推己及人”的理论来发言。结果会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居然还引用孟子的话,真服了你。”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感觉我的思想实在老土,从此不敢再引用孔子与孟子的话了。
c、中国人少有宗教信仰。别看中国有佛教、道教等等,却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徒。你问一个正烧香的信徒“你为什么信仰佛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佛可以保佑我平安,保佑我发财”。他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佛教宣扬的“十善”、“四宏愿”和“六度”等等是什么。
d、新的道德体系还未形成。
所以,在当代中国,进行道德重建是有其必要性的。

  3、从明天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强调“以德治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要“像说的那样去做”。什么是道德伦理呢?抽象的东西不好说,可以举些具体的事例:
a、不是去“迷信宗教”,也不是“排斥宗教”,而是“真正地认识宗教”;不是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吹捧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真正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要自卑,也不要自恋,我们要还历史一个真实。
b、不是“在空调房间里,喝着精致的饮料,写底层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像法国思想家薇依一样,“到底层人民中间去”,带着“我就是弱者”的心态去关注底层。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我就远远地做不到。但我可以且愿意不断往这方向趋近。我可以把稿费的百分之二十寄给戒幢佛学研究所作为“人生佛教小丛书”的助印金。我可以从“买一百元的衣服”到“买五十元的衣服”,省下五十元钱寄给急需金钱救命的病人。我可以从“吃十元的套餐”到“去食堂吃五元的饭”,省下五元寄给远方失学的儿童。我可以从“喝矿泉水”到“喝白开水”,省下两元分给路边的乞丐。是的,这些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些我都可以做到。
c、不是“别人是否做得到”,而是“我自己是否做得到”;不是“没有大事来做”,而是“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不是“等待被理解”,而是“主动去理解”;不是“等待被同情”,而是“主动去同情”;不是“等待被爱”,而是“主动去爱”。
从明天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关心底层同胞的人;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从我做起,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每件小事上做起,才能渐进地、稳步地、真正地改善整个国家的道德状况。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以为道德重建在当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刘小枫博士等引入基督教信仰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确实具有远见卓识。目前,我也试图提倡“文化佛教徒”的概念。我相信,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肯定会对中国的精神重构做出应有的贡献,其贡献又会反过来推动佛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中国的精神重构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需要的只是“批判地继承”。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7. 道德调查问卷

道德调查问卷

策划:本刊编辑部

本期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道德,这也是当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人们对各种道德问题的看法,避免空谈和说教,我们提出的问题力求具体化、生活化,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留了不同的声音。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节选了部分答卷,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歉意。真诚希望这份道德调查问卷能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

本期嘉宾: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信仰      城市
刘腾亮    男       39       大学  软件工程师   佛教      昆明
李亚琴    女       41       大专  美容师            佛教      苏州
吴    明    男       31       博士  教   师              无         厦门
徐    敏    男      24       大学  学   生              佛教      苏州
马轶文   男       29       大学  IT                     佛教      上海
徐    冉   男       34       大专  计算机             佛教      北京
庄朝晖   男       27       硕士  教 师                无          厦门
魏    静   女       36      大学  教 员                 佛教      长春
杨    霞   女       42      大专  公众教育         佛教       南京
天    心   男      38       大专  教  师               佛教       武汉
思   惟    女      30       大学  财  务               佛教       乌鲁木齐
雨   雯    女      22       大学  学  生               无            安庆
棣   萱    女      22       大学  外  贸               佛教        上海
张   雷    女      38       大专  金  融              佛教        承德
正   观    男      23       大学  学  生               暂无       上海

道德·社会

道德对社会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有人说,当今日益严重的道德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难道经济发展必须以道德沦丧和人性堕落为代价吗?

吴明:我觉得道德可以对社会起到保健作用。如果一个社会道德败坏,那一定是不健康的社会。当今道德问题日益严重,表面看是随着经济转型出现的,实际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忽视道德建设造成的。我们不能因事实业已存在就承认其合理性。经济发展可以为生活奠定基础,但要真正感受人生的幸福,必须依靠道德的完善与心灵的解脱。如何帮助人们摆脱物质对心灵的束缚,重建日益滑坡的社会道德,是每个心存慈悲的人所关心的,我相信这是佛教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的地方。
刘腾亮:道德对社会发展有根本性的作用。人者仁也,没有最基本的“仁”,不能叫做人,只能叫动物,叫魔鬼。
徐敏:正因为道德沦丧,才需要道德教育。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并不矛盾,彼此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马轶文:道德伦理是社会中人和人协调共处的基本原则。人是社会的人,在共存共荣中不免有矛盾冲突,道德起到了缓冲融合的作用。
魏静:道德可以规范社会、人心,让人们沿着合于道、合于自然的轨迹运行。经济发展更需要道德,人心不合于道,才要用德治天下。道德沦丧和人性堕落是欲望无限膨胀带来的恶果。
雨雯:道德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与法律相比,道德具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具有更强的渗透力。我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道德危机,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尽量缩短道德真空期。
棣萱:道德可以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使人们的行为受社会舆论的约束。当前的道德问题确有部分是因经济转型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有关。

  导致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腾亮:主要原因是信仰危机,其次是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好歹有基督教作为主流的大众信仰,中国有什么?这是可怕的真空状态。人吃饱喝足后,一旦空虚、无聊,什么问题都来了。当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有单纯的、外在的技能教育,而缺乏内在的道德素质、人文素质的教育。
吴明:我认为,导致当今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贪欲的撩拨和误导。至于当前学校的道德教育,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其主要问题在于道德教育的空洞、虚伪和泛政治化。这样的道德教育,不但没能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反而毒害了学生对于信仰、道德神圣性的认同和自觉追求,甚至适得其反地教会学生说空话、说假话等虚伪的行为方式。
徐敏:现代学校教育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思想道德课,也不生动、不切实,不能让受教育者得到真实的感触。过多的宣传竞争,宣传实现自我,而很少宣传为人处世。
徐冉: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才不重德。才好比鱼,德好比水。鱼大无水,还不是干折腾?
马轶文: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遭到了很大破坏,又没有什么来替代它,结果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残缺不全。学校道德教育的问题在于他们其实没什么可教,所教的只是口号而已。
庄朝晖:导致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信仰虚无,功利主义,一切向钱看。当前学校的道德德育与现实脱节严重。
魏静:我们的教育缺乏宗教信仰的启蒙与熏陶,是应该用佛法甘露滋润学生的时候了。
雨雯:社会转型是客观条件,教育缺陷是内在动因。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言传身教做得不够。
李亚琴:当前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教师自身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其次是教学方式、方法有待改进;同时教材和教学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道德·利益

道德家总是教人重义轻利,而人的本性却倾向于自私。人们一方面要顾及道德的面子,一方面又无法回避自私的本性,往往生活得很虚伪。怎样才能超越这一困境?人能战胜私欲吗?

刘腾亮:所谓“人性”问题,本质上是业力,不能看成永恒不变的。自私并非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人人具足、人人平等的佛性。自私只是佛性外在的尘垢,是可以清除的。所谓“道德的虚伪”,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宗教信仰,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谛,不明白三世因果的道理。
吴明:我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因无明而贪着私欲才倾向于自私,于是往往穿着道德的外衣做自私自利之事。但在虚伪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这样一种生存困境,我相信是可以超越的。面对私欲,道德家的说教只是扬汤止沸而已,根治的方法应该是釜底抽薪:让人明心见性,则私欲不起,何劳战胜。
徐敏:私欲当然不可回避,但同时也要明白,事实如此并不代表应当如此。正是因为私欲的顽固不化,所以其妨害极大,才要以道德教育规范它。
徐冉:道德不是装饰面子的,是真实地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切身利益。自私也不是什么本性,而是可以克服的习气。
马轶文:道德未必是一种负担,真正的道德应出自内心的欢喜和认同。而困境在于,社会有时会把某些道德实践僵化,以某种较高的标准要求所有人。所以,关键在于怎样获得一个全社会认同的道德伦理基础,同时又能保持适当的宽容度。
杨霞:讲道德的人自己一定要能做到,也就是以身作则。如果自己作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就是一种说教。我认为人是可以战胜私欲的,佛教就给了我们一整套克服欲望的理论和方法。
天心:对于那些自己还做不到而跟别人讲道德的人,尽管有虚伪之嫌,但我个人认为也是需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习气,很多事在道理上我们都懂,也完全接受,却不一定能做得到。只要他说的是正法,可以导人向善,也是值得赞叹的。
庄朝晖:承认自己的虚伪,诚实地认识自己,诚实地对待自己。
雨雯:这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无奈。应该把自我利益的追求放在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
棣萱:义和利并重才是应当所为之法。两者顾及,并非世人的虚伪,不过是有时需要如此,形势所迫。
正观:对于普通凡夫来说,要超越虚伪几乎是不可能的。虚伪,未必就是非道德,因为虚伪未必一定会损害到他人。
张雷:人的“二元性”决定了人独有的荒诞命运,是人所遭受的基本压抑。人的私欲,实质上正是这一压抑导致的无意识的反抗。人认识不到世界的真相,所以无法摆脱这种无奈的困境,永远在轮回中打转。走出困境的唯一方式,是追求真理!人生的尽头,就是信仰的开始。
李亚琴:人能战胜私欲,当他明白因果时,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甘心为别人无偿付出。当然这需要一个持续学习、磨练和转变的过程。

 有人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人与人之间说到底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甚至善良和信任都会被人利用,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呢?如果你被别人骗了,会怎么想、怎么做?

吴明:这种现象的确大量存在,但据我的经验,也有超越利益关系之上的真正朋友。所以“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未免太绝对了。我不止一次被别人利用过,明白真相后往往生气一时,不过事后转念一想也没什么,人家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就让他利用一下,没准儿你还帮他成就了一件大好事呢。
徐敏:希望朋友不利用自己,就不要利用朋友。关于欺骗,如果明白了很多人是“自欺欺人被人欺”,在遭遇欺骗时,就会平和一些了。
徐冉:骗人的人是凡夫,所以有这习气。我不止一次被骗,骗就骗了呗。总结经验,下次小心点。再说历生以来,我也肯定骗过人,今生遇到此类人,也是恶果成熟,自作自受,没什么话好讲。
马轶文:这是把人贬低到禽兽的一种看法,把生存竞争放到了至高的地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天心:被别人骗了并不可怕,可千万别被自己骗了。
魏静:如果被人骗了,我会先检查自身在修行中有没有漏洞。我相信真诚一定能感化并战胜欺骗,因为人人都渴望生活在友爱与理解中。
杨霞:如果在学佛以前,我肯定非常生气,甚至要去报复。可是现在,我会认为这是因果,前世欠的今世一定要还。我就会顺着这个缘,让恶缘消失掉。当然,如果我发现他除了骗我以外,还要再去骗别人,就会制止他。
庄朝晖:当这种现象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尽量不起嗔恨心,不再主动与这个朋友联系。
雨雯:要看损失的大小,如果比较小,不去计较。如果很大,那么还是要用法律的手段让对方受到应得的惩罚。
张雷:我想起一位高僧的诗句:“竹影扫街尘不惊,月轮穿沼水无痕。”这个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说的确难以做到,但经常默念这句诗十分有效,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在改变,自己的理性在升华。
思惟:如果在和别人接触之前就考虑是否会被利用或是否可以信任,那交往的心意就是不纯洁的。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不建立在真诚上的友谊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至于朋友间的帮忙,如果不是什么违法、走后门,我不认为是利用。
正观:朋友之间就没有利益?有利益,就一定不道德?道德和利益,未必是对立的,两者共存,不是更好?
李亚琴:能被人利用,说明你有被利用的价值,只要不利用到反面去。如果你被骗了,说明你的智慧不够,要总结经验教训。

 如果讲真话影响到自身名利该怎么办?以善良的动机说假话值得提倡吗?

