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一代爱国高僧明开长老圆寂30周年，为深切缅怀长老的丰功伟绩，继承长老的精神遗志，11月28日，由江苏省佛教协会主办，苏州市佛教协会、苏州市姑苏区佛教协会协办，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戒幢佛学研究所承办的“明心见性启佛事·爱国爱教做楷模——纪念明开长老圆寂30周年”活动，在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举行。

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宗委主任马连美，江苏省民宗委副主任邓飞，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盛乐，苏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许玉连，苏州市民宗局副局长王义平，苏州市姑苏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徐联全，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心澄法师，会长秋爽法师，顾问普仁法师、宏度法师、文龙法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纪华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学愚、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维中等参加活动。活动由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隆相法师主持。

活动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与会大众集体观看了“崇德如山——纪念明开长老圆寂三十周年”视频短片，共同回顾了明开长老非凡的一生。

江苏省佛教协会顾问、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住持普仁法师致欢迎辞。他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明开长老深深的缅怀之情，回忆了追随长老十余年的教诲，回顾了长老一生的嘉言懿行，并总结概括了长老的六项精神品质：爱国爱教、立场坚定的精神；行持严谨、艰苦朴素的精神；学修并重、精进不懈的精神；为法忘躯、勇敢无畏的精神；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的精神；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纪华传代表专家学者致辞，他以明开长老爱国爱教的思想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了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积极意义，围绕中国历史上国家对宗教的治理、宗教的和谐关系以及宗教政策代替宗教治理的现实得失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镇江金山江天禅寺住持心澄法师代表诸山长老致辞，他深情回顾了明开长老的一生，表示要以明开长老为榜样，学习他爱国爱教、以戒为师、作育僧才、振兴佛教、化导众生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为当代中国佛教事业健康传承而勇猛精进。

中国佛教协会原驻会副秘书长、江苏省佛教协会顾问宏度法师宣读中国佛教协会来函。来函说，明开长老一生爱国爱教、正信正行，德高望重，深受佛教四众弟子钦仰。希望江苏省佛教界以举办本次活动为契机，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和谐，人心安定，民族和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而勇猛精进。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盛乐指出，举办此次纪念活动对弘扬佛教优良传统，推进苏州佛教事业健康传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借用佛教的“信、解、行、证”从四个方面作了讲话，“信”是要始终坚持爱国爱教，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始终走在正确的路上；“解”是要对明开长老僧伽师范的理解和正见，系统地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苏州实践，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深入挖掘佛教教义中有利于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行”要学习明开长老精进不懈的笃行修行，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证”是学习明开长老自利利他的实证，提升利益众生的崇高境界，加强佛教文化建设，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丰富和彰显佛教中国化的内涵。他希望苏州佛教界继承长老的精神遗志，努力把苏州佛教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秋爽法师表示，明开长老是江苏佛教界领袖，在全国佛教界享有盛誉。他热情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持创办江苏省佛教协会、苏州市佛教协会，参与和支持创办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领导全省佛教事业，关心支持全省寺院恢复和建设，不断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为江苏佛教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强调，站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充分继承明开长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坚持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愿同行；继承明开长老保护佛典传承文化的精神，积极参与和系统推进佛教典籍数字化工程；继承明开长老以佛教促进民间对外交往的精神，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佛教界友好交流，推动民间往来，促进情感相通。要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团结带领全省佛教徒凝心聚力，守正创新，为在新时代推动我省佛教事业健康传承、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活动结束后，举行了纪念明开长老圆寂30周年回向法会。法会庄严肃穆，清净圆满。全体与会法师、信众通过诵经回向，共同祈愿明开长老不违本誓，乘愿再来。

活动开始前，还举行了纪念明开长老圆寂30周年座谈会和明开长老纪念堂揭幕仪式。座谈会共收到纪念文章54篇，佛教界和专家学者代表先后进行了交流发言，共同回忆和缅怀明开长老的精神品质。明开长老纪念堂位于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内，建设有两层，整体布局分为“遇其人”“知其行”“悟其心”三大展区，纪念堂匾额由马连美、邓飞、盛乐、许玉连、徐联全、纪华传等领导嘉宾揭幕，明开长老铜像由心澄法师、秋爽法师、普仁法师、宏度法师等诸山长老共同揭幕。

