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王继如

 

佛教的振兴，最根本的是靠人才。我以为，振兴的标志，就是佛教界出现有学问的高僧，他们能与学术界很好地对话，能与社会精英、专家学者交流，能反哺于精英文化。佛教界的精英与社会上的精英互动，成为新建构的中华文化的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佛教振兴了。从历上来看，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以近代为例，晚清佛学的复兴，如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兴起，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佛教界的领导人物，除了有很高的佛学造诣之外，也都有很厚的文化底蕴。就拿今天来说，赵朴初居士是有学问的，如果他没有学问，要担任佛协主席，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佛教界涌现有学问的僧人，对于提升佛教的地位，是很关键的。当然佛教是讲修行的，但我们不应将学问与修行对立起来。

要成为有学问的僧人，文化基础是很重要的，佛教培养人才不仅要为佛教自身服务，而且也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因此佛学院不仅要开设佛学专业课，同时也要学习世俗的文化知识。这些文化知识，不可能都靠老师讲授，靠课堂教学，主要还是要靠自学。自学就必须查资料，看文献，此时最关键的是必需有语言文字方面的能力。对学习佛教的人说来，有两种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外语，二是古汉语。学习外语是为了与外国人交流，学习古汉语是为了与古人交流。拿古代汉语来说，目前的情况很不理想，令人担忧，无论是佛学院或是社会高等院校的学生，古汉语的水平普遍低，即便是语文老师，随便拿一篇文言文来，考倒他很容易。这其中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不太合理的现代教育模式所造成的。现代教育过分强调专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忽视了语言基础能力的培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关于佛教教育，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是与世俗教育相同的。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很强调规范化管理，强调量化，这其实有很多弊端。这种弊端也影响到佛教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千差万别的。教育不是制造齿轮和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是需要规格化的。教育是培养人才，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不拘一格”方能“降人才”，必拘一格便没人才，不能什么东西都要规范化，都量化。我认为隋唐以前的教育是比较人性化的。教育必须因才施教，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与优势，提高人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不能一刀切。因此，历史上世俗社会的书院教育、佛教界的丛林教育，并非毫无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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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佛教会下设有一个教育部，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教务部，它们的教育部给订有教学大纲，各佛教学校都得按照教学大纲开展教学，所以越南的佛教教育有全盘的制度和计划，各寺庙彼此互相合作，因此教育做的比较好，荣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僧人很多。佛学院的设立一定得经过佛教会的许可，并分成初、中、高三级，每年举办联合招生，面向全国招出家的学生。报考资格限制很严，年龄与学历必须配合。例如九岁到十五岁的学生必须小学毕业，应考时需有父母、师父的担保；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必须中学毕业，二十五岁以上必须是大学毕业，才有报考的资格。沙弥是小学、中学毕业的学历，比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资格，而且必须出家九年以上才有资格受具足戒。佛学院毕业后，比丘尼管理初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及孤儿院、养老院，高中、大学以及佛教所设立的工厂由男众管理，工厂的盈余充作奖学金或救济贫民之用。所以越南佛教虽然经过三十几年的战乱，却能继续培养人才，散在世界各地的越南和尚都有很高的学位，例如目前在台湾的三个越南比丘，都已得到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天恩博士更以其个人的才华在美国创立了东方大学。这些成就都是拜于越南佛教制度的恩赐！

现越南佛教在全国有三所大学本科佛学院，一所在北方河内，一所在中部顺化省，另一所在南方胡志明市。有四所专科佛学院及二十九所中等佛学院，总共有一万多僧尼参加学习。另外还有三百多名僧尼在各国留学。

佛学院只排有佛学课程，不过学僧们晚上在佛学院上课，白天却必须到相当的高中或大学念书，所以一个学僧等于普通科和佛学课程一齐念，可说相当辛苦。如果考试不及格就必须留级，三次留级则退学。退学后可到佛教工厂做工，如果不愿做工则必须还俗，而且要赔偿所有的费用。由于学僧的训练相当严格，所以出家人在越南的地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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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轻工大学:邓子美

 