刘腾亮:说话应以是否伤害别人为基本原则,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名利。以善良的动机说假话,那是特殊情况下迫不得已的做法,不宜在平时提倡。
吴明:我还没有高尚到不顾名利的地步,但如果要讲的真话关系重大、事关他人利害,我也会仗义执言。以善良的动机说假话,在不损人、乃至利人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也不必特意提倡,否则可能被滥用。
马轶文:以善良的动机说假话有时是难免的。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是邪。
天心:佛教有方便妄语,但必须有一个度。虽然是出于善良,是为了他人好,还是有度的问题,不能无限扩大。此外,讲话也要看场合,看大局,要有智慧。
徐冉:佛法讲权、实。以善良的动机讲假话,是方便,是权。权本来就是不得已而用的,而且用不好就出问题,怎么还要提倡呢?
庄朝晖:“必要的谎言”可以用,但要严格限制。
魏静:名利本是身外物。放下对名利的挂碍,随缘了缘,事情的结果可能并不像人想象的那样糟糕。无论结局如何,就以坦然、坦荡的心面对吧。
思惟:生活是一场大梦,名利只是梦里的一个道具,不必太在乎,丢掉这些沉重的道具,可能会更自在。既然是假话,当然不值得提倡。
正观:一切不如实语,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戒止的。所以,对于敏感问题,可以闭口不谈。实在要说,也不能说假话。
陈靖:要看这句真话的意义如何,如果意义不大,我选择缄默。如果意义很大,我还是会说,但是方式上可能会婉转一些,使听众能够理解和接受。

生活中,一个很讲道德的人常常会失去许多实际利益,而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往往能得到实惠。讲道德真的会吃亏吗?如何看待和解决“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之间的矛盾?

吴明:从某件具体的事上来看,讲道德的人可能会失去一些实际利益,而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却得到了实惠。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我相信讲道德的人获得的福报,远远大于不讲道德的人眼前得到的实惠。所谓“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往往成为我们不愿坚信因果、不愿坚守道德的托词。我想重要的是首先从自己做起,“道德的人”越来越多了,“不道德的社会”不就越来越道德起来了吗?
刘腾亮:世上没有不平的事,只有不平的心。你若学佛有智慧了,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
徐敏:不讲道德的人或许会得到一些小实惠,但失去的却是信誉、威信等无形资本。道德的社会是由一个个道德的人组成,与其抱怨社会不道德,不如先以道德规范自己。
徐冉:欲平天下,先平自心。不道德的社会的形成,其中有我的过失。
庄朝晖:“善人”应该努力使自身更有力量,让“恶人”不敢来骚扰你。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一个人只有从自己做起,说诚实的话,做道德的事,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杨霞:从世间法和相对层次上说,那些讲道德、无我利他的人,在很多人眼中似乎真有些傻,表面上看也的确失去很多;但从出世间法和究竟意义上说,他们却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雨雯: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没有形成。从短期看,也许不道德的人能得到实惠,但从长期看,他一定会受到惩罚。
正观:讲道德,不是提倡做傻事。道德亦要善巧。没有智慧的菩萨道,可以想象么?
李亚琴:讲道德不会吃亏,有些现象是一时的,不讲道德终会有报应。“不道德的社会”是来考验你的,付出的终究会回到你的身上。

道德·家庭·职业

怎样才算孝敬父母?如果孩子不孝敬父母而又没有触犯法律该怎么办?将老人送到养老院是否有违中国传统的孝亲思想?

刘腾亮:在物质、精神上全方位照顾老人,才能算是孝敬父母。对于佛弟子来说,要引导、帮助老人学佛、念佛。孩子不孝敬父母主要是教育问题,最根本是自身的示范。问问自己,对父母尽孝了吗?
吴明:孝敬父母应该尽己所能,为他们提供生活的物质条件,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有时,后者似乎更重要。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去度过晚年,的确有违中国传统的孝亲思想。但传统并不是死的教条,应该因时制宜、因人而异。
徐敏:孝顺,不光是听话就可以,应该切身考虑父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如果子女的确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双亲,送到老人院也不能说不孝。但无论双亲在家还是在老人院,都要尽到做子女的义务,这不光是金钱就可以解决的。
天心:中国的传统观念,应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我认为不能说是不孝,关键是尊重老人的意愿。作为子女,即使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仍然要关心他们,尤其是在精神上。
杨霞:孝敬父母、善待老人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要求。作为父母,要给孩子作出孝顺长辈的榜样。孩子是从模仿父母开始的,所以要多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思惟:孝顺父母不仅要让他们的身体受到照顾,更应该照顾他们的思想,设法让他们了解人生真相,使他们知道人身难得,生死无常,抓紧时间了脱生死大事。
雨雯: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确和传统的孝亲不大一样。但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老人得到更好的关怀,让他们更愉悦,我也不反对。
李亚琴:孝敬父母是尽你所能给父母以快乐和希望。如果能让父母生起对佛法的信仰,劝他们信佛、念佛,是为大孝。

 从佛法的角度看,什么是不道德的职业?什么是职业道德?作为合格的医生和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刘腾亮:有些职业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合乎法律规范的不一定合乎道德规范。佛弟子不能从事造恶业的事。如果自己遇到了,必须忏悔业障,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职业。如果真正发心,必然会随心愿的。
吴明:作为合格的医生,应该竭尽全力地治病救人;作为合格的教师,应该毫无保留地传道解惑。
徐敏:从事什么职业,也是前业所感。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妙手仁心,教师的职业道德是言传身教。
徐冉:医生要有一颗温暖病人的心。教师要有把学生培养成才的愿。
马轶文:就佛法来看,职业是利益众生的手段,职业道德应从利益众生的角度出发。但现代社会分工是建立在最大程度满足人类欲望的基础上,它的宗旨同佛法的宗旨很难契合,现在很多职业在佛法看来是全无意义或有害无益的。
庄朝晖: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基本职业道德。现在的大学里,老师一般不承担育人职责,也鲜有人格号召力。
张雷:职业有时不是人所能左右的。民以食为天,有时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怎么办?佛法告诉我们:多修福德。
魏静:爱岗敬业,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修行就是在生活中磨练自己的心。尊重每个人、珍惜每个缘。作为医生和教师,应该像人们赞誉的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雨雯:作为医生和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具有悲天悯人的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李亚琴:在佛法看来,社会上有些职业本来就是不道德的,如卖烟酒、贩毒品、杀生业等等。医生和教师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真诚的爱心和强烈的责任心。
= 谈谈你对 “为人民服务”的认识和理解。政府官员应具备哪些基本道德素质,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刘腾亮:“为人民服务”与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众生平等,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有无我、无私的思想,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民大众融在一起。
吴明:首先应该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底线,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只是在说空话。作为政府官员,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道德素质,如诚实、善良、责任心和同情心等。
徐敏:要严以律己、知法守法,不被坏风气所转;切实考虑人民的所需;也要认识到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
马轶文: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他人之方便为己之方便,以他人之快乐为己之快乐。
思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忘记自己,全身心的为他人。
李亚琴:“为人民服务”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作为政府官员,要始终站在人民的利益考虑问题,正直、无私、公正。

道德·人生

假如一个人连起码的惭愧心和羞耻感都没有,道德对他有何意义?对于一个不信因果业报的人,该怎么办?

刘腾亮:事实上,许多恶人在内心中都敬佩好人。严格地讲,一点良知都没有的人几乎没有。对于没有佛缘的人,我们也要以慈悲心、恭敬心、平等心对待。
吴明:在这样的人心目中,道德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道德对于这样的人尤为重要。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如此无明、愚痴而放弃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更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道德社会之外,令其彻底沉沦、堕落。
徐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谓没有,不过很薄弱,显得没有似的。就算一个人顽固不化,道德种子一旦种下去,早晚会发芽。所以道德对他还是有意义的。
马轶文:我觉得感化别人比简单地指责要好。要让大家切身觉得道德本身就是好的、美的、光明的,如此不讲道德之人自然会产生羞耻感,向贤人学习。可怕的是社会以功利为目标,把物欲放在第一位,只要事情做成了,手段可以不论,这样道德就好像成了奢侈品。
天心:如果真的没有惭愧心、羞耻心,的确是极为可怕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少。即使他不讲道德,不能按照道德规范去做,并不表示他内心就完全抛弃了道德。
杨霞:哪怕再邪恶的人,我也不认为他的良心就完全泯灭了。因此,道德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一个人现阶段还不相信因果业报,我想也只是时间问题,因缘成熟了自然就会相信。当然,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之所以很多人还很难接受因果业报的观念,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太多的误解。
魏静:此生能投生为人,必有些善根,心中总会有善的一念,要设法开启它、放大它。因果业报不因人不信就不存在。环境的熏陶会影响他、改变他,无常人人都会遇到,多用方便法引导他吧。
雨雯:没有惭愧心和羞耻感的人,也就无所谓道德。如果这个人不信因果,就不能用来世的果报威慑他,但可以用现世的果报来震慑他。
李亚琴: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没有一个人浑身是错,把他的长处找出来加以赞美,就找到切入点。首先是理解和体谅,以自己的善行感染他。刚强难调的众生更需要耐心和信心对机引导。

对于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友好地对待他吗?如何才能无条件地关爱所有人乃至一切众生?