江苏省民宗委宗教一处，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相关处室负责同志；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务副秘书长，宿迁市佛教协会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以上人员；佛教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戒幢佛学研究所，江苏佛学院寒山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师生代表，居士信众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明开长老，俗姓徐，1910年生于浙江绍兴。1926年在杭州昭庆寺出家，同年受戒。1931年 到闽南佛学院求学，亲近太虚大师、弘一法师、常惺法师等大德。1956年驻锡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改传统传法制为十方选贤制，成立寺务委员会，被选举为主任委员。1962年任方丈。改革开放后，1980年提出“僧要像僧，庙要像庙”，积极倡议佛教体制改革，为时任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重视。1994年7月8日在苏州西园寺圆寂，世寿85岁，戒腊68夏。明开长老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第一、二届会长，第三届名誉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一至四届会长。

以上内容转载自“江苏省佛教协会”官方号

明开长老对当代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文 / 江苏省佛教协会顾问、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苏州西园寺住持 普仁法师

摘 要：明开长老是江苏省佛教协会创会会长，曾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和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也是苏州市佛教协会创会会长，担任西园戒幢律寺方丈32年，为当代中国佛教作出了卓越贡献。长老爱国爱教，严持戒律，一身正气，修行精进。生在中华大地动荡不安的时代，历经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中，坚持爱国爱教，坚守佛教根本，继承古德留下的优良传统，勇于革新，与时俱进，将国家政策、佛教戒律与制度与寺院管理密切结合，长老一生正是“法门龙象，光垂千古”。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爱国爱教 明开长老 江苏佛教

引言

明开长老（1910—1994），号真源，是江苏省佛教协会的创会会长并连任两届，曾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和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同时，长老也任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方丈32年，上世纪60年代起担任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直至1994年圆寂。长老严持戒律，一身正气，精进修行，护持佛教，对于现代中国佛教作出了很大努力，尤其在当代佛教中国化和契理契机的实践方面，贡献卓著。

一、佛门开蒙，勤修三学

明开长老出生于晚清时代的1910年，浙江绍兴徐氏子。出生不久便由父母从绍兴带至杭州西湖昭庆寺附近居住，同时青少年时期一直过着不甚稳定且生活无着的日子，可以说这就使长老在童蒙时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对长老一生可谓是影响深远。据明开长老的自述传记记载，长老从1岁开始几乎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寺院度过。童年的他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2岁丧父，6岁丧母，之后随舅父生活，可10岁时舅父也溺死，万幸蒙得昭庆寺悟禅大和尚带到寺院被收为徒弟，在殿堂从事照看香火的工作。12岁时，旧社会局势动荡，之后的3年被迫在船上讨生活，1925年又回到昭庆寺，正式依悟禅大和尚剃度出家，并于1926年在昭庆寺受了具足戒。

长老直到虚岁19的年纪，也是出家之后才逐步有了学习的机会，先学习文化知识，其后便逐步依戒、定、慧三学多处参学，这也奠定了其最初的学修基础。长老出身贫寒之家，自幼失怙，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生计无着的状态，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出家后，长老“想到父母去世早，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可以说受到传统孝道思想的启发，长老又了解了佛教可以通过诵经来荐亡祈福，但是学习经书就要识文断字，在当时长老几乎没有任何学习经历，诵经也是有困难的。

怀着这样的想法，1928年，长老便着手学习文化知识。他先从杭州昭庆寺北上到常州天宁寺，住学戒堂，其间学习的课程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开蒙文化知识；同时也学习佛教仪轨和寺院清规、佛制戒律，对戒学的熏习，为长老打下佛教行持和进一步学习教理的基础。当时驻锡天宁寺的是冶开大和尚，他是民国时赫赫有名的禅宗大德，提倡禅教并重，延续天宁家风。老和尚把天宁寺学戒堂的规矩定得很严，对学僧“动辄打人”，从中可以窥见天宁寺学戒堂的严肃学风，长老在这样严格条件下开启学修，也奠定了其一生精进修学和严持净戒的基础。