对当前佛教教育，我总的看法是八个字：成绩很大，问题很多。这二十年来佛教教育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不能否认。我认为目前佛教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教学体系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不但导致已有资源未能较好利用，潜在资源也没有进一步发掘，而且正如宋立道先生所说，为了改变不令人满意的现状，需要培养僧才，但这一工作本身就需要先有合乎理想的人才。这是个悖论。如果缺乏这样的人才去培养更多的优秀僧才，整个佛教教育实际上就处在“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非良性循环境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培养高层次佛教人才。要搞佛教教育，人的因素是最根本的，没有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所说的高层次佛教人才，大体来说包括三种类型：教学与研究人才、弘法人才、管理人才。无论哪一种人才，都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高层次佛教人才，使非良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突破口是实现研教结合，即各佛学研究所不但搞研究，而且培养研究生，如高素质师资不足，可进一步借助学术界的力量。第二步则为突破现有体制的局限，实现佛学院与佛学研究所的整合，并大胆招收文化素质较高的在家学佛者，为研究生培养提供高质量的生源。第三步可考虑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鉴于目前人才留不住的现状，佛教人才的流动与使用，也可以借鉴合同制，使具有较高素质的佛教人才的特长与优势能得到发挥。当然，我并非说优秀毕业生一定要留在寺院或教内，我认为只要他们有信仰，发心纯正，有愿力，无论干哪一行都可以，也许在社会上能发挥比在佛教内部更大的作用。总之，中国佛教教育发展必须走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多样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则以规范化的手段解决，并建设合理的佛教人才培养、使用、流动机制，使现有的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获合理配置。目前的突破口，则要抓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龙头，带动整个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我想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佛教教育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不要等待，教界学界要尽快达成一定共识并做起来，不要老是停留在讨论上。同时，还必须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大力弘扬人生佛教。佛教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历史、文化的层面，更要关注现实社会、现实人生，尤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如：道德断层、世界和平、环境保护问题等，使佛教教化化到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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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梵人文科技学院 是台湾佛教界举办高等教育的先驱，地址在台北市石碇乡大山＋仑山，面积三十四公顷。创办人为晓云法师。原本计划成立人文学院，因受限于当时只开放理工科学院的教育政策，乃于1989年以“华梵工学院”名义开始招生，1993年更为现名。

对于自创办人晓云法师以来的办学宗旨，现任院长田博元教授指出，在政策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发展出“以人文为体，发挥科技大用”的理念，走入科技世界，并为之注入人文精神，重视人的尊严及生命的意义，培养具备人文素养的科技专才。其创校理念是：秉持儒佛并重的精神，以“止于至善”與“觉之教育”为标的，教育方针则为科技與人文融汇，慈悲與智慧相生。

目前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国文学、外国语文等七个系；以及东方人文思想和机电工程二个研究所。1996年增加了哲学、美术两个系與工业管理研究所。以后还准备增设大众传播、资讯工程、医学工程、室内空间设计、景观设计、企业管理、物流管理、社会教育、应用心理、音乐、戏剧、舞蹈等系所。

 

慈济医学院·护专 位于花莲市西郊，由证严法师创办。慈济的办学，配合慈济医院的一贯精神，也考虑到当时教育政策的限制，首先于1989年创办二年制的护专，然后医学院于1994年获准立案招生，目前则进行人文社会学院的规划。医学院校区占地十五公顷。

证严法师创办教育志业的目的，就是要启发每一位学生的良知，把人人埋藏在心底的爱心引导出来，使之服务人群。本着这样的精神，慈济以护专为起点，发扬“尊重生命”的特质，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使命，更进一步创办医学院，期望培育出慈怀柔肠、闻声救苦的护理人员，以及兼具渊博学识、精湛医技與悲天悯人、视病如亲的良医人才。

医学院先是设了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护理学研究所，1996年增设护理系、复健系、医学研究所。现有五年制护理科、二年制日间部、幼儿保育科、复建科各二班、医务管理科一班。

课程规划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类课程。课程内容着重基础與临床医学的整合及连贯，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全学年单一课程内容的模式，而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共涵盖慈济人文、医学史、生涯规划、生活艺术、哲学、美学、逻辑学等十六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兼采讲授與讨论方式。

慈济最大的特色为公费制度及慈诚懿德会，每十位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與两位懿德母姐，以辅导学生心理、情绪上的困扰。另外还有慈济人文室、全体学生一律住校穿制服、每餐十元及全面素食等特色。目前，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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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人文社会学院 位于新竹市香山区，由了中法师创办，资金由“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所筹设。原名“玄奘技术学院”，于1990年破土动工，至次年更为今名。以玄奘大师命名学校，乃为效法大师高瞻远瞩的行谊，愿为佛教、国家，树立永垂不朽的教育典范。