刘腾亮:这需要菩萨的慈悲与智慧。一切纷争起源于贪嗔痴三毒,归总于因果业报。别人伤害你,你要忏悔,要想到以前我可能也伤害过他。当贪嗔痴三毒熄灭,慈悲和智慧必然生起。
吴明:对于伤害过我的人,要像以前一样友好地对待他,开始确实比较困难。但我曾经努力去做,结果皆大欢喜,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应该相信,我们有可能做到无条件地关爱所有人乃至一切众生。三世诸佛、菩萨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徐敏:我现在还不能无条件地关爱所有众生,但我确信这是可能的。这需要不断发愿与训练。佛法告诉我们,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中,每个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亲人。
徐冉:可以友好对待。再说谁没伤害过人?说起来,我伤害别人比起别人伤害我,多得太多了。惭愧!
庄朝晖:无条件地爱所有众生,对于目前的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为我的境界,就排除这种可能性。如何做到?应该向佛陀学习。
棣萱:要看是何缘故。若是误会,我可以像以前一样;若不是,我想会有所减色。需要不断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才能无条件地关爱一切众生。
雨雯:我可以做到以礼待之,但做不到以心待之。要无条件地关爱所有人,只有寻求佛教的力量了。
天心:首先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当然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心量太小、我执太重。其次,做任何事都要有智慧,要讲究方法。如果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想自然可以像以前一样对待他。至于无条件地关爱一切众生,对于一个凡夫来说很难,但如果是佛弟子,就必须朝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杨霞:在没有学佛之前,如果有人伤害我,我会非常伤心,甚至会退失自己的善良。但学佛后,我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进一步,我会说服自己将伤害我的人当成菩萨,也许他就是以这种示现来扩大我的心量,增长我的慈悲和智慧。如果没有学佛,绝不可能无条件地关爱一切有情。但如果是真正的佛弟子,要想解脱成佛,这是必须的。
魏静:人因无明遮住了双眼才会做下错事,无明中的人更可怜,更需要救助。爱心是一点点培植的,扩大心灵的空间,就会容下他人的伤害。有容乃大,深入理解众生,会把一切有情装在心中。
李亚琴:达到这种境界是一个过程。“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一切伤害都有因缘,也消你的业障。有时要感恩违缘,从中悟出顺缘中得不到的东西。

 爱憎分明几乎是社会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用一句曾经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对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腾亮:所谓敌我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事物都会转变。凡事要有余地,不能做绝。敌人觉悟了,转变了,就变成好同志。从佛法讲,不应该在情识上起分别心,要消除爱憎观念,以慈悲心、平等心、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
吴明:我不认为爱憎分明是值得提倡的道德品质,尤其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对待朋友固然应该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也不一定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我相信温情可以化解敌意,而残酷的斗争只能加剧敌对倾向,制造更多的苦难。
徐敏: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那迁就自己放逸的心。
徐冉:要说朋友,众生同禀佛性,都是朋友。要说敌人,心中的恶念恶习,才是真正危险的敌人。如果一个佛子还在社会上爱一帮、恨一帮,那和不修行的人有啥区别?
马轶文:爱憎分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恶扬善。但不少道德习俗有较大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朋友和敌人是会转化的,过度的爱憎分明是不宽容的体现。发展到不恰当的地步,就会变成打击异己的阴谋手段。
天心:从佛教来说,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佛教不认为有绝对的好人和恶人,也就没有绝对的朋友和敌人。当然,佛教绝不否定是非善恶的相对存在,假如一个人连是非善恶都不分,不是傻瓜吗?
杨霞:很多人所谓的爱憎分明,是站在自我的立场,是以自己的价值判断、情感和利益为出发点,爱我所爱、恨我所恨。这种爱憎分明是自私和虚伪的。
魏静:有一句台词:人不是西瓜,西瓜有好坏,人没有好坏。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错事的人。
正观:对一切众生须以平等心对待。心是平等,但是手段、方法可以多样。
李亚琴:爱憎分明是对是非的分明,对事不对人。划分敌友是世俗知见,“一切众生如来想”。你只有心中的敌人——贪、嗔、痴。你不以人为敌,就没人以你为敌。
雨雯:用爱心去感化敌人吧。

 对于欺软怕硬的人,忍让宽容只会助长他们的贪婪和罪恶吗?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

刘腾亮:菩萨以慈悲和智慧对待一切众生。首先是慈悲,任何刚强的众生,都会被无限的慈悲所感化。其次是智慧,忍让和宽容也是有原则的。我们经常不能正确与他人相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慈悲与智慧不够。
徐敏:一味容忍的是老好人,不是善良而有智慧的人。但也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了事,一定要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徐冉:宽容不是纵容。如何对待这些人,要看自己的力量和彼此间的缘分。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加以善劝、警示等。实在不行,敬而远之。
马轶文:要降服他,先要让他看到力量,知道善良并非软弱可欺;然后用德性去感化他,让他体会善良之美。
天心:与其说是欺软怕硬,不如说是不讲理。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怎么做?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就回避他。当然,最好是通过智慧和方便善巧来转化他。
雨雯:用适当的手段,比如说法律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不要通过暴力手段。
李亚琴:忍让和宽容是美德,但同时要有智慧,应当有勇气正面和这样的人交谈,说话要巧妙,给他留有自尊,并让他心生惭愧。你的善心和诚意最终会感染他,这叫不威而治。   =  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吗?
刘腾亮:知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知识仅仅是技能,特别是现代教育模式,仅仅灌输技能性的知识,而没有人格、道德素质的培养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害处,使人更知道如何伪装、粉饰自己。
吴明:知识增长与道德完善并不成正比。知识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人们行善的助力,也可以成为作恶的工具。
徐敏:知识传授与道德教育一定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徐冉:单纯的知识不能改变人的道德,但能为自我改造提供很大的帮助。知识是为人所用的,用之于善则善,用之于恶则恶。
庄朝晖:我认为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知识。而且知识与实践还不是一回事。
天心:道德是为人之本,是内在和深层次的。相对来说,知识是比较表面的。用一个比喻来说,知识相当于我们穿的衣服,道德则是健康的身体。你穿得很华丽,并不表示你就很健康。
杨霞: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不见得就没有很好的道德,而一个博士生照样可能去坑蒙拐骗。因此不应该用知识、学历和文凭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道德·法律·宗教

 道德实现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前提吗?仅仅依靠道德自觉行得通吗?

刘腾亮:事实上,道德才是法制的基础,而法制不可能成为道德的基础,这是严重的观念倒错问题。我们不要过于迷信法制,没有道德建设为基础的法制社会,其局限和弊端是很严重的。
吴明:“仅仅依靠道德自觉”当然是不够的,但是道德实现最终必须依靠道德自觉,而法律制度的健全只是助缘。
马轶文:作为调节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法律当然是重要的。但法律只能制恶,不能摄善。而且通过法律调节,有赖于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执法者的公正性、监督者的有力性等条件的制约。
庄朝晖:人容易从恶,却不容易向善。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只能防止最坏结果的出现,却不能导致更好结果的出现。所以,还需要道德的教化。
徐敏:道德的制约力很微弱,而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一点上,道德不如法律有效。所以要以道德教育配合法制建设,双管齐下,不放松任何一面,才能更好地树立道德风尚。
天心:应该说,道德是比法律更基础、更重要的东西。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首先要具备的是道德,如果公民缺乏基本道德,完全靠法律是无法维持的。之所以还能用法律来维持,是因为人们还讲道德。也就是每个人心中还有善良的一面,如果都邪恶了,法律也没有办法。我认为社会更需要道德,而不是法律。
雨雯:我认为道德非常重要,但光依靠道德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确是行不通的。道德和法律可以互相弥补,都要重视,不能偏废。
李亚琴:惩罚是一时的,有时还会起反作用。重要的是以德行感化人心。你不能控制环境,但你可以控制自己。

 在死刑问题上有赞成和反对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你的观点呢?

刘腾亮:从世间法上讲,因果相报是必然的,杀人偿命也是公平的,无限度地宽容、纵容坏人也是一种犯罪。从出世法来讲,佛教更重视拯救人的灵魂而不是肉体,当然佛教徒不会去实施死刑,佛弟子是不杀生的。
吴明:我反对死刑。这种惩罚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它没有触及犯罪现象产生的社会的、心理的根源,反而又制造了新的罪孽。
徐敏:有没有死刑,这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有很大的关联。佛法不违世间法,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但死刑的行刑方法有一些是很残忍的,这个是很不好的。如果确实有能力,应该发表意见乃至出面干预。
徐冉:废除死刑是好事,但一下子废除可能实现不了。如果一个人被冤判死刑,等到昭雪时,可就无法令死人复活了。废除死刑,给人一个改造机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马轶文:我反对死刑。以暴抗暴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会起作用,但对人类长期的生存发展不利。死刑是基于人类的对等报复心理,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三世因果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间刑罚不重要。
庄朝晖:应该是向着“没有死刑”发展,但如何惩罚和震摄穷凶极恶之徒,这确实是两难问题。
天心:我并不完全赞同杀人偿命这个观点。从人道主义出发,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无期徒刑或终生监禁来代替死刑。
杨霞:杀人偿命,我认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不违背因果。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这个世界的善恶。
陈婧:允许死刑,但要谨慎使用,要用更加仁慈的死刑方式。
李亚琴:我不赞成死刑,因为这是治标不治本,人心不会因此得到改善。其实一个良民变成罪犯,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人犯罪,整个社会都有责任。

 宗教信仰在道德建设中有什么重要意义?佛教有可能扭转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吗?

刘腾亮:我认为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根本地解决道德建设问题,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是很可怕的。合法宗教不能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各种邪教就会乘虚而入,这方面的教训很惨重。人毕竟有精神需求,需要建立精神支点,无论是政界还是宗教界,都应该面对现实,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全民都真正信仰佛教,那么社会道德水准必定会有根本改变。
吴明:宗教信仰应该是道德建设的中坚力量。我希望并相信佛教能扭转道德滑坡的现状,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徐敏:道德补法律之不足,宗教又补道德之不足。佛教可以对扭转道德滑坡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不能一味依靠佛教。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佛教能否切实有效的推广还是问题。
徐冉:不同的传统宗教尽管有浅深不同,但都是道德的建设者。挽救道德滑坡不是哪个宗教单独的任务,所有传统宗教都有责任。传播佛法对扭转道德滑坡绝对有作用,所以要大力弘扬佛法、流通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实践,改造自己就是扭转道德滑坡最好的办法。
马轶文:宗教信仰一直是道德的源泉。佛教对中国道德伦理的重建会起到重要作用,但近期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社会对宗教的普遍理解和对佛法义理的重新解释等等。
天心:从理论上、从佛教经义来说,是完全可以扭转社会道德人心的,但客观上却很难真正实现。
庄朝晖:我相信,佛教肯定会对中国的精神重构做出应有贡献,其贡献又会推动对佛教的深入研究。但这需要佛教界、知识界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魏静:佛法教人明因知果,把握自己的命运,教人彻底解脱,应该肩负起提高道德素质、净化社会人心的重任。
李亚琴:宗教能起到改善人心的作用。很多人不讲德行,是因为没有人生信念。佛教犹如茫茫黑夜中的灯塔,给迷茫的众生以航向。因果轮回的道理是从根本上对治人们的贪、嗔、痴,每个人最终要对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不管你相信与否,报应丝毫不差。如果佛法兴盛,社会道德滑坡自然会扭转的。

 同情心、爱心与佛教所说的慈悲心有什么区别?