1929年，长老前往宁波观宗讲寺弘法社学习天台教理，一年以后，考取了太虚大师于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受到了三年系统的现代学院教育。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佛教教育系统中，长老先后选择了注重传统丛林教育的观宗学社和吸收现代教育模式和经验的闽南佛学院，在这两支重要的佛教教育机构参学，既培养和坚固了佛教信仰，养成了高洁的僧格，因此很好地继承了优良的佛教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近代“人间佛教”和改革思想。这些学习经历不但丰富了长老定学和慧学的体验，而且为日后在当代佛教中国化作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1933年开始到1938年这5年时间里，从闽南佛学院完成学习并顺利毕业的明开长老，先后到江苏宜兴的海会寺阅藏，之后又到苏州吴县穹隆山大茅蓬阅藏、习禅，这5年的学修经历进一步促进长老在佛学义理及实证方面的进步。

1939年开始，由于社会上的形势逐渐紧张，日寇侵略加上旧社会地方政权的反动和软弱统治，长老驻锡的穹窿山也不太平，强盗、匪寇很多，生命安全难以保障，静修更是难以为继。遂从这一年开始，长老就不得不由城外穹窿山寺移锡苏州城内，先后在城南的盘门瑞光寺以及城北齐门内的北禅寺继续静修。长老在城内一待就是十年光景，正好是长老年纪在30多岁的时节，长老加强内修也为后面讲经说法和为佛教发心贡献一生做了重要的准备。同时，由于苏州城内属于日伪盘踞的沦陷区，长老也深刻体会到亡国生活的耻辱与艰难，不但加强了出离心、菩提心、忍辱的修行，更在心中加深了爱国主义情怀，长老渴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渴望人民团结安宁的情怀从此贯穿了长老的一生。

这一时期，学修已经臻熟的长老被苏州佛教广为认可，陆续被延请至在市内各大寺院讲经说法，据《明开大和尚年谱简编》记载，长老从1939年30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长老46岁时，几乎每年都被各处邀请开坛说法，弘法利生，受到各界欢迎和好评。同时，长老还积极参与寺院管理等工作，于1939年在苏州四大禅寺之一的北禅寺担任知客，1947年长老38岁时，鉴于抗战胜利之后山乡趋于平静，天性好静的明开长老再一次住山习禅，转年的1948年受邀负责瑞光寺下院拈花寺的管理工作，担任代理监院。1949年4月底，苏州地区解放，同年长老被委任为北禅寺监院。1950年起先后在城内天王井巷的药师庵修养身体，以及到观前街附近的药草庵与雪相法师一起修学佛法。可以说，长老与江苏佛教和苏州佛教的缘分是日渐深厚。

总之，长老的成长伴随着纷飞的战火和动乱的局势，面临国破家亡的惨状，长老并没有因困难而退却，反而求法之心愈加坚固，不但多处参学，学习了文化知识和佛学基本教理，还读佛学院、习禅、阅藏，始终以“戒定慧”三学为修学总纲。多年学修的积累为长老后来在苏州各处讲经说法提供了必要准备，而这些进一步与苏州和江苏所结下的法缘，则又成为长老为江苏和苏州佛教的发展进步作出极大贡献的契机。

二、坚守本位，护教利国

坚持佛教本位，是长老成长过程中的心得，也是解放后长老在践行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线索。