开办初期，以人文與社会基础领域为规划重点，然后逐年配合学校发展，设置较具应用、推广與服务特性的系所。从1996年招生，设立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社会工作、大众传播等五个学系。1997年增设日文、资讯管理、社会教育、宗教管理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各系的专业课程外，并规划共同必修课程及通识课程。共同必修课程分为国文、外文、历史、宪法四大领域；通识课程则分为总论类、方法论类、佛学类、生活类、应用科学类、资讯科学类等。

 

佛光大学 设在宜兰县礁溪乡，星云法师创办，由龚鹏程教授担任校长。第一期校园面积为五十七公顷。该校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大学，其创设目标为：“在空间规划上以森林大学、在师生比数及教学品质方面以精致大学、在学术标准上以研究大学为目标。”初期成立“人文社会学院”，然后将里面的系科独立了出来。有人文、社会、传播、教育及国际等五个学院。

从1996年开始招研究生，第一学年开办文学、哲学、出版学、教育社会学、资讯管理、亚太研究等六个研究所；并兴办编译出版、宗教文化研究、资讯、教育推广等四个中心。1997年，增设生死学研究所、美学與艺术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儿童教育研究所。1998年正式招收本科生。

 

法鼓人文社会学院 由圣严法师创办，为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的一部分，位于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占地约五十亩。李志夫教授在谈到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背景时表示：自从丛林制度與大道场失去原有功能，佛教教育起了极大变化。没有僧伽教育之养成所，僧伽教育缺乏，只能在各自道场边走边学；社会也起了重大变化，佛教界需要與社会现象产生互动。因此，在僧材培养之余，还得把佛法精神灌注到高等教育中，以把握社会脉动，一方面栽培僧材，一方面强化佛学研究，同时也完成社会教育的功能。

学院从1998年招生。有宗教、外国语文、社会工作、企业管理四个系與佛学研究所。以后增设大众传播、艺术系、艺术研究所、翻译研究所與函授部。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强调学术與文化并重、修行與弘法并进的理念，学院是早已成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延伸。学院的宗教系除以佛教为主外，尚兼容其他宗教；语文系则因为一方面对佛教经典翻译十分重视，一方面社会对语文笔译及口译人才需求量极大，所以不管是佛教语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还是应用外语，在法鼓语文系科中皆占极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学系的要求是着眼于社会风气的抢救、社会人心的改善及社会理论的推动。在佛学研究方面，则一如既往，以培养高等佛教师资人才及解行并重的弘化人才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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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

 

我认为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问题才不正常呢，因此对佛教教育中的问题，应有一种正确的心态。

首先，我觉得佛教界对佛教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能说很够，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有钱的寺院也不算少，但真正舍得投资办学，支持发展教育的并不是很多。对一个寺院来说，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僧人都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领导层、中坚力量，尤其是方丈及执事，他们应当具有较高的的学识和能力，当然，同时应当有高尚的人格修养与宗教情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方丈，可以带领好大众，使一个寺院兴盛发达；一个不够格的方丈，可以将整个寺院搞得很不象样，乃至很糟。因此，如何培养人才，合理地任用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

作为佛学院的教育来说，我认为必须将师资建设作为长期的重要的任务来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各佛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主要都是佛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佛教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优秀人才，在教育中做出很大成绩。然而无论是从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佛学院对人才的需求，佛教师资短缺的现象仍没有得到缓解。

具体来说，目前佛学院存在的主问题有以下几点：

1．高水平的老师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老师的素质与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老师水平有限，怎么能带出高水平的学生呢！我认为对于老师的资格应有一定的标准与要求，学历与文凭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他的综合素质及其特长。当然，对于提高教员的水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急不得的，要等待。佛学院也应当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以吸引和留得住高水平的教员。

2．各佛学院自我定位不准确。初级、中级与高级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在招生方面，似乎也没有严格的比较一致的要求与标准，教材不统一，即便是同级佛学院，其教学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

3．经费到位与不到位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与主管部门和有关寺院的负责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佛学院经费到位、充足，就可以有较好的教学条件，例如可以配置电脑，开设电脑信息课等；相反，有的佛学院就做不到这一点。

4．佛学院的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调整、改进。我觉得佛学院在设置佛教课程之外，还可以考虑增设相关的人文科学、科技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课程，以适应佛教自身及其社会发展的需要。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佛教界在借助学界的力量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教内高水平人才（包括留学归来取得学位的学僧）的潜力，努力提高佛教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对于各佛学院教学水平不一的问题，教内应协调解决，如采用合作办学的方法，经常进行交流，请求上级进行统一调整等等。

同时，我想还应等待时机并积极创造条件，创办佛教大学或高等佛学研究院，以加强师资培养、培训与进修，并大力开展对外佛教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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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赖永海