刘腾亮:同情心是良心或良知的体现。爱心一词出自基督教,其“阿佳佩之爱”是大爱,有别于人伦的爱欲心、爱染心,但其“大爱”仍然局限于人,而慈悲心的对象是一切三界众生。并且,佛教的慈悲与般若智慧是密不可分的。
吴明:通常所说的同情心、爱心往往是有条件的(如希望有所回报)、有等差的(如施者视受者为弱者),而佛教所说的慈悲(慈与乐,悲拨苦)是“无缘”的(无条件)、“同体”的(感同身受)。
徐敏:同情心仅仅是因为见到别人可怜觉得难过,略似孟子的“恻隐之心”,还没有上升到行动。而爱心是导致行动的,不但同情而且尽量帮助。慈悲心包括慈心与悲心,慈是予众生乐,悲是拔众生苦,做到真正的慈悲很不容易。
魏静:慈悲就是爱的升华,是由凡情升华为圣情,小爱升华为大爱。从爱自身、爱家人、爱朋友,进而扩大到爱每个人,每个生命,乃至世间万物。
棣萱:同情心是见人受苦而发怜悯之心;爱心即发自内心善待他人。慈悲心涵盖并超越了同情心和爱心。无条件地给予众生快乐,视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
李亚琴:同情心是有分别和限度的,一般动物也有;爱心是人类的境界,但未去除我执;慈悲心是拔苦予乐,无论怨仇亲爱,一切众生如母想,是无相布施。

社会问题的道德反思

  诚信是当今普遍关注的道德问题,它对于个人、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何在?

刘腾亮:人是社会的人,这种社会性特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孤立的个人和单位是无法立足的。因而,个人和他人、个体与全体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而诚信则是建立这种良好关系的首要条件。
吴明: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可以得到他人的信赖和帮助。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人们生活在其中才会有安全感,社会也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需要诚信,如果人们不讲诚信,整个经济秩序就可能走向混乱,乃至崩溃。
徐敏:物理学上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诚信也是如此,只有待人以诚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欺诈只会把彼此的精力耗费在互相提防上,完全是无用功,对个人、对社会、对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
徐冉:人无信不立。没有信用好比车辆有车轮没有车轴,怎么能动?对个人而言,不讲信用,短时间占便宜,长久来看还是吃亏。
庄朝晖:心理学调查结果显示,“诚实”的人最容易被选作朋友。所以,“诚实”对个人很重要。对于商业,“诚信”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遗憾的是,现在的商场充满尔虞我诈,甚至很多人以“诚实”为名,行“不诚”之实。
雨雯:信用是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的基础。有了信任才能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互助。信用也是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银行借贷、企业间的票据往来,生产链上下游之间的配合都不可能有效展开。
李亚琴:不要轻许承诺,承诺的事一定要做到,哪怕自己损失再大也不能失信于人。失约违约是在摘自己人格的牌子。

  如何从佛法的角度看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

刘腾亮:佛教反对一切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有很大的相对性。佛教消除战争的方法是从因上,而不是果上入手。佛家认为,杀业引来刀兵劫。“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屠门夜半声。”所以,佛教的重戒之一就是不杀生,这是避免战争最根本的方法。如果全世界都慈心不杀,素食念佛,战争绝对不会发生。
吴明:佛法反对战争。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都会人为地伤害有情生命,给人间带来更多的苦难。
徐冉:佛教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佛法认为战争根源是人的贪、嗔、痴。只有熄灭贪、嗔、痴三毒,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天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是残酷的,都是应该禁止的。
杨霞:从究竟意义上说,战争没有所谓的正义和非正义。

  腐败现象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如何才能更有效解决和防止腐败?

刘腾亮: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丰衣足食而精神空虚,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用物质享乐来麻醉自己的心灵。要解决腐败问题,根本办法就是弘扬佛陀教育,让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吴明:我认为,人们常说的政治体制不够民主、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等,都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在原因。内在原因在于信仰失落与道德败坏。要有效防止腐败,必须内外兼治,在健全社会管理制度的同时,必须重视道德秩序的重建。
雨雯:问题首先在于道德教育不够,其次在于缺乏防止腐败的有效监督机制。把上述两点做好就可以防止这一问题。
李亚琴: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心失衡,没有真正的人生信念,不相信因果业报。

  据报道,许多城市每年要吃掉大量野生动物,而且食用方式非常残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腾亮: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菩萨见了必定流泪!今天这些无知的人加在动物身上的残暴和痛苦,他日必定要加在这些人自己身上!无知而可怜的人呵,你可曾听见地狱的号哭?你何年何劫才能获得佛法的甘露!
吴明:这真是我们人类的悲哀。杀生已是罪孽,还要“享受”杀生的“刺激”,更是罪孽深重,万劫不复了。
庄朝晖: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要杀小羊,母羊竟流泪跪了下来,怎不让人恻然同情,放下屠刀?
徐敏:个人因果个人了。通常能做的就是怜悯那些动物,更怜悯那些人。如果有机会,就可以规劝人们不要残忍地吃各种动物。当然理由不一定就是因果可怕,可以从环保、健康等角度来说明。
思惟:我们都看过对地狱的描述,其实这里已经是地狱了,刀山、火海、油锅……哪一种都有,只是不当下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债却已经牢牢地记下了,生生世世,机缘成熟就会来讨债,我们到时候有能力抗拒吗?
李亚琴:从因果轮回来看,吃的其实是自己的肉啊!
雨雯:善待动物也是善待人类自己。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6.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释见岸

  在律典中,有二个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例是在《摩诃僧祇律》卷四载:
佛住毗舍离,时毗舍离有一病比丘,婴患经久不治不时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厌,便语病比丘言:“长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上阿阇梨,亦不得受经诵经思维行道,长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当奈之何,我亦患厌苦痛难忍,汝若能杀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杀之。
此例中,病比丘因难耐病痛之苦,要求照顾他的比丘杀他,佛陀并未对这位病比丘做任何明确告诫,而是对看病比丘严厉呵责,责其有违修行人之身口意行慈,如此做不能长养善法,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并因此而制戒:若比丘亲手断他人性命,此比丘犯波罗夷不共住(重罪不可悔)。后来又因数例,佛陀再增制戒:亲自手断他人性命,或持刀(或任何方法)帮助自杀者,乃至教唆自杀、赞叹自杀等,这些行为皆犯波罗夷,不应共住。
第二例是《五分律》卷二所记载:
因诸比丘修习不净观故,深入厌恶耻愧此身,其中或有自杀,辗转相害,后索刀绳,或服毒药。佛陀得知,种种呵责:“汝等愚痴,所做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呵已,告诸比丘:“若自杀身,得偷兰遮罪。”并以十利为诸比丘结戒。
上例是因病苦,此例则是因为修习不净观法,对色身生厌离心,不耐久活,而有自杀之事。
从此二例中可知,自己结束生命者,为佛不许,而以种种方法协助他人自杀者,更是不可以。以病人而言,虽对自己生命有自主权,但依佛陀的教示,所谓生命的自主,并非决定是否结束这一期生命,而是能决定如何透过作为与不作为,使生命的内涵变得更真、更善、更圆满。结束生命并不会使生命的内涵更圆满,也不可能从此终结一切。况且自己结束生命,依缘起论而言,已经不是“自己”的问题而已。
佛教的生命观,包含了生命的流转与超越。老死只是一期生命的终止,也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生命像是一条锁链,使有情不得不顺着它在无限生命流中流转。唯有解除无明与贪爱的系缚,才能超越生命的锁链,不为所拘。所以,解决生老病苦的方法,是内心烦恼的止息与净化,而非色身的结束。再说,当自杀的行为造作之后,又在自己生命中添加了“伤害生命”的恶业逆缘,减少了超越生命的善业顺缘。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有情界中,因着业力辗转相依的关系,以及三世时间的迁流,自他之间并非毫无关系。《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自己与他人在今世或生生世世的生命圈中,是互为父母的。准此而言,决定用安乐死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结束了他人父母的生命,不仅无法解决自己的痛苦,反而会增加他人的痛苦,严重违背了“慈忍护念众生”的精神。
若是病苦逼身,不能忍受,应当如何呢?《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一有说:
是故有智慧比丘,往看病比丘慎勿赞死,正可说言:“长老持戒具足,莫恋着住处及诸衣物、知识朋友,但存念三宝及念身不净,三界中慎莫懈怠,随寿命长短。”若此病比丘,因语而死,如是因说法死无罪。
由经文中可知,佛陀教法的目的,在于人可以透过精进修持,解除痛苦烦恼,超越生命藩篱。因此,疾病缠身时,在色身上当可不利用高科技的维生设备,延续无意识或濒死的生命;在心灵上不要恋着世间的物质或人事,而内心存念三宝及色身不净,依着平日修持的法门,精进用功。在所余的生命里精勤修持,这才是自主的意义。
反之,如果能超越生死轮回,心中不存任何烦恼,此生命和其他有情将无任何纠缠,换言之,此生命并不构成另一生命的因缘,此时,结束生命并无大过。这在《杂阿含经》卷四十七中有记载:
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我说彼等则有大过;若有舍此身已,余身不相续者,不说彼有大过也。
但是,在所有佛之教法及弟子修持中,这种情形毕竟是极微之数。
值得思考的另一问题是:病人的意愿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就是当末期病患觉得苦痛难堪时,觉得“生不如死”时,如果一旦外在的人事、环境让他感觉温暖与光明时,他会不会觉得生存的可贵?而反认为“死不如生”呢?每个人的想法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所以即使是赞成安乐死的人,也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例如,澳洲北领地议员Marshall Perron(最初提出安乐死法案的人)认为要有安全措施加以确定病人的意愿,于是规定:要有二位以上的医生及专家评估、书面及口头的申请、三个月的冷静期等,如此即可防范短暂、沮丧或被强迫之情形。美国Oregon州的“尊严死亡法案”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
1、病人要年满18岁;
2、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经合理医疗之判断、六个月内会死亡的末期病患;
3、病人要有口头上或书面上之要求,15天后不断重复口头要求,在第二次要求后,可以撤销之;
4、书面要求必须病人签名,而且有二位不同的证人签名;
5、二位证人必须是:A、不是病人的亲属,B、不能因为病人死亡而拥有财产,C、不是病人接受照顾之机构的所有人、执行者或员工;
6、病人最后一次提出要求和实际下处方之时间至少要间隔48小时;
7、若没有得到病人有意志地授权,而更改或伪造医疗要求,或隐藏、毁灭要求的撤销,而蓄意造成病人死亡的结果,是犯了A级谋杀罪;若对病人给予不适合的影响,而使病人要求医疗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或毁灭要求的撤销,也会被定为A级重罪。
这种种条件,不论是年龄、疾病的认定,病人表达意愿的方式及时间,会诊医生及证人的意见,都是想要明确肯定病人的意愿是坚定的、自主的、正常的、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所影响的。然而人类有三种特胜——忆念胜、梵行胜、勤勇胜,是超越其他众生的。当病人明了生命的相依相存性,知道每个生命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每个心念、行为都会对自他构成某种程度的影响,有了这个信念后,在内心的那股自觉的道德意识——梵行胜,以及想要突破生命限制的意念难保不会升起,进而引发坚毅的堪忍勇气——勤勇胜,以至于改变了原本想要死亡的意愿。这种转变岂是短短48小时或15天所能评断的。
人既已生,必有老病死之苦。如何解除不能免的病苦,的确是一大挑战。若能够承受苦痛,而且从中显发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生命环环相扣的世间,引发良性循环,这是对自他生命的慈悲。有因有缘才有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且是互为因缘的。如果对每个接近终点的生命,给予对刚踏入生命之旅的新生命同样的爱与关怀,那么才是对自他生命的平等。所以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未必能符合缘起的意义和慈悲平等的精神。笔者认为,病苦既不能免,死亡也必然会来临,如何减轻病人身体上的疼痛、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以及在心灵上找到一个依靠,使内心升起安详与喜悦,令生死两无憾,这才是病人与家属应该认真、主动去思考的问题。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5. “动物权”与“护生”