由于长老在苏州佛教界的威望很高，1954年7月召开的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长老就被选为人大代表。1955年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苏州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长老当选政协委员。参与苏州市“两会”，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说是组织上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长老长久以来坚持佛教本位、努力为国为民不懈努力的认可。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国的社会性质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1956年7月，长老脱颖而出，被苏州市佛教界推举为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11月，组织上在西园寺举办爱国主义学习班，长老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长老就驻锡西园戒幢律寺，后寺院成立寺务委员会，长老被推举为主委。1957年1月苏州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长老再次当选人大代表，长老一直连任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至上世纪90年代。此后，同年，在上海玉佛寺和苏州西园寺参加佛教界人士社会主义学习班。学习结束后，长老被推举为市佛教筹备会代理主任。上任后，长老亲力亲为响应国家号召，对全市佛教完善管理和基本情况摸排调查做了大量工作，这包括：走访市区各寺院，调查摸排相关情况，统计出市区寺院僧尼人数、场所数量的基本情况，这是长老亲力亲为获得的苏州佛教当时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长老领导市佛协和筹备组对本市的佛教寺院，进行统一管理，动员出家众集中，杜绝了因分散造成的不便管理等问题，也根据个人意愿结合戒律清规要求清退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僧尼；对可移动的相关佛教文物集中起来，统一进行保护、保管。苏州市的佛教兴盛千余年，是我省佛教重镇之一，长老在解放初高瞻远瞩地协调好爱国爱教的关系，既坚守佛教本位，又力所能及地积极为新社会建设作出努力，反映了长老智慧与慈悲的精神，这也是长老多年修学在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展现。

1962年6月，西园戒幢律寺恢复方丈制，长老被举为方丈；7月苏州市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被举为会长。此后，长老又被选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过去几十年的学习，长老遍学佛教经、律、论三藏，努力进行修行实践，顺应新社会的新角色，长老深知自己要更加努力地接触并参与到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之中。他先后参加了统战部门举办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班，认真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积极组织苏州市各寺院住众学习党的宗教政策。长老善巧地将政治学习与“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陀教导结合起来，使传统的佛教思想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苏州市乃至江苏省和全国都德高望重的佛教大德，代表省、市参与了很多全国及江苏省佛教界的会议和活动，并担任重要职务，为江苏省乃至全国佛教的健康发展以及宗教政策落实而不懈努力。长老于1957年3月底代表苏州和江苏佛教赴北京参加了全国佛教代表大会，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第二届代表会议代表，1962年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第三届代表会议理事。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后，1980年及1987年连续两届被推举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1981年3月江苏省佛协第一届代表会议、1987年省佛协第二届代表大会连续两届被推举为省佛协会长。同时多次任省政协委员。长老多年担任要职，即是他爱国爱教、坚守佛教本位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在当代佛教中国化工作的重要平台。

三、保管文物，守护道场

长老深知佛教根本所在，深知佛教文物的宝贵，因此怀着十分珍重之心，高度重视佛教文物保护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为全面梳理苏州佛教基本情况便于开展佛协管理，长老在进行市区寺院普查时，也同时初步了解各寺院文物保护情况。面对寺院文物面临流失的危险，时任市佛协筹委会主任的明开长老，在政府相关部门、接管单位和寺院之间呼吁、宣传，将散落各处的经书佛像等抢救出来（其中不乏国宝珍品）。最终，这些珍品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和收藏。1957年3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明开长老在大会书面发言时提出：“建议调查文物，集中保管，以免散失”的提议。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破四旧”风潮席卷苏城。8月25日，千余名红卫兵上灵岩山，推倒砸烂所有佛像，接着又破坏了上方山的楞伽寺、药草庵等，局势十分危急。明开长老在危急中冷静应对，指挥若定，一方面把西园寺文物室的所有文物保藏起来，特别是其中最珍贵的36件快速移交给苏州市文管会保管（“文革”结束后这批文物得以完璧归赵）；另一方面，把寺院主要殿堂和藏经楼全部封了起来。他亲率僧众，日夜巡逻，严禁外人入内。十年“文革”凶险不断，“明开老和尚以身护寺护经，本人被打成双耳失聪致残，而经书等珍贵文物和众多殿堂佛像，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西园戒幢律寺由此成为苏州市唯一一座没受到破坏的寺院，为日后本地区的佛教振兴贡献出巨大的力量，明开老和尚厥功甚伟！”