 

当前佛教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我觉得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佛教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我所说的整体素质偏低，主要是指佛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两个方面。要全面提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这也不是空话，而是切实可行的，关键是方法要对，措施得力。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作为佛教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要真正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严格来说，有不少佛教教育者都不是很合格的。

教育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佛学水平与综合素质。只有教育者自身确实把握了佛教的基本精神，才能使受教育者受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培养一批精通佛法的精英是十分关键的。另一方面，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信仰，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必须学习佛法、了解佛法、懂得佛法，然后才可能谈信仰。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它是给人以智慧和觉悟的。因此学习、研究佛法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学习佛法、完全不懂得佛法的人，其信仰往往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所以，我认为学佛重于信佛。此外，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把佛教与迷信混为一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佛法，连佛教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他们往往被佛教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或不如法的现象所迷惑了，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说到佛教教育，我认为佛学院的传统讲课方式应有所改变，不能老是以经解经，这很不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佛教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教育者自己怎么看佛教，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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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凯法师

 

我出家十一年，在佛学院就呆了七年。对于佛教教育，我有不少亲身的感触，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不管说到什么，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的先贤大德。关于佛教教育，那就是太虚大师。他是近代佛教教育的核心人物，他对佛教教育的贡献，我们要永远牢记。虽然说他的事业后来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这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目前我们的佛教教育的现状怎么样呢？要想对现在的佛教教育作出客观的评价，第一点，我们对佛学院教育的成绩应该肯定，这一点老被忽视。若我们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背着这么一个大包袱，是肯定做不好佛教教育这件事的。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象现在佛教界，从事寺院管理、佛教协会的工作、讲经弘法、对外交流等各项佛教事业的出家人，大都读过佛学院，这个谁也否认不了。

当然，现在的佛学院有不少的毛病，佛教院校规模太小，质量差……还有，在学生方面，素质上普遍比较低；在教学质量方面，由于师资的缺乏、不稳定，所以许多课程只能按老师而定，有什么课的老师就开什么课，没法按照教学大纲开课；在教学方法上，还是灌输式教学，不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无法引起学生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兴趣；在师资方面，许多任教的老师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知识还没有经过消化与提高，所以往往只能照本宣科；在知识的广度上，因为老师本身自己学习时间就太短，对佛法的整体把握与外学知识都不足，所以授课时不能触类旁通；在讲课方法上也不规范，许多老师本身出自佛学院，没有接受一些授课方法的训练，所以讲课很难生动活泼，很难吸引学生。从全国佛学院的体系来看，有着严重的各自为政现象，使得许多学僧无法受到系统的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各佛学院都没有侧重点……这都是问题。

可是，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佛学院不好？这问题的根在哪？其实怪不得佛学院，根子在整个佛教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佛教教育重不重要？都知道重要。应不应该重视？当然应该重视。但重视了没有？不能说没有，佛教领导人总是在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只不过是没有兑现罢了：花大钱修佛像、建庙宇、办法会，投向教育事业的则不多。因为修佛像、建庙宇、办法会这些事热热闹闹，花钱就当听响声也听到了，可办佛学院却是花了钱连响也听不到的。现在的佛学院是“私人办学”，而教育事业是全体佛教界的事，这样，经费问题就是大问题。各地寺院的经济都有独立性，佛教资源就没法整合运用。

还有，佛教界的门派子孙观念、资格辈份观念、对佛学院的误解等，都使得他们不太愿意接受佛学院的毕业生。现在佛教界的青年人才有不少到国外深造，而回国者不多，是不是这些人在外边儿转了一圈看不上国内了？他们贪图国外的条件了？不否认有这样的人，但我们佛教界创造了哪些条件将这些人引进国内呢？比如，社会上有人才引进机制，但我们佛教界却怕人才，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人才是教育事业的关键环节，要是用人机制不改进，佛教教育也难以发展。现在人都不愿当法师，为什么？当法师太吃亏了，在社会上，老师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教授，相应的待遇随着职称在改变，而我们的法师讲十年二十年一直是法师，还是住在破烂的屋里，不一定比得上住在寺院几年的出家人，讲奉献也得有个头吧？

现在的佛教教育该怎么弄？两条原则：契理与契机。契理就是要继承，我们就要深入经藏，对古人的东西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整理；契机就是发扬，我们是把佛法的精神与现在的社会现实结合好，对现在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就是新型的佛教表现形式。具体有以下几点：

 

 