“动物权”与“护生”

释昭慧

  “动物权”(animal right)的词汇,源自于西方。在东方佛教,“护生”有它完备的理论架构,但“护生”的理由,却并非来自于“动物权”的观念。
“天赋人权”的说法,固然仁慈而伟大,但无法获得实证;同理,“动物权利”的来源,倘若寄诸“天赋”,欲证成其真实性,则更属渺茫。也许,“天赋”这种“创造论”色彩浓厚的观念,只能停留在信仰的神秘层次吧!但它对“无神论”的佛教,最起码不具足任何“证成动物权之正当性”的效力。
至于在法律上,或是在实务的操作过程中,则权利云者,经常是伴随着义务而出现的概念。于是稍一不慎,“动物权”论者就会掉入“动物没有资格取得人所拥有的权利”之推论陷阱。就如同义务论者柯亨所说的:权利观念不能应用在动物身上,因为“权利”这个观念只能适用在道德社群的成员上,而动物因为不能做道德决定,所以不是道德社群的成员,而人类相较之下,具有比动物更大的价值。
康德更是如此认定:动物没有人格,因为它们不是理性、自觉的存有,不能够把握道德律则。由于它们不是道德立法王国的一员,所以我们不对它们负有任何义务。但是我们应该善待它们,因为那有助于培养善良的个性,使我们在对待人类同伴时,更为体贴温厚。换句话说,爱护动物是为了“人”这方面有所需要的理由,而不是来自“动物”方面的需要考量。
依佛法以观,“护生”所护的范畴,是一切“有情”。但这是来自于尊重每一“有情”的需要,而不是来自于尊重“人”的需要。“有情”,是所有“护生”规范的受惠者。因为只有“有情”才有情识与情爱,对于自体的生命,才有趋乐避苦、趋生畏死的本能。为了尊重这种动物本能,所以避免伤杀恼害它们。
相对于有情,非有情类的植物,虽亦有其蓬勃生机,但并未呈现“情识与情爱”之特性;对于植物,由于尊重它的蓬勃生机,所以僧尼的戒律中,还是有“不得践踏、砍伐草木”的规范,但其毁犯之严重性,是无法与“杀生”戒相提并论的。这种区分也来自于素朴经验的感情。所以每当有人向笔者辩称“植物也有生命”,以证明“素食与肉食”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时,笔者都不忘提醒他:就最素朴的常识经验而言,你觉得掰断一朵花与掰断一只鸡的脖子,是同一码事吗?在你心里所遗留下来的是同样的业痕吗?
伦理规范的受保护者虽涵盖“人”与“非人”之一切有情,但伦理规范的行为主体则是“人”,而非“人以外之其他动物”(以下简称“动物”)。职是之故,“护生”此一道德诉求的词汇,纯粹是对“人”的行为之有害于生命(包括动物)者,所提出的反制。动物与动物之间,倘有相残相食之行为,它们是不可能产生“对方也有生存权利”之反省的。人与动物之间,倘若某种凶猛动物(如虎、狮、蟒蛇)欲依本能而杀人时,人也无法诉诸“生存权利”之道德观念而制止之。人对待动物的方式,构成“善业”或“恶业”,动物待人或动物相待,纵使从人的角度看来,可以称之为“凶残”,却是纯任本能的“有覆无记”(覆障真理,却非关善恶,是道德上的“中性”)。
职是之故,“护生”的理论基础,不是来自于“天赋动物权”的形上学,也不是来自于义务论式的——不脱“人本主义”色彩的——思辩,而是来自于佛法基本原理的“缘起”法则:素朴经验“自通之法”的背后,有它“相依相存”或“众生平等”的思辩逻辑。
原来,“人”虽有各别隔历的形体,但形体与形体之间,则并非“绝缘体”。一般的互通,仰仗语言与表情以传达讯息,而至亲至爱之人的互通,甚至可以隔空出现(例如:儿子在外发生横祸而惨死,母亲在家毫不知情,竟然在灾祸发生的同时,没来由地心痛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或“心电感应”。
当人愈是将“自我中心意识”减低,这种“互通”的管道,就愈是畅通。所以,忘我爱子的母亲,对稚子的苦乐,感同身受;一般看小说或电影看到忘我的人,将自己溶入到主角的处境之中,也可以随着主角的忧伤而不自禁落下眼泪。这就是人人可以具足的“自通之法”。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因不忍见衅钟之牛觳觫(颤抖),而决定以牛易羊。国人笑其“爱牛”,孟子却认为这是“仁术”,因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就是从素朴感情而来的悯生之心,扩而大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治天下之道悉在于此。所以人人皆有“自通之法”,这正是佛家“众生缘慈”的活水源头。
然则何以形体隔历的人,并不是“绝缘体”?理由就是:依“缘起”法则以观:存有的任一现象,原都不是隔别孤立而可以单独存在的,须要有“众缘和合”以成就之。因此,缘所生法本身,就与其他的缘所生法,有着“相依相存”的复杂网络。在这前提之下,因缘相互支援成就的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如何可能不存在着隐微而畅通的管道呢?因此,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就不只是素朴的感情因素,而在感情自然流露的背后,有其“法则”存焉。透视此一“缘起无我”的法则,才能体会“自通之法”的所以然。有了这番体悟,方能从“众生缘慈”而升华出“法缘慈”与“无缘慈”的生命智慧。
其次,由于一切有情只是因缘条件组合下相对稳定的存有个体,所以,在因缘条件变化时,个体的尊卑优劣之处境,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一切阶级意识,都是执着于阶级真实性的“常见”,也是一种我慢作怪的“自性见”,在现象差别性的背后,“诸法缘生无自性”的法则,是平等平等的。这就是佛家“众生平等”说的理论依据;用拟人化的口气说:“自通之法”所发散出的广慈博爱之情怀,不是“神”在召唤着我们,而是平等法性在无声地召唤着我们。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由此萌生——给予众生快乐,不来自于任何从“我”的立场所设定的“特殊条件”(故曰“无缘”);悯念众生悲苦,则系因众生法尔平等不二,同体相关。这时,“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素朴的感情,一种互惠的思维,而形成了一种法性等流的——情识与情爱的升华。“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美德,而形成了有道德自觉与理性思辨能力,意欲提升“情识与情爱之层次”的“人”所应恪遵的“义务”。正因为“人”才是道德社群的成员,有足够的理性与自觉,来制订与履行规范,所以虽然“众生平等”,但也只有人,才具足承担“护生”义务的能耐。至此,义务论者的论据,不但不足以摒除动物于道德保护之外,反倒是证明了“人”对“动物”所应有的承担。
“动物权”观念的提出,就如同“环境权”的诉求一般,最起码对人类沙文主义,有极其深刻的反省批判之对治意义。这使得动物或树木,不再依于它是“张三或李四的财产”而具足意义;“动物权”与“环境权”的观念,赋与了动物与树本身存活于宇宙间的主体性意义(虽然那不是“道德规范的行为主体”,却是“道德规范所惠及的生存主体”)。
还有,只要肯谈“人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是因同情弱势的素朴经验,而建构出来的人道理想——对于权贵或豪富而言,“人权”观念即使不能落实,也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的。然则,认同“人权”说法的人,就无法回避“动物比弱势的人更加弱势”的现实。是的,动物比弱势的人更加弱势,因为它们没有选票,无法透过集会、结社或示威游行等民主社会的正当途径,形成有效压力,以改变不利于他们的任何法律、政策与现实处境。所以,谈“人权”的人,不宜将人与动物的两种“弱势”,形成两种对待标准。就此点而言,“动物权”的呼声,纵使在逻辑上容易被设下陷阱,但在运动的策略上,依然有其极高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戒幢佛学研究所·师资概况

对现代佛教教育而言,培养一支稳定、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实现教学秩序与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有鉴于此,除引进师资外,研究所将研究生班作为培养后备师资的平台,为研究所师资队伍储备和输送各专业方向的师资人才。目前,研究所师资队伍主要由专职与特聘两部分构成,基本满足课程教学要求。现有主要师资情况如下:

论宋明儒学

──十二年冬作──

 

太虚大师

 

尝论我国自晚唐、五代以入於宋,禅宗实为学者思想之结核,故不惟佛教之天台、贤首、净土等,能畅行於宋、明来者,皆托禅宗为根底,各开应化门户;虽道家、儒家、亦取禅宗为骨,涂附或道、儒之旧业为皮肉,以号为性命双修之仙学,及宋明儒之理学者。道家之旧业,则长生之炼丹出神也。儒家之旧业,则治世之人事伦理也。而所取於禅宗者,则道家先守窍令心静定谓修性,似於习禅也。儒家若周茂叔教人寻孔颜乐处等,似於参禅也。然以萦挂其旧业之故,不能放舍生世,由大死而为大活;故浅为尝触,即诩已得,疾返其延生经世之旧,务为飞升之神仙,人伦之贤圣。今以唯识学之术语喻之,则从上所传教外之禅,譬第八识所变实境。立为禅宗门庭者,则如前六现量,亲托彼为本质而变为自所缘之相,能符彼本质之自相者也。立为台、贤等门庭者,则如第六正比量,疏托彼为本质,变似名相,不谬彼实境之共相者也。彼道与儒,则如第六非量,亦或亲或疏托彼以为本质,由无始我法分别熏习力故,变似所执实我实法之名相,於所托之自相、共相均有迷误者也。故儒、道家虽同托於禅,以面底不一致故,遂与佛门卒多骶牾,若如来与异生虽同是诸法离言自相之一真法界,以异生於离言界不相应故,异生卒不能即同如来,且与如来相背而驰也。吾因是於彼执旧业以自碍之二家,每深致慨焉。