1970年9月，明开长老与安上老和尚一起整理经书。这些经书都是在“文革”期间长老向有关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方百计才努力保存下来的古本善本。面对古籍整理这项工作，长老立刻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本着向历史和未来负责的高度使命感，在繁复的工作中，默默地度过了日日夜夜。他埋头苦干3年，与安上老和尚等寺院常住法师一道，初步整理编目了数万册古籍善本经书。在《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的引言中，对凝聚着长老护法的心血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苏州佛教经藏蔚为大观，虽屡遭浩劫，然大致幸存，数量之多，品种之富，版本之全，殆可称为冠绝东南，载誉全国。”

因“文革”的大面积破坏，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寺院恢复，缺乏佛像供奉，西园寺将自身收藏的众多佛像送至全国各地。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宝莲禅寺因兴建天坛大佛向内地申请一套大藏经。1982年，明开长老同意中国佛教协会的建议，以中国佛协名义无私捐赠一部《乾隆大藏经》给香港宝莲禅寺。这部由西园寺珍藏的大藏经卷帙较为完整、保护完好，宝莲禅寺十分重视此事，专门成立了迎请委员会赴内地迎请藏经入港。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可以说长老这一举动为促进“一国两制”香港回归、让香港同胞了解内地宗教政策落实的真实情况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体现了明开长老为祖国、为佛教、为道场的无私精神和慈悲情怀，值得后人学习传承。

四、建言献策，维护权益

保障佛教界的自身权益，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石，是佛教在中国立足以及稳健发展的关键条件，更是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共创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1980年宗教政策落实，长老通过各种场合的提案，努力为恢复江苏省、苏州市相关寺院的开放不断奔走。1980年1月政协江苏省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明开长老在会议上提出了第158号提案，要求把毗卢寺和鸡鸣寺归还佛教协会管理使用。1981年1月21至26日，明开长老在苏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五九号提案”，要求立即停止灵岩山公墓业务，在10月16日得到了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书面答复。1980年底，苏州三大寺院逐步恢复宗教活动，省相关寺院也在不断努力推动下得到恢复，这些工作为江苏和苏州佛教在全国较早开始进行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长老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以及省政协等相关层面会议上，为促进我省佛教尽快恢复正常积极建言献策。1980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上，长老在会上就首先提出了“政策要像政策，干部要像干部，庙要像庙，和尚要像和尚”的主张。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和国家相关领导的认可，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先生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即直接引用了明开长老的说法：“凡是按宗教活动场所恢复的寺庙，应该以僧尼为主，应做到庙像庙，和尚像和尚。”1981年3月，江苏省宗教局陆询如局长在省佛协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寺院应由僧尼管理的理念，并获得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这也是长老在践行佛教中国化上的重要理念之一。

长老还善巧的将搞好寺院管理同积极参与“四化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江苏佛教中国化建设的内涵。据1983年《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简报》第16期报道，明开长老在会议上作书面发言，把管理好寺院，提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佛教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简报》上发表了《管好寺庙，为四化服务》一文，进一步将寺院管理与全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了结合，以实际行动落实我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要求。长老进一步将这个观点进行梳理、提炼，逐步在省佛教层面向大家宣说这个道理。1984年6月21日，明开长老在江苏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为《坚持爱国爱教，为四化服务》，再次明确表态，要“宣传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明开长老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实现了他的老师——太虚大师提出的僧尼“参政而不干政”的愿望，这也是江苏佛教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鲜活实践。