1、提升僧格，完成人格

我们现在太多的出家人，在内心中没有作为人天导师的信心与骄傲，没有尊严，尤其在政府官员及社会贤达面前，阿谀奉承、低三下四，这就把宗教的神圣性丧失了，这么一来只能让人鄙视，凭这样的心态还想去化世导俗？还想去住持佛法、弘扬佛法？作梦去吧！

所以，佛教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培养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尘脱俗的僧格。在丛林生活中也好，在佛学院也好，都要时刻向后学者灌输作为一名出家人要有自信心、自尊心这个观念，让后学者体会到佛法的尊严与出家的神圣。咱们要是自己不尊重自己，那就没法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我们要培养学僧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让出家人都有住持佛法的责任与信心，要求出家人能够放眼未来，确定远大的理想，同时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才是促进年轻一代自觉向上最大的动力。

 

2、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

按说，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本来是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但是，二者毕竟不一样，现在的丛林大都是整天叮叮当当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服务等，刚出家就得披挂上阵，哪儿有时间学？而学院呢，知识是传授了，可在学院中是哥哥带弟弟式的，这样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佛教界倒是提出“学院丛林化”的口号，但是它的可操作性太差：学院教育时间短，目的性很强，很难把丛林生活引入学院生活。如果说一个出家人有三、五年以上的寺院生活经历，接受了丛林道风的熏陶，先是一个象模象样的出家人了，然后又去佛学院学习，这样就会好些。现在许多佛学院招生时说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但实际上有不少是才刚剃头的。

再者，其实一些有条件的丛林目前完全可以举办有专门特色的教育，如律学院、禅学院等，突出以实践行持为主，以理论学习为指导。律学院专门讲授戒律，弘扬佛教戒律的精神、开遮持犯，并且通过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养传戒、讲戒等戒律专门人才，这对于扭转戒律不振、传戒不如法等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禅学院以禅修为主，通过讲授有关禅学理论，造就真正解行相应的禅修专门人材，这是对佛学院通才教育及现代教育的有力补充，而且能够为佛学院培养一些专门的人才，如讲授戒律、指导禅修的老师，也能为佛教界输送这样非常需要的人才。这多好了。

 

3、学与修

佛教界强调“学修一体化”，但到底什么是修？现在可以说大都是认为早晚上殿、半月诵戒，说这就是修；也有人认为佛学院的学习便是修行，因为闻思正法本身便是修行。这些不同的说法，对贯彻“学修一体化”只能造成困扰。

其实，从佛法修行本身的特点来说，修并不是早晚功课、念佛等，而应该是“禅修”。在现在，最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安定人类的心灵，纠正当前佛教在修行上的误区的，是佛教的禅修。禅修主要启发我们在心性上的体会，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强我们的信心。禅修对于修证法门缺位的现代佛教来说，是振兴佛教的核心与重点。对于化世导俗来说，提倡禅修具有时代的对治性与因缘性。

将禅修教育纳入佛学院系统，来开设有关课程，是必须的，天台的《六妙法门》、南传的《清净道论》是很重要的禅修指导典籍，《六祖坛经》以及“参话头”、“默照禅”等修行理论，这都是禅修的课程应开设的。

 

4、学术研究与弘法教务

按说，佛教教育是应该造就专事学术研讨的人才、专事弘法的人才、从事寺院管理的人才、从事如说而行的实证人才的。这些人才确实是佛教发展的所必需的人才。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要求培养出来的人都十全十美，不能要求他们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弘法教学；既能管理寺院，又能如说而行。在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对人们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人才，佛教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的，所以佛教也是这样。那么，咱们佛教界也必须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各种人才都能自由的发展。

所以，佛教前辈大德应引导有特殊才能的人，在各自领域中发挥作用，尽量减免人才错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要是他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就给提供安静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充足的时间，来让他研究、探讨；要是他有弘法的热情与才能，就让他作弘法的事。可现在倒好，老把人当成全才。他有学识，老和尚就以为他肯定也能管好庙、搞好对外交流，让他一弄，使他既没法从事学术研究也管不好庙，一塌糊涂。老和尚们也是，这本来是你弄砸锅了，可是他不怪自己不会用人，却去怪佛学院，说佛学院培养不出可用的人。

人才成长是有自身内在的因素、规律，但咱们佛学院有责任与义务引导、培养。二战以后，教学设计已经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完整的学科，所以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必须花一些功夫，不能太过随意。初级佛学院可开一些基础知识之类的课程。中级佛学院，可开设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务等方面的课程，如清规与丛林制度、佛教经济学、佛教史、佛教与现代社会、宗教政策等。高级佛学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就要侧重于学术研究人才与弘法人才的培养，所以在必修课程之外，还要开一些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演讲与写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语、日语等选修课程。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这四年还不够，研究生则是必须的，这时就是加强本身专业的训练，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