虽然,吾亦不谓儒、道家於宋以前初无似於禅者。道家若庄周言“颜回心斋”、“卜梁倚朝彻”,儒家若荀子解蔽之言“空石中人”等,皆慨然有事乎禅定者。以禅定之学原不限於佛法,有内心修养者皆所同事,故禅定学亦名增上心学,而为佛法外之异道所共修也。但汉、唐间之二家,则道务长生以修命,儒务治世以修文,鲜闻有事於增上心学者。故宋明来道家之修性,儒家之究心,实由感受禅宗之佛化使然也。然宋明来之佛、儒、道三教,已潜藏此不可说之禅宗为共通之根底,故国民之普遍心理上,每易有三教同源之思想。而读书士夫,多於三教同源之思想上,守儒家之态度;无识男女,多於三教同源思想上,持道家之态度;彻里彻表为禅宗之宗、佛教之教者,卒唯极少数之人也。由上来所言以观宋明儒之学,可知其渊源於禅宗,而又肤浅自封,不能与禅宗一致,明矣。然世之论宋、明儒学者,多谓其渊源於道家,以宋之朱、陆及明之王,昔出自二程,二程则师茂叔而友尧夫,茂叔之太极图与尧夫之先天图,皆出於道家陈搏之相传是也。但予昔尝见空谷禅师之说──忘其书名──,则茂叔传承於某禅师──似即杨龟山所言之总老,乃东林总禅师──,考据极确。又晁公武读书志,谓周子受学於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则濂溪固授受自禅门也。即就陈搏以言,要亦道家之沾尝禅宗者。陈搏沾禅附道以道其所道,周、邵又沾之以附於儒,适开三教混合之局,其隐贯之者,则禅宗也。茂叔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仿自禅宗参话头。其言无极而太极,乃指心言。何者?周之太极,即邵之先天。邵曰:先天学,心法也;万化万事生於心。又曰:先天之学,心也。後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案:先天谓心能造业,业即天命,後天谓业招而果酬,通心业果曰道──。又曰:心为太极,道为太极。又以心谓之中,故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变而不离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宋明学大致以天地人物变易之本名太极──或谓一气、或谓元气──,以人事伦理标准之性谓之中──或曰天理、或曰天性──,而此皆以心释之,实为宋明学之大原,而托本禅宗──禅宗亦曰心宗──之明证也。谢上蔡以之说仁,故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上蔡出大程门,大程说仁,谓天地生生之大德──。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若活人有藏识,死人无藏识,此仁即指藏识──。大程亦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以言易之言言心。杨慈湖印本心於象山之一喝,後以之作己易,曰:易、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己者何?主人公;主人公者何?异熟识;即指其所悟本心为己耳。至象山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语尤显然,又言理亦即心,故曰:塞宇宙一理耳!此心此耳,不容有二。又曰:仁,即此心此理,万物皆备於我,只要明理。阳明承之,乃曰:析心与理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讥朱子──之支离,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之空虚,不知物理即吾心──此由不知佛法之全,故有此说。岂连佛之三界唯心一语亦未闻乎──。又曰: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临终谓其门人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说!盖皆务明本心,同於禅宗者也。而宋、明儒学之特色,亦粗具於是矣。

唯是程、朱每言理气,至清儒黄宗羲犹极辩之。但理气之言,有一异之别:大端

大程言气即理,故曰:只此一阴一阳是道;又曰: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小程言气非理,故曰: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彼以道“理”非是阴阳“气”,而是所以阴阳“气”者,故理气二。朱熹承小程说,极主张理气二,而陆、王承大程气即理说以说唯心。大致理异气说,每与佛辨,以执其伦理──人伦理性──较佛异同故;气即理说,以无经界之标准物,故每不与佛辨,若象山、慈湖、阳明、龙溪等。此亦宋明儒学与佛关涉之大条段。兹为表以明之:(略)

大致儒家言气、言道心、言本心,多指一切种子如瀑流之习气种子识言。言性言理,则指各物各人之报体──真异熟识──言,亦即我爱执藏内自我体。盖各类报体随各类差别,随其自类之相同者曰同分性,所谓天命之性;天命为人则人,天命为兽则兽。兽曰兽同分性,天曰天同分性,复以依而行之,可不失及完成自类同分性之标准,曰伦理性。如人具此人同分之伦理性,则曰人,堕此或超此人同分之伦理性,则形纵是人而非复是人──或堕而禽兽,或超而天佛──。儒者务保持此伦理性以异於禽兽,故孟子曰:人之所异於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又务完成此伦理性以就贤圣,故曰:人伦之至,谓之圣人。然儒者持此以求免禽兽,犹佛诲人勤五戒,洵亦善也。不能知其分而安之,竟欲持此以排斥求上达天同分性、出世圣性、佛性之上乘法,则殊不能为恕辞也。而程朱等之拒乎佛,只为执此人伦理故,只为恐人堕禽兽故,只为只准人为人,而不准人为超人之天、之出世圣、之佛故,夫亦大可晒矣!或曰:宋、明儒既同有见於本心──在人即人心,多曰心;在天地即天地心,多曰气。或指藏识,或通指诸心色──,何以执人伦之理性,竟与佛骶异欤?等曰:此有数故。一者、先入为主,守门庭故。二者、虽窥本心,未深明故──非大菩提不圆明故──。三者、不知佛有人乘法故。四者、中国佛徒偏出世故。五者、经律论藏少研究故。六者、方便教化先成人故。此第六故,方便教化先成人故之一义,即是以佛之人乘法教化人众,令得完成人格,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不堕恶趣,实亦佛法所重;而中国之儒学最合乎此,故在中国即可用儒学以教人。然中国历来之佛徒,皆偏出世,而不知以此化普通人众,致为儒者所排。然亦由儒者据此为己业,不知是佛之人乘法,佛徒若宏人乘以夺其业,更易起诤,故宁超然方外,而少数由儒入佛,真明於佛者,亦间由方便随顺以引导儒者之故,专说儒理,示异於佛,此则阳儒阴佛,菩萨之权巧也。综此六故,宋明儒於是乎排佛。

编辑:杨杰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

赖永海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大题目,这是不想面面俱到地去谈论二者的相互关系,而拟择取一二个最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并藉此就正于方家。

 

一、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关于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问题,以往学界谈得不少,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帮助人们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关系是很有助益的。但是,笔者近几年来在接触这一问题时,始终有一个感觉,即以往学界之谈论佛教对于传统哲学的影响,经常着眼于某些具体的问题,如中国古代某个思想家的哪一个说法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哪一个术语来源于佛教,或者说某某儒者“出入于佛老”凡数十年,等等。不能否认,这种研究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研究总是从具体问题开始的。但是,正如任何研究又都有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对于佛教与传统哲学相互关系的探讨,似不宜老是停留于某些表面的现象,而应该在搞清楚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讨其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个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之一,就是思维模式问题。

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本体论,是一种以真如、实相为本体的本体论,这一点,谅学术界已无异议。诚然,佛教在刚建立时,释迦牟尼曾经对诸如有始无始、有边无边及本体等虚玄、抽象的问题不感兴趣,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但是,佛教在其往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印度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被原始佛教从前门赶出去的“大梵本体”,到后来又悄悄地从后门跑了进来。例如,到了小乘佛教后期,为了克服业报轮回与没有轮回报应主体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补特伽罗”说。此“补特伽罗”作为轮回报应、前后相续的主体,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实体。此实体虽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本体”,但已孕育着“本体”的雏形。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般若学在扫一切相的同时,大谈诸法“实相”,把“实相”作为一切诸法的本源,此时之“实相”,实际上已是一个穿上佛教服装的“本体”。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佛性理论。佛性理论又在般若实相的基础上大谈“如来藏”、“佛性我”。此“佛性我”、“如来藏”在印度佛教中具有“佛之体性”与“诸法本体”的意义,例如,大乘佛教对“如来”的解释,即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来化群生。”此“如”显然是指诸佛、众生的本体;实际上,大乘经论对“真如”是诸法本体有许多十分明确的论述。例如,《唯识论》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唯识论》卷二)此谓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谓之真,常住而不变不改故谓之如,说得明白点,乃是本体真实不变之谓;《往生论注》也说:“真如是诸法正体”(《往生论注》下);另外,大乘佛教中所说的“法性”、“法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其实都是本体之异名。例如,《唯识述记》曰:“性者体义,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唯识述记》卷二),《大乘义章》也说:“法之体性,故名法性。”(《大乘义章》卷一)总之,在大乘佛教中,那个作为一切诸法乃至诸佛众生本源的所谓“真如”、“实相”、“佛性”、“法界”、“法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等,尽管佛经里用了许多诸如“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超相绝言”、“忘言绝虑”等字眼来形容、表述之,但丝毫不能排除它是一个本体。而且整个大乘佛教都是建立在这个既抽象又无所不在的本体基础之上。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又有些什么特点呢?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即儒学中的哲学……这里丝毫没有摒道家、道教及其它学术流派的学说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外的意思,只是因为儒学向来被视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流,故取其为代表而已。儒家学说的重心在人,是一种关于人的学说,或曰“伦理哲学”。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它所探讨的主要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道德修养,人的道德修养的境界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儒学一直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框架下进行的,亦即认为人们通过修养心性、完善人格,最后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我国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已屡屡指出儒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笔者对于这一看法持半是肯定、半是否定的态度,理由如次:首先,“天人合一”确实是传统儒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所谓传统儒学,主要指自孔孟到宋明理学家之前的儒家学说。孔子思想的最大特点,或者说,孔子学说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从“天”向“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的远古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作为夏、商、周三代统治思想的“天神”观念,就是远古游牧民族原始宗教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天神”观念虽经春秋时期“怨天”、“骂天”等思想的冲击而逐渐有所动摇,但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思想积淀,并非一朝一夕或个别思想家就能轻易冲刷得掉,因此,孔子虽然提倡并把当时思想的视野从“天”引向“人”,但孔子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弃或打倒“天”。不但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也没有完全抛弃“天”这个外壳,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这个既“无声无臭”又至高无上的“天”之下去谈论和探讨各种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尽管因时代的不同,或称之为“天命”,或名之曰“天道”,但核心都是在“究天人之际”,探讨如何“顺乎天而应乎人”。换句话说,传统儒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探讨“天”、“人”关系问题,都是在“天人合一”这个基本框架内谈道德、做文章,正因为这样,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所说的,传统儒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论。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儒家学说在思维模式上,自宋明新儒家后,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明新儒学虽然从总体上说仍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但此种政治、伦理哲学所依托的思维模式,已不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依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明新儒学自身得到说明。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哲学理论之建树,张载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思想家。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张载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更重要的还在于,张载所建立的“元气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诚然,早在魏晋时期,王弼、何宴就已不同程度地接触到本体论问题,但是,客观地说,魏晋玄学之本体论在相当程度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就魏晋玄学说,本身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本体论,如果就表述之明确,思想之一贯,理论之系统说,当首推张载。张载之本体论,绝不像王弼那样,只停留在一句“以无为本”上,其“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的思想贯彻到他的整个学说之中,特别是他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理论,他的“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说,更是具体而系统地体现了他的本体理论。张载之外,宋儒之中,二程、朱子、陆九渊等大家,思维方法也都带有明显的本体论特点。例如,二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说,朱子的“圣人与天地同体”(《中庸章句》)说,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杂说》)说,都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或以本体论为依托的政治、伦理哲学。尽管这些理学家们在阐发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时运用了许多传统的范畴,如“天道”、“人道”、“天理”、“心性”等等,但此时之“天道”、“天理”,已不同于传统儒学之作为社会政治、道德立法者的“天”,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本体色彩的哲学、伦理范畴。如果说,传统儒学在“天”、“天道”与“人性”、“心性”的关系上,主要是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中谈“天”如何为“人”立法,“人性”如何根源于“天道”,人们应该如何“修心养性”以合于“天道”,那么,“新儒学”的思维方式则更倾向于“天人本无二,更不必言合”,亦即“天道”、“心性”本是一体,都是“理”(或“心”)的体现,在“天”曰“天理”,在“人”为“心性”。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一是“天人合一”论,一是“本体论”。“天人合一”论的立足点,是“道之大原出于天”,“人道”是由“天道”派生的;本体论的基本思想,是“天”、“人”本是一体,不论是“天道”还是“心性”,都是作为本体的“理”(程朱一系)或“心”(陆王一系)的体现,不存在谁产生谁,谁派生谁的问题。虽然从总体上说,宋明理学还没有完全抛弃“天”,但其时之“天理”,已与传统儒学作为世间万物之主宰和人伦道德之立法者的“天道”不尽相同,它同“理”、“心性”名异而实同,都是世间万物乃至人伦道德的本体。如果从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的角度说,前者较接近于“本源论”或“宇宙生成论”,后者则属于现代哲学所说的“本体论”范畴。