五、除旧革新，承担责任

长老很早就结合寺院管理探索佛教民主管理制度。解放前苏州绝大多数寺院的住持都是传法制。1962年任方丈后，却不因循守旧，敢于革除旧弊，极力主张选贤任能，把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由原来的衣钵嗣法的寺院改为了十方选贤的丛林。1987年2月25日，在中国佛协第五届代表会议的小组讨论时，长老发言中指出：“寺庙管理制度，以方丈为主，必须发扬民主，选举才德兼备的人，不称职者随时撤换。传法与寺庙管理权要分开。”1987年5月16日，省佛协会议上讲：“不能把庙当自己的小庙，十方常住十方僧，传法、接法与新旧住持交替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长老的话得到了教内有识之士的普遍赞许。后来，中国佛教协会作出规定：凡是开放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院一律建设成为十方丛林，管理人员由僧众推选担任，五年一届。在寺务管理上，凡是重大寺务活动，都须经过执事会议商讨通过。实际上，在出台这项规定的20多年前，明开长老就将西园寺由传法制改为十方选贤制，已经率先开始探索寺院民主管理制度了。

长老努力做好度僧传戒和兴办教育等工作，续佛慧命。宗教政策落实后，佛教界首先面临的是僧才紧缺、青黄不接的艰难局面。为破解这一难题，长老与苏州、上海等大德长老一起，一手抓剃度传戒工作，一手抓佛教教育。从1980年起苏州重新恢复剃度，据统计从1980年宗教政策落实，到1994年长老圆寂前，长老先后九次剃度了40多位沙弥。从1982年开始，苏州恢复传授三坛大戒，其中在1982年7月—8月和1985年3月至4月的两次有170余人，1990年10月—11月，求戒的戒子更达1200人之多。同时，长老与明学、明旸等老一辈大德共同商议，发起创办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佛学院于1980年12月10日开学，为推动当代佛教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1983年，在明开长老等江苏省内外佛教大德长老的努力推动下，我省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两座佛学院的创办，为江苏佛教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人才培养方面的保障。同时，苏州佛教遵循传统丛林制度，坚持早晚课诵、诵戒过堂，杜绝苏州市区寺院的经忏佛事，只做随堂普佛，还为居士传授三皈五戒，弘扬正信佛教。通过明开长老为代表的老一辈大德长老的不断努力，及时解决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局，为省市佛教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长老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努力。长老亲自带领苏州四众弟子为市区学校教育事业和建立用于远程教育的卫星中继站进行资助，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佛教力所能及的努力；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市福利院、残疾儿童、低能儿童福利、支援非洲灾区等方面随缘乐助3万余元；为绿化场地、修建停车场、修桥铺路等38万元。据不完全统计，长老在社会公益方面捐助有40余万元，这些济世利民的乐助得到了各界好评。长老带领苏州佛教界对社会大众宣扬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众生平等、爱国爱教、报国报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喜舍等佛法义理，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四有”“五爱”相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结语

明开长老戒行严持，弘扬正法，坚守佛教根本，为佛教事业不辞劳苦，为佛教事业积极努力，文革时期舍身护寺，保护佛教珍贵文物，改革开放后多次任省市佛协会长，带领着佛教四众弟子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爱国爱教，适应时代，敢于革新，勇于开拓，为现代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为一代高僧、四众楷模。而正在进行中的新时代江苏佛教中国化的实践，正是对以明开长老为代表的我省老一辈大德长老毕生殷勤付出的最好告慰！

以上内容转载自“江苏省佛教协会”官方号

——统摄生活和禅修的修学框架（三）

摘 要

如果我们接受了苦就是真理，反而我们会生起一种清凉的出离心，就会意识到，原来佛陀说的是真理，轮回其实没有那么可爱乐，那就更容易放下，也会更加容易生起慈悲心和菩提心来。

续前——

前段时间我们观音热线有一位信众来访。他是一家企业的高管，他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佛法对他的一些帮助。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面临裁员、降薪，他作为一个刚被任命的企业高管，一上任就面临裁员、降薪问题。

很多职员都非常愤怒，因为有的人被裁掉了，有的人降薪降得幅度很大，那么都会把火气投射到新来的领导身上来，甚至有些人就攻击他，或者是散布舆情，说如何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委屈、很恼火、很郁闷。有段时间也是夜不能寐，觉得很压抑，心情很难受，对这些造谣攻击他的人也有一种愤怒感。