总之，佛教界对专门人才的重视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这是我们目前最缺最急需的人才。对于弘法教学人才的缺乏，佛教界心里都明白，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寺院，这么多出家人，可是经常讲经、举行讲座的道场有几个？能够上台为大众说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寺院整天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接待，很少举办讲经弘法法会，这样很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养。

还有，我们自身底气不足，对海外的法师，总觉得“外来和尚会念经”，我们大量复制一些海外法师的音带、录像带，其实有些也是粗制滥造。我们对国内法师的弘法熟视无睹，这样，对国内年轻法师负面影响不小，这是不对头的。

对于讲经法师的缺乏，我们会去把人送到新加坡，三个月的集训就想训出一个讲经师，这只能是梦想，根本就是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

现在佛学院师资力量缺乏，怎么解决？我们要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除了这之外，我们还要建立教师晋升制，刚才我提到，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用它来激励年轻的教师，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社会上的老师，他可以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随之相应的不一样；而出家的法师则永为法师，待遇也没什么变化。虽然出家人不需要这身外之物，但这是不平等。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也是需要的。

对学术研究人才什么样呢？更麻烦。一方面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又觉得学术研究有价值。所以，佛学院的目标中有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是并没有开设必要的课程加以指导，这就使学术研究成了社会学者的专利，这样就抑制了佛教教育事业。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厘清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

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先是目标不一样，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考证，以其本身作为目标；而佛法的“义解”则是通过阐释与探讨而作为修行实践的指导，所以“义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阶段，而最终是进行实践修证的。它们的思惟方式也不同，学术研究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客观对象处理，佛法的义解与佛法之间并无主客之分，义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间与不共世间。

虽然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不一样，但我们要认识学术的价值，它对我们理解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提高人们对佛法的认识。我就不展开说了。

佛教界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看法更乱。其实，出家人弄学术，更有优越性：出家人对佛教的教义及仪轨比学者熟悉得多，在修持方面有所体会，因此在这方面比社会学者具有优先性。再者，出家人毕竟是出家人，他要是在学术上有成就了，对佛教地位的提高与改善影响更明显。

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出家人出国留学攻读学位，只有极少数出家人进入国内大学，慢慢地将会多起来，但佛教界目前还没有一种机制，对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有的还加以反对或排斥，这对改变人才流失是不利的。

以上一些感受与想法，奉献给大家，希望佛弟子们的共鸣，使我们的佛教教育更上一层楼。“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们真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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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因法师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佛教教育，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早就受到了重视，早在1986年、1992年曾经召开过佛教教育工作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两年前，我们在苏州又举行了佛教教育研讨会。时隔不久，今天我们的越南朋友、大德长老，不远万里到苏州来，全国各地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在百忙中赶到苏州来，还有我们的法师，虽然法务很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为佛教教育出谋划策，今天这么多教界、学界以及国际友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对佛教教育进行研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从教界到学界、从国内到国外，都把佛教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佛教教育相当重要的，这是佛教教育能否办好的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原始动力。通过将近十八年对佛教教育的探讨，直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最后的定论，但毫无疑问，这对佛学院的创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如何办好僧教育，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说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社会模式的教育与佛教传统教育、新与旧、信仰与学术研究、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之间的关系……观点多了，有时真让具体办佛学院的人有点无所适从。但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能提出来讨论，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至少说明我们大家开始思虑、关注、重视佛教教育，才会出现以上对办僧教育不同的模式和指导思想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有了不同的意见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讨论，终归会找到最佳的办僧教育的答案。

办好僧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办僧教育？办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办僧教育是成功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僧教育？一句话，办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佛教教育当作了静止的形态，而佛教教育本身应该是动态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应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应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与表现形式。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觉悟之无上甚深微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决定为苦难众生说法。施设教化，却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工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录在藏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然而佛所说法正如《圆觉经》所说：“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喻之为筏，以之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方便，佛教称之为“法门”，经中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因此佛陀时代僧教育应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无量法门为其内容，以对机说法来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为其形式，其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佛陀创教的本意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生病死苦，令众生解脱而已。这就决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比较偏重对人生现象的分析，重视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不重视对抽象哲学的研究。