儒学发展到明代之王阳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王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心”、“性”、“理”乃至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而此“体”,用王阳明的话说,即是“良知”。“良知”即本体之异名,这是王阳明在其著述中他屡屡语及的,诸如“良知者,心之本体”(《答陆静原书》)、“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理”(《传习录》上)、“良知即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传习录》中)等等。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本体”,与现代哲学所说的“本体”含义是很接近的,区别仅在于,王学中的“本体”不但是宇宙万物之本源,而且是人伦道德之本根。王学之深刻、细密,在相当程度上即是植根于他的本体理论。

如果说宋明新儒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带有浓厚的“本体论”的倾向,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一言以蔽之,此种本体论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受隋唐佛教理论影响的结果。正如前面所说,佛教注重抽象本体。这种抽象的本体理论在佛教初传时,由于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及所用术语等方面的差异,较难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直接接受。到了隋唐,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东传之佛教在思想内容及所用术语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以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去谈佛性最为突出。但是,佛教谈论“人性”、“心性”时,并没有放弃其原有的思维模式,即其固有的本体论方法,而是用本体论的方法来谈“人性”、“心性”,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即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变成了一种“人性”理论,或者“心性”理论,但这种“人性”、“心性”又与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不同,而是一种本体化了的“人性”和“心性”;加之,隋唐时期,特别是李唐一代,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时之佛教并不以吸收儒家或道教的思想为耻,而儒家虽然没有放松对于佛道二教的攻击,但暗地里甚至公开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而儒家之援佛入儒之最根本、最主要但又为常人最不易察觉者,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这种不断溶摄佛教本体思维模式的结果,终于使作为三教合一产物的宋明新儒学一改传统儒家“天人合一”论,而易之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二、传统哲学影响中国佛教最大者是心性、人性论的思想内容

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曾在思维模式方面得益于佛教,从而使自己的思辨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作为“回报”,中国传统哲学在思想内容方面也给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传统佛教的思想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佛为本的,它所谆谆教导于人的,不外是要人明白世间乃至出世间的一切诸法(包括人)都是佛、佛性的体现,人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按照佛陀的教诲,精进修行,进而洞见佛性,成菩萨作佛,这一点在大乘佛教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乘佛教以成菩萨作佛为最终目标,因而,佛性理论始终是大乘佛教最核心的内容。所谓佛性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佛性问题的思想、学说或理论,它主要研究诸如何谓佛?佛的本性是什么?众生有没有佛性?能否成佛?若能成佛,其根据是什么?又应该如何修行才能成佛?等等。……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由于大乘佛教把佛性本体化,视之为一切众生乃至诸法之本体,这就使得传统的佛教学说往往更注重那个抽象的本体,把它作为整个佛学的出发点和归趣,而对于作为这个抽象本体暂时的、虚幻体现的众生,则相对地淡漠了。传统大乘佛教这一思想倾向,在中国这块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现实人生的土地上,开始遇到了麻烦,此种麻烦首先表现在传统的佛教学说与中国古代伦理哲学的矛盾和冲突。

传统佛教既然把人生看成是一种转眼即逝的假象、幻影,自然不太重视现实人生的价值,不会介意于现实的人伦关系,与此相反,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一直以人为着眼点,把人作为整个学说的核心。儒学之重视现实人生、注重现世人事、孜孜不倦于对人之本性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探求,使得传统儒学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人学”,被看成是一种注重人的现实价值、探讨人的本性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种伦理哲学。这种伦理哲学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广泛、巨大和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意识形态都不得不自觉不自觉地向“人”靠拢,向现实靠拢。不管哪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企图无视人伦、远离现实,那它的生存和发展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佛教在传入中国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走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路程。

初传之佛教,特别是那些比较忠实于正统佛教的佛教派别和学说,虽然借助于东来僧人的大力弘扬和某些帝王、贵族的极力护持以及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隋唐之前,佛教始终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思潮,它们的传布,常常作为某种中土文化的附属出现,如汉魏时期的依附黄老道和神仙方术、在魏晋时期的依附玄学、在南北朝时期的依附中国传统宗教的“灵魂不灭说”等等。但是,到了隋唐二代,中国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佛教已不象以往的佛教那样必须借助于中国本土文化之“拐杖”了,而是发展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的独立的社会思潮。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不外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人适应了佛教;二是佛教适应了中国的国情。从历史的观点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合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此时的佛教,虽然表面上不依附于任何一种中国的本土文化,实际上佛教自身已经在逐步的中国化……隋唐佛教通过溶汇、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关思想,而使自身更富有中国的特色,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因而也就更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么,隋唐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若一言以蔽之,则集中体现在佛教的儒学化,或者进一步说,集中体现在佛教学说的心性化、人性化。对此,中国佛教史的大量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如果说,隋唐之前的中国佛教所注重的本体及其所采用的术语,多带有传统佛教的色彩,如称之为实相、真如、佛性、法界等,那么,自隋唐之后,由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影响,此本体已经逐渐在向心性、人性方面转移,逐步地心性化、人性化。不妨从隋唐第一个统一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说起。虽然从总体上说,天台宗的学说仍具有较浓厚的传统佛教强调抽象本体的色彩,但深入到具体学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天台宗的许多理论已经出现了一种注重“心性”的倾向。例如,在天台宗人的著述中,虽然他们也常常以中道实相说佛性,但已逐渐出现把诸法实相归诸一心的倾向。如慧思就曾以“觉心”释佛性,曰:“佛名为觉,性名为心。”(《大乘止观法门》卷二)智顗更明确地把“心”作为诸法之归趣,曰:“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法华玄义》卷一上)并把“反观心源”、“反观心性”作为修行成佛最根本的方法;智顗的弟子灌顶也说:“观一念心,即是中道如来宝藏,常乐我净佛之知见。”(《观心论疏》卷三)可见,天台宗的佛性学说已经出现一种注重唯心的倾向。与天台宗比,华严宗佛性理论的唯心色彩则更浓。本来,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宗本的。《华严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在“法性本净”的传统看法上,进一步阐明一切诸法乃至众生诸佛是平等互即、圆融无碍的。可是,当华严宗人以“十玄无碍”、“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去解释法界缘起、生佛关系时,就侧重于以“各唯心现故”去解释万事万物乃至众生与佛的相入相即,指出“一切法皆唯心现,无别自体,是故随心回转,即入无碍。”(《华严经旨归》)他们认为,一切万法乃至诸佛“总在众生心中,以离众生无别佛德故。”(《华严经探玄记》卷一)“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同上),离佛心外无所化众生,……是故众生举体总在佛智之中。”(《答顺宗心要法门》。总之,心佛与众生,是平等一体,相即互融的。从这个思想出发,华严宗侧重于从心之迷悟去说生佛之异同,指出“特由迷悟不同,遂有众生及佛。”(《大华严经略策》)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亦即在印度佛教诸经论中,也有“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等说法,为什么我们把天台、华严二宗以上的唯心倾向归结于受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影响?此中之关键,是如何看待二者所说的“心”的内涵。无庸讳言,由于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其思想内容乃至著述用语,多有沿用印度佛教者在。但是,作为中国佛教,它又多是通过中国僧人的思维方法、心理习惯去理解、去接受的,这就使得同一用语常常具有不同的内涵、意蕴。天台、华严二宗的唯心理论,也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所说的“心”虽然也含有与传统佛教相同的作为抽象本体的“真心”“清净心”的意思,但是,不容否认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伦理哲学之“心性”的特点。例如天台宗所说的“觉心”、“众生心”、“一念心”,虽然也含有作为诸法本体的“实相”、“真心”的成分,但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所说的“心性”是相通的;至于华严宗常常于“理”、“事”、“本”、“末”外另立一“心”,并且屡屡以“各唯心现”、“随心回转”说诸法的相入相即、混融无碍,此“心”与“法性”、“真心”当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华严宗所说的“心”既指“真心”,又含有“具体心”的意思。虽然后来法藏曾把“十玄门”中之“随心回转善成门”改为“主伴圆明具德门”,此中的用心也许是为了避免由于唯心倾向所造成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在法藏的思想中,唯心倾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澄观的这种唯心倾向则更进一步,他甚至用“灵知之心”来解释“本觉”,这就使“心”更具有儒家所说的“心性”的性质。

如果说,天台华严二宗把“心”具体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倾向,那么,至禅宗倡“即心即佛”,把一切归诸自心自性,心的儒学化、具体化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天台、华严宗那里,“心”的双重性质主要表现为“真心”的基本内涵与具体心的倾向性的糅合,而在禅宗的佛性学说中,“心”虽然有时也被作为本体“真心”来使用,但就其基本内涵说,与儒家所说的“心性”已更为接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禅宗的有关著述中得到说明。读过《坛经》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坛经》不像传统佛教的经典那样艰深晦涩;而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人,更会觉得《坛经》中的许多思想和术语“似曾相识”,例如《坛经》中所说“不善之心”、“有差等之心”、“嫉妒心”、“谄曲心”、“狂妄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等等,很难作为传统佛教中那种抽象本体的“真心”来理解,而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那种具有善恶之现实人心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由于在传统的印度佛教中,对于“心”的问题谈得很多,而传统佛教所说的“心”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心”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不论在佛教界,还是在学术界,把二者混为一谈的事是屡屡可见的,这就给从“心性”角度去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关系特别是相互影响问题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心性问题之于佛教中国化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人们常说“六祖革命”是慧能对传统佛教的一次带根本性的改革,把印度佛教变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但是,如果人们进一步问:“六祖革命”最根本的“革命”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六祖革命”中最带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现实之“人心”,变成一种儒学化了的“心性”。实际上,正是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之最著者,则是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传统佛教的对佛的崇拜,变成对“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心的宗教”。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心性理论对于佛教思想影响的巨大和深刻。