有一天，他在禅修的时候，突然他就想到了佛法说的“苦”。他之前对于自己的状态——抑郁、失眠、焦虑，是很不满意的，就觉得怎么把自己活到了这个程度上，对自己很不满。

但是在他想到了“苦谛”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在苦中。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人都在苦中，那些愤怒的员工也在苦中。当他领悟这些的时候，他就突然感受到了心态的变化，接受了他们的那些愤怒。因为他们越愤怒，就越说明他们是苦的。

当他意识到，所有这些员工们，包括自己都在苦中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心里有一种柔软生出来。所以在禅修中，他的慈悲心就生起来了。当他生起慈悲心的时候，能够去关怀自己，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的时候，他心里原来那种拧巴、不接受的感觉就消融了。

后面他的状态就很明显改善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变得很有耐心，不再发火，也不着急，就事论事地去应对处理。别人都会觉得他的心态怎么这么强大。虽然他没有办法明确地告诉对方，是佛法让他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度。但是他心里知道，实际上就是对佛教“苦谛”的认知，使他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还能生起一种巨大的心理力量来，能够超越出来看事情了，不会掉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是苦。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个苦。如果没有认识到苦是真理，我们可能觉得“这是苦”之后，会变得更烦恼、更焦躁了，心情变得更差。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苦就是真理，反而我们会生起一种清凉的出离心，就会意识到，原来佛陀说的是真理，轮回其实没有那么可爱乐，那就更容易放下，也会更加容易生起慈悲心和菩提心来。

我们既然都在苦中，所以更容易宽容，更应该去彼此的关怀，在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里带来一份清凉。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心就会变得柔软，而不是坚硬。

如果我们有了对“集谛”的认知的话，那就会重视烦恼和我执，我们会意识到这是烦恼，否则的话我们在烦恼中而不自知。

即使我们没有能力对治掉所有的烦恼，它们可能会一再地现起，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存在，知道它们是集谛，那么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基础上去超越这个轮回界，看到轮回的虚幻和无实，能够超越出来，能够积极地修习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六波罗蜜，走向一条超越性的道路，那我们的生活跟修行就会被整合起来。

否则，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干嘛要修行？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有了四圣谛的认知，你会发现修行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它就是生命关怀。不然我们就会在轮回的苦海里边，是没有出头的。

刚才讲了见地对我们的一种影响。

其实了解了见地，我们就会非常容易体会到自在的人生态度。所谓“态度”，用佛法的语言来讲，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生活和修行。

我们在禅修中，有的时候也容易有一种贪著的态度。打坐的时候，就急着要产生好的体验；修的时候，总想修出点什么来。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中会有贪求。

带着这种贪求心，你就会发现禅修中容易用力，有时候容易激发掉举，造成修行的紧张感；一旦没得到好的体验，也非常容易放弃；这时候，我们对禅修的过程没有那么关注，反而会过多地牵挂禅修的结果。

实际上，真正的禅修是禅修的过程。结果，是顺其自然产生的。就像爬山，爬山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爬山。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把山顶视为爬山的目的和目标，很可能我们就会忽略这个过程。那么禅坐、修行也是这样，修行的过程才是修行的主体。修行所得到的那些觉受也好，产生出来的效果也好，它是顺其自然达成的一个果而已。

如果我们被这种贪求心所束缚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考虑结果，同时很可能会忽略了过程。

同样的，这个心态其实处处都可见。比如说我们来读书，我们关注的可能也是结果：我得到了什么，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看，我们怎样度过这一天呢？每天，我们学习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地静下心来，专注于过程，安安心心地把当下的事做好，那我相信一定会收获非常好的结果。

所以，这样一个无贪的态度，才会更好地做到如实，才能够真正地修行，把生活活出来。

（未完待续）

录音整理 | 正慈

校对 | 绍立 智茜

正慈 净瑾

排版 | 果甚

图片 | 网络部摄影组

—— 统摄生活和禅修的修学框架（二）

摘 要

每个人都是自己业力的所有者、造作者和承受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事都不是为了别人，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自己。