但这种重视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时虽有进一步的发展，却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从部派佛教开始，就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染净、三世是否实有、佛陀的三身、业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许多精细的理论，佛教发展起了极为繁琐的名相系统，进而沉迷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学习研究，使得学习经教演变成对佛教名相繁琐的诠释，并以此为终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知，部派佛教时期，僧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学习某种思想体系、诠释繁琐的佛教名相为核心，以建立、完善各宗派的学说为目的，因而导致部派佛教的衰颓，佛教的生存受到以婆罗门教为首各教派的严峻挑战。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他在广学四吠陀、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及诸道术以及三藏经教各种宗派佛教的理论后，针对当时的时弊，倡导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学说，回归佛陀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论来破除部派佛教诠释繁琐名相的经院学风为其内容，以回归佛陀之本怀－－以人为本的教化为其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树之大乘般若性空学说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请注意，我所讲的是重新回归－－而不是革新，是回归－－重新回归到当初的五蕴皆空这种原始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给了佛教第二次生命，这样呢，佛教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我个人这么认为，若没有龙树，佛教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还很难说。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中观学派、瑜伽行派等各种学派，为了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过多发挥和名言概念的过于繁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有可能导致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的隐没或丧失。当人们过分专致于理论的探讨和论证时，往往会忘了如何去实际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传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这一时期，虽有佛教学派林立，但并无佛教宗派出现。直到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空前。中国佛教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者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之上，通过“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们对某一经或论学有所宗的结果，是祖师们接引初学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后来各宗派的继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优越于其它宗派的理论，并执着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写疏，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把一个完整的佛法节节肢解成各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各执一端，津津乐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沦为经师之学、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形式极为繁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僧教育的内容是学习八大宗派的理论学说，目的是弘扬光大各自教派，而不是以解脱为目的，这也远离了当初佛教创教之本怀－－以经教为方便，以解脱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惠能应运而生，对治义学之弘盛而复繁，随顺时代的需要，而对佛教进行革新，高倡“不立文字”，反对繁琐哲学及名相研究，把当时以义学为主流的佛教改造成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立文字是惠能以后的宗禅教育主要形式。惠能之“不立文字”，并非完全主张不要文字，而是教导弟子们在学习经教时不执着、拘泥于文字，不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所隐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举“不立文字”的旗帜，从如下三方面对隋唐以来佛教的弊端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1）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坐禅于行走坐卧等日常生活之中；（2）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3）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名相、分科判教的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正因为如此，惠能的全部禅学都是围绕着人的解脱问题而展开的，它一般并不涉及宇宙生成或构成等问题。惠能在禅学思想上的革新－－反对经院化的繁琐名相的研究，注重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教义上回归了佛陀当初设教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世界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惠能终于成了继龙树以来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的第二人。从此之后，僧教育主要沿着两条轨迹发展：　其一是禅宗教育模式，它的教育方式以禅堂坐禅为主、以在日常生活中（即行走坐卧、担水劈柴）念念不忘正念为辅，其目的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二是各经论式的宗派教育。　这两种模式的教育一直是宋元明清教育的主要模式。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成了主流，直到今天，对这种模式的教育优劣一直争执不下。

刚过去的三十年呢，我个人认为，整个社会型态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总和。换句话说，过去佛教形态的发展可以重复，那是因为农业社会，大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我们今天整个佛教现状如同一个池塘，有几千年的沉淀，人们不去捅它时看起来很平静清洁，但一旦从不同的方位捅了这个池塘，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沉淀会泛上来，而我们今天的佛教的现状是，不同的人，正从不同的方位捅这个池塘。譬如有人从池塘南面捅一下，唐代哪个高僧的专著浮出水面，今人偶尔看到了，读后津津乐道，执为永恒真理，　然后拿来吓唬人；有人从池塘的北面捅了一下，宋代某位祖师的语录泛上来了，读后大加赞赏，执为常住真谛，这是某某祖师讲的，你敢说什么？还有人从池塘的东边捅了一下，明或清代某大德的心得现出水面……如此，今天的佛教现状是，不少人不完全是以佛陀的教诲为依据，来宣讲佛法，而是花很大的精力来宣讲宗派式的佛教、祖师式的佛教，然后各执一端，自以为是，因而显得有点乱。其实古往今来，祖师大德们的心得体会、语录以及提倡的修持方式，都是依据佛陀的教诲，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众生根机，而形成不同风格的说教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形成不同的佛法表达形式，逐渐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理应继承，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执着某种佛法的表现形式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佛法，亘古不变，对一切众生都适用，这就完全违背了佛陀契理契机、权巧方便、对机说法的原则。