“心性”之外,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性”学说。由于“人性”问题在传统佛教中谈的不多,故此种影响表现得比较的“一目了然”。这亦可以慧能和《坛经》为例。《坛经》之谈“人性”俯拾皆是,诸如“人性本净”、“世人性自本净”、“万法在诸人性中”等等,这些在传统佛经并不多见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比比皆是的术语和思想,所以会出现在作为禅宗经典的《坛经》中,这与慧能其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不无关系。慧能其人,识字不多,文化程度较低,要他从传统印度经典中吸取多少深奥理论特别是更深一层的传统佛教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困难的,而他所处的又是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因此,不管思维方法,还是所用术语,慧能所具备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印度佛教的传统,这也许就是造成《坛经》大谈人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思想的人性化,无疑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佛教的心性化、人性化至禅宗而登峰造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另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隋唐之后,其它的佛教宗派相继式微,而禅宗却一枝独秀,大行于天下,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这两个历史事实加在一起,人们不难看到,中国佛教的心性化、人性化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样,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影响从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佛教在本体论思维模式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曾以心性化了隋唐佛教学说为中介,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之把中国佛教学说的心性化、人性化,又为后来的宋明新儒学奠定了基础。宋明新儒学历史上又称之为“心性义理之学”,此中之“心性”,实际上既是佛教本体的心性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心性的本体化,是一种溶佛教本体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的思想内容于一炉的宗教、伦理哲学,从这一点上说,弄清楚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乃是研究、理解和把握宋明理学之关键所在。

编辑:杨杰

第13期.《人世间》菩提静修营专刊

13期《人世间》封底

13期《人世间》封面

卷首语

菩提静修营:帮您抓住学佛要领

认识菩提静修营

第一姑苏选佛场

开营典礼

找到尽未来际的幸福

三好营员

闻法要远离三种心态

心里话

佛门生活

简要解释佛门礼仪

启发在家人学佛

三皈五戒

三宝是生命的归宿

让我们一起忆念三宝

皈依共修,法句分享

听闻正法

迈向成佛

课后问答

菩提心戒

千手千眼,大慈大悲

禅修入门

观心的方法

禅修问答

八关斋戒

八戒的殊胜内涵

放生护生

让生命获得自由

西园夜话

在生活中实践佛法

慧灯无尽

用心中的明灯照亮法界

闭营仪式

祝福,希望,欢迎

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感恩西园寺

赋别感悟

曲终人散,月上西楼

吾将上下而求索

回到心灵家园

迈入清凉境界

往届菩提静修营精彩回顾

佛法修学要领

在家居士的健康生活

修学菩提心

花絮

用心良苦——弘法部工作人员谈图片展设计

浇灌心灵的种子

西园寺清明节赴花山祭祖 普仁大和尚为四众弟子开示

普仁大和尚在花山祭祖开示中提出:

继承祖师精神  提升道风建设

注重学修并举  承载历史使命

西园寺讯:淅淅春雨润山泉,花山古道升雾烟。香云梵音林间绕,祖师塔前祭先贤。

4月3日,西园寺全体僧众在方丈普仁大和尚的带领下前往花山祭祖,在各祖师塔前举行庄严而殊胜的祭祖法会,藉以表达对历代祖师大德的无限感恩和缅怀。法会结束后,普仁大和尚为参加祭祖的全体僧众、部分居士代表做开示。普仁大和尚的开示分为三个部分:

 

一、缅怀祖师过往

普仁大和尚说,我们佛教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西园戒幢律寺作为传统的戒律道场,每年都会组织僧众来花山祭祖,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缅怀和追思历代祖师大德,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在我们刚才祭拜的11座祖师塔中,有一座是茂林律师的塔。茂林律师19岁出家,立志苦行,精究戒律,博通三藏,崇祯八年,茂祖受地方官绅徐溶等迎请住持归元寺,更名戒幢律寺(又名西园)。翌年,即示寂于西园寺。临终告众曰:“凡我弟子,严持戒律。主念佛,深信因果。有不道者,摈之出寺”。表达了其一生宗旨及严格风范。茂林律师在西园寺的时间固然不长,却奠定了西园寺注重戒律的历史传统,茂林律师的法脉也绵延长,一直延续到近代。他不仅为西园寺做出很大的贡献,对中国佛教戒律的复兴也做出很大贡献,被奉为律宗21代祖师。

有一座祖师塔供奉的是广慧老和尚。广慧老和尚17岁出家,来到西园寺时已经43岁。面对被兵火毁坏的西园寺,广慧老和尚发大心愿,托钵四方,不辞劳苦,在接下来30年里,广老在一片断壁残垣中营建客堂、云水寮、大寮,以安僧侣;复修斋堂、禅堂以及相关寺院殿堂。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园寺古建筑群,是江南苏式建筑的经典之作,艺术价值非常高,而这些雄伟壮观的古建筑群皆重建于广慧老和尚之手,一梁一柱都饱含着他的智慧和辛劳。广慧老和尚78岁圆寂,圆寂前留下遗训:“古刹重行,吾愿已了。以后继承,端赖尔等。兴废之基,乃在戒律,宗风一堕,莫可追挽。”广老一生为佛教、为寺院、为众生不辞劳苦,严持戒律,为西园寺的恢复重建做出卓著的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先上供的祖师塔林,其中有两座供奉的分别是明开老和尚、安上老和尚。明老16岁出家,外出求学十几载、讲经说法十几载,一生持戒精严,行持严谨,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明老在“文革”期间舍身护寺,使得西园寺800余尊佛像和六万多册古籍经书得以保存。明老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苏州市佛协工作,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又兼任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两届十年。明老在1980年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议上,提出了“文革”以后的寺院信仰建设问题,即“政策要像政策,干部要像干部,庙要像庙,和尚要像和尚”的“四像”理论。主张在中兴佛教的同时,应该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对待佛教信仰问题。他老人家对苏州佛教,乃至江苏省的佛教都有着非常大的贡献。

安上老和尚17岁出家,寻师问道,先后于天津、重庆、四川、苏州等地参学和修行;即使在“文革”的困难时期,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一生严守戒律、精进修学。在出任西园寺方丈期间,特别注重道风和文化的建设。安老在圆寂之际,把自己一生的学修,结合当今佛教以及西园寺道场的实际情况,在遗训中提出“道风、学风、家风”。安老用实际行动给人们树立榜样,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佛陀的教法,真正做到了“色身交给常住,性命托付龙天”,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二、继承祖师精神

普仁大和尚指出,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位祖师,对佛教、对道场、对众生都有着非常大的贡献,我们今天缅怀追思大德,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先贤的精神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戒律 严持戒律

茂林律师奠定西园寺注重戒律的传统后,西园寺律宗法脉一直延绵不断。历代住持都非常注重戒律,严持戒律。茂林律师“凡我弟子,严持戒律。宗主念佛,深信因果。有不道者,摈之出寺”的遗训,一直被西园寺僧众奉为圭臬;广慧老和尚“兴废之基,乃在戒律,宗风一堕,莫可追挽”的遗训,一直警策着西园寺的僧众;明开老和尚“政策要像政策,干部要像干部,庙要像庙,和尚要像和尚”的“四像”理论,为西园寺道风建设提出新的方向;安上老和尚“道风、学风、家风”的“三风”建设丰富了西园寺道风建设理论,近年来,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形成一套西园寺发展理念——“一二三育人工程”,也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戒为师”的根本原则的道风建设;强化二项实践,即强化“以学导修,以修证学”为实践的学风建设;培养三类人才,即培养“弘法、修证、管理三类人才”为重点的家风建设。

2.勇猛精进 学修并举

古德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具有相当佛学造诣的理论人才,更离不开学修并重的弘法人才,我们要在学上下功夫,只有学好了才能走出去,才能把佛法传播出去。要“以学导修,以修证学”,学修并举。只有实修,才能调整好心态,抵挡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弘法利生,成为法门龙象。明开老和尚幼年孤苦,没有机会读书,19虚岁时才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明老勇猛精进,求学十余载。1933年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在江苏宜兴海会寺阅读《龙藏》,用功将近两年,后到苏州说法十余载,明老身体力行,学修并重,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3.不畏困难 勇于担当

 广慧老和尚来到西园寺后,面对被兵火毁坏的西园寺:荒草萋萋、殿毁僧散、断壁残垣、生活困难,仍然不负重托,发下大愿,托钵四方,不辞劳苦,奠定了西园寺的宏伟基业。明开、安上老和尚“文革”期间舍身护寺的伟大壮举,无不体现着“为佛教、为寺院,牺牲自我”的担当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大德先贤的担当精神,不畏困难,为后来者树立正信佛教的典范,光前裕后,继往开来。

4.研经判教 智慧如海

我们祭拜的11座祖师塔中,有一座供奉的是晓青国师,他是辩才无碍、智慧无碍的。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封他为国师,他能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这是他的真本事,体现了他内在的智慧。我们如何开发自己的智慧呢?我想应该从研经判教方面着手,学修并重,才能开发自己的智慧,降服自己的烦恼,坚守道心,达到智慧如海。

 

三、承载历史使命

普仁大和尚认为,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西园寺也处在发展的黄金阶段。我们要在道风建设上进一步提升,培养出一批有道心、有学识的僧才,为寺院的道风建设打下坚实根基;重点围绕提升道风建设加强寺院现代化管理;不断拓展道风建设,推动和谐社会构建,是每个出家人不可推卸责任,也是每个在家居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西园寺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新修建的二万多平米的弘法建筑群,预计下半年将投入使用,将为社会上更多的人听闻佛法、了解佛法,从佛法中受益、清净身心,改善生命品质提供便利。

继承祖师精神、提升道风建设、注重学修并举、承载历史使命。西园寺僧众将以祖师大德为榜样,严持戒律、身体力行,为促进新时期佛教发展而不断努力;学修并举、弘法利生,为佛教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多措并举、创新弘法形式,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了解佛教、继承和弘扬佛教精神,让更多的人从佛教、从西园寺获得幸福。

最后普仁大和尚祝愿每位出家师父都能成为法门龙象,每位在家居士都能成为维摩诘居士。

戒律学专集目录页

在家律通说

01.菩萨学处

02.戒律学纲要

02.(1)戒学纲要目录、第一篇绪论、第二篇信佛学佛的开始

02.(2)戒学纲要:第三篇、人间天上的护照·五戒十善

02.(3)戒学纲要:第四篇了生脱死的门径八关斋戒第五篇(略)六(略)七三世诸佛的摇篮菩萨戒纲要

03.信心扎根—菩萨戒前言

04.谈在家戒二三事

05.在家律学

06.南山律在家备览·图片版

三皈五戒

01.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

02.三皈·五戒·十善·四摄·六度

03.三皈五戒开示

04.三皈依讲义

05.五戒讲义

06.五戒表解

八关斋戒

01.八关斋戒开示

02.八关斋戒讲义

梵网菩萨戒

01.菩萨戒义疏·二卷

02.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六卷

03.菩萨戒本疏·三卷

04.菩薩戒本宗要

05.梵网经菩萨戒略注

瑜伽菩萨戒

01.菩薩戒本持犯要记

02.瑜伽菩萨戒本讲录

03.瑜伽菩萨戒本

优婆塞戒

01.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

02.优婆塞戒经菩萨戒简注

戒律学研究

01.净心诫观法

02.菩萨戒的重点及其人间性

03.十善业道是菩萨戒的共轨论

04.戒律与人间净土的建立

05.戒律与佛教未来

06.涂香满怀乐

07.我对“修改戒律”的一些看法

08.试论归依体的获得、破失及守护

09.菩萨戒四条浅说

戒律学讲座

01.戒律学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