续前——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更多地引导自己的心念安住在善法上面。走路的时候，或者躺下来，都能够随时随地的安住于慈心，修一下正念，活在当下。乃至于念佛菩萨的名号，安住在佛随念里边，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们对自己的心念的内容，有了这样的警觉和洞察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多地安住在善法里边。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对起心动念会更有警觉心。

当然也不要有完美主义：一下子就要让自己像圣人一样地生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一种对心念的洞察和觉知，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并不难，无非就是要具备这样的一种认知。见地到位了，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见地不到位，我们就算去对治自己起心动念之间的烦恼心，那也很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任务，或者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佛弟子身份所以应该去做。

但是如果我们见地到位了以后，对起心动念的觉察、调整、安住，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当我们这样去处理我们的心念的时候，对我们整个的修学生活帮助会非常的大。

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钻在牛角尖里面，卡在一些人我是非里面。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为了别人的一些烦恼，或者是社会的一些现象，都让我们长时间地处在烦恼和不善的心念中。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及时地跳出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整天整夜地让自己安住在这些不清净的心理状态中呢？

原因还是缺少了业果智的正见，没有真正地把业果智的正见活出来。所以就会对自己的心念的内容没有那么重视，没有那么多警觉心，会有很多的放任。依然处在我们学佛之前的心理状态里面。所以进步就不会很快，感受也不会很多。这是第二个。

第三，业果的道理里面也说到，每个人都是自己业力的所有者、造作者和承受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事都不是为了别人，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自己。

这样，我们的各种修学，不管是禅修、上课、服务常住，或者是帮助别人做事情，会意识到所谓的“帮助别人”，其实还是为自己做的，那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有了这样的心态，在生活中就会变得从从容容、坦坦然然，而且做任何事情就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夹杂在里面，就很安心。

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挺好，那我们就安心把它做好。如果觉得一件事情需要去做，那我们就用好的心态，好的发心去做。用善心、慈悲心，甚至用菩提心、出离心来摄持，把这个善业的所有功德回向于一切有情，回向法界，让众生离苦，让我们开发智慧，圆满福德。

如果我们能够念念这样去体悟的话，我们也会更加地从容，能够整合我们所有的生活。否则我们就会有冲突、有计较，内心有种种烦恼。

前段时间，我们三楼的沙盘室因为经常有人去做沙盘，办公室里灰尘很多。就有一位老菩萨，她每周参加完皈依共修以后，就会到我们的沙盘室去打扫一下卫生，把里面全部清理一遍，把垃圾倒掉，把桌子擦干净，整理得很整齐，经常去这样做。

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会觉得这么热的天，中午了，她挺辛苦的。她当时回答了我一句：“我是为我自己做的，我很开心。”我听了之后，其实还是挺感动的。

我就意识到这位老菩萨，她真正地掌握了佛法的一些心要，她来做这些打扫的时候，她就是很安详地、很从容地做，做的过程中很欢喜。做完了也不留任何的痕迹，也不会期待别人的感谢、认可、报答。她有她自己的欢喜心，她把她自己的生活，活出了阳光的样子来。

其实这些都是正见所带来的一种变化。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正见，我们的心念会是起伏跌宕，充满了烦恼、纠结、算计，我们就很难获得内心的安详，也很难把一种坦坦然然、从从容容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份正见，我们吸收到了身心里来，它其实完全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完全是换了整个频道的，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正见的第二个部分，出世间的正见，它是以四谛——苦集灭道为核心。当然四谛也分声闻乘、大乘的四谛。了解到轮回是苦，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完美主义。不会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无常、无我、众缘合和、流变的世界里，去寻找一种完美。

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苦谛。当我们认知了这是苦谛的时候，把它标记为苦，我们才更能够生起出离心、慈悲心、菩提心，那我们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未完待续）

录音整理 | 正慈

校对 | 绍立 智茜

正慈 净瑾

排版 | 果甚

图片 | 网络部摄影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