因此，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赋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池塘进行彻底的清理。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辛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教界和学界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划时代的工程。换句话说，所谓清理池塘的过程，去除池塘内千年的沉淀下来的糟粕，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突破宗派佛教、祖师佛教或大德佛教的束缚，针对当今社会或现代人的实际需求，回归到释迦牟尼当初以人为本的本怀上去，这就是佛教的第三次回归。

而能否顺利地实现第三次回归的关键是僧教育，因为今天有什么样的僧教育，明天就有什么形态的佛教。换而言之，今天的佛教教育决定了明天的佛教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佛教教育好不好，决定了明天的佛教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起化世引俗的作用。因此说佛教教育的力量不可低估。基于这种共识，我们在坐的大家才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到苏州、上海、北京讨论佛教教育的出路问题。　我们讨论佛教教育讨论了十几年，为什么讨论不出一个结论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老是停留在过去的办学模式上，而不找出适应当代办学的新路子、新思维，根据当今社会的需求，以新的方式阐发佛教的教理、教义，那么我们的佛教教育，还会在旧的教育模式上重复。换句话说，今天僧教育的出路是应找出适合当今信息时代的新型的教育模式，其教学内容的选择也应立足于社会的需求。因为时间关系，针对僧教育的出路问题，我只想讲两点。

第一个是学以致用方显志。我曾经对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后三个时候的课程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三个时期所设的课程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佛学课基本上局限于对某经某论的学习。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如何标榜我们现代的僧教育是学院式的教学，而我个人总认为，其实大多数佛学院的教学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私塾式的教学模式。反观最具传统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他们大学开设什么课呢？他们开设的课程有：佛教的社会哲学、心理学、佛教文化等。新成立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开设的课程有：人生与佛教、品尝禅味、禅在心理辅导临床上的应用、佛教心理学等。所有这些课程与现代社会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回答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要解决僧教育的出路，我们就应有超前意识，预测整个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发展，在制定教学大纲、写教材时，应反映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答案，那我们就有了存在的价值。譬如说，根据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问题不少，那么佛教对财富怎么看，如何保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心态的平衡，这方面的内容应反映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再比如说，当今人们的压力都很大，佛教对调整健康的心态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现在恐怖分子猖獗，战争阴云不期，佛教对战争与和平有很好的论述；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现在国家也承认佛教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怎么服务？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佛教的伦理道德是安抚人心、使百姓安居乐业的良药，佛教的伦理道德本应是佛教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的强项，国家也承认佛教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我们教内又有多少人提出过一整套适合当今社会的佛教伦理道德模式呢？如果连象样的佛教伦理道德模式都拿不出来，我们拿什么服务？目前学界还有几本这方面的书，而我们内部呢？一部都没有。以上各方面的内容本应反映到我们佛学院的课本中，佛学院的教学理应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与现实社会相关课程，学以致用，如此培养出来的学僧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求。否则，为了办学而办学，不顾现实社会的需求而盲目办学，其结果甚至连佛教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现在的好多出家人没有忧患意识。其实目前的佛教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直接威胁着佛教的生存。目前不少人对佛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感到茫然，更找不到佛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位置，这是很可悲的。其实，佛教正法久住的目的是利益群生，利益群生的具体方法是服务大众（利他），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才能在社会中发挥佛教化世导俗这一自身独特的作用。佛教能在社会中发挥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后，自然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佛教自然就会发展，那任何人就灭不了佛教，正法久住才有可能。反之，若佛教连生存都成问题，说什么正法久住啦，法轮常转啦，都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立足于社会、服务于民众是正法久住之根本，也是核量僧教育成败之关键，这应是僧教育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了实现僧教育立足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这就决定了当今僧教育出路之二：办特色教育。我曾经对全国现有的三十八所佛教院校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各佛学院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大同小异，很少有自己的特色。若说有例外，就是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和宝华山办的律学院对戒律的学习有所侧重。因此我认为，将来的佛学院，在除去强调基本教义的学习外，各佛学院应有意识的拿部分精力强调各自的特色教育，即倾斜到自己的专业上去。比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完全可以倾斜一部分精力强调印光大师的研究；扬州大明寺佛学院可以适当强调鉴真大师及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学习；中国佛学院南京栖霞山分院可以侧重于三论宗的学习……这样呢，我觉得，若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就有可能培养出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将来无论开什么样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我们都有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参加，我们在国际佛教舞台上的地位自然会提高。

总而言之，以教授抽象教义为目的的僧教育很难受到当今社会的认同，僧教育所体现的价值必须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求，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佛教教育体系才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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