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佛教音乐之道

吴立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艺。道无艺不显,艺无道不明。佛教音乐亦然。佛教之乐道大都与修证有关,佛教把通声音与明中阴视为小悟。实际上真通声音实相,即可证悟大觉。弘法大师《声字实相义》曰:“夫如来说法必藉文字,文字所在六尘其体,六尘之本法佛三密即是也。平等三密遍法界而常恒,五智四身具十界而无缺。悟者号大觉,迷者名众生。众生痴暗,无由自觉,如来加持,示其归趣。归趣之本非名教不立,名教之兴非声字不成,声字分明而实相显。所谓声字实相者,即是法佛平等之三密,众生本有之曼荼罗也。故大日如来说此声字实相之义,惊彼众生长眠之耳。若显若密,或内或外,所有教法谁不由此门户!”由此可见声明实相与修行证悟之内在联系与必然关系。

密教以(阿)字本不生为根本教义

佛法之理论与实践,在密教谓为教相与事相。显教之根本理论,可以“缘起性空”四字概括;其根本实践,可以“六度四摄”概括。密教则进一步,其根本教相,可以“阿()字本不生,如实知自心”二句说明,或简为“阿本不生”四字概括;其根本事相,则可以“上供下施”四字概括,因密教一切修行和修法,无不是“上供下施”也。所谓“上供下施”,即包含了“上摄下化”、“内证外教”、“自受他用”诸义在内也。

宇宙万事万物(万有)究竟从何而来?此中包括宇宙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等起源问题在内,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科学所研究之根本问题。综合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学说,对此问题之回答,概括言之,无非两种:一种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由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物质所组成,如古哲谓为是气、是水、是火等等,今日科学家谓为是分子、原子、乃至基本粒子,已研究进入夸克层顶部。一种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由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转化而成,如古哲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印度婆罗门教谓为大梵天所化,西方基督教谓为上帝所造,伊斯兰教谓为真主安排,乃至西哲今日谓为自然法则等等。这两种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万有来源都有一个“第一因”。但无论如何穷诘,实在没有一个真正“第一因”可得,因此佛法讲宇宙万有没有“第一因”。

正因为没有“第一因”,时间才能无始无终,空间才能无边无际。然则宇宙万有究竟从何而来、从何而生?佛法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也就是“由缘而生”。任何事物,都是“缘生则生”、“缘阙则阙”,即产生该事物的条件(缘)具备了,该事物就产生而存在,条件不具备,就不能产生而存在。凡是缘生的事物,就必然具备下列三个特点:(一)缘生事物不可能离缘而存在,也就是没有脱离它的产生条件(缘)的独立自主性,这就叫无自性,佛法谓为无我。(二)缘生事物都是随缘运动着变化着的,不可能脱离它产生条件的变化而保持不变性,这就叫无永恒性,佛法谓为无常。(三)凡是缘生事物都必然随着它产生条件的规律,回归到它应该回归的地方去,也就是按照它自身规律而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和生、老、病、死,这叫做寂灭性,佛法谓为寂静。概括缘生事物这三个特点,就是佛教小乘的三法印:(一)一切无我;(二)诸法无常;(三)涅槃寂静。所以佛教特别重视“缘起偈”,也叫“缘生偈”、“法身偈”。佛教建塔造像、安藏开光,必将此偈供奉其中,视为法身舍利。偈曰:“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佛教发展至大乘,将无我、无常、寂灭归为空性,即无自性、无永恒性、寂灭性,均是万有实相空性之表现。故将三法印演进而为一法印,即一实相印。这一实相,就是性空。以是空性,成就万有一切。所谓“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故,一切法不成。”但是不能执空,以为真有一个空,则又是自性不空了。所以“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人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所以“空不空”的般若实相,就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也就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般若。唯是般若,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谓为空不空。这就是佛法。佛法究为何物?从佛法本身言,若说皈依、受戒、灌顶等等是佛法,则释迦未生前,印度婆罗门教早有此等仪式。若说轮回、业力、解脱等等之名义是佛法,则佛教未诞前,印度古典籍如《吠陀》、《奥义》诸书以及印度外道早有此等名义。若说瑜伽、禅定、护摩、修法是佛法,则佛法未传前,印度宗教、学术早就有此等修行。佛法本身可说一无所有,可说没有一点东西。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佛说他一字未说。若有人说佛说法,此人即是谤佛。佛法不但一无所有,没有一点东西,就连这“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有”,连“没有一点东西”的“没有”也没有。这“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这“没有”的没有,翻过来就是“无所不有”。这就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般若。一切外道仪式、名义、修法等等,归于般若,都变成佛法;一切佛法之修持、教化、仪轨等等,离开般若,都变成外道。如此说来,宗教根本于般若,便是佛法之宗教;哲学证入于般若,便是佛法之哲学。若论佛法本身之“一无所有”和“没有”,岂只非宗教非哲学,简直就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因为佛法本身是“不立一法,不破一法”,而又是“有法皆立,无法不破”的,是“泯四句、绝百非”的,即是“一无所有”而又是“无所不有”的,是“一贫如洗”、“一寒彻骨”而又是“华严富贵”、“重重无尽”的,是能断金刚而又是理趣实相的。说佛法是宗教可,说佛法是哲学也可,说佛法是非宗教非哲学,或者说亦宗教亦哲学也无不可。翻过来说,说佛法是宗教不对,说佛法是哲学也不对,说佛法是非宗教非哲学,或者说亦宗教亦哲学,也没什么对。此非朦胧颟顸,也非圆滑诡辩。说它唯心,它却物在;说它诡辩,它却辩证;说它神秘,它却现实;说它迷信,它却真理;说它性不确定,它却恒常如实、确定无疑;说它无质规定,它却其中有物、真实不虚;说它相对主义,它却一实中道、不落两边;说它彼岸两重,它却二世圆融、不即不离;说它唯我神我,它却众同真如、

非局自体;说它灵魂有神,它却缘起性空、否认造物;说它胜义有,它又自性空;说它毕竟空,它又方便有。如此不可究竟,无第一因,才正是佛法之真实,才正是佛法之圆满,才正是佛法之具足。这就是“空不空”的般若和般若的“空不空”。

密教之旨趣,可一言以蔽之者,即《大日经》:“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之语是也。《大疏》释之云:“如上所明第一甚深微妙之法,乃至非一切智人则不能解者,此法从何处得耶?即是行者自心耳。若能如实观察,了了证知,是名成菩提,其实不由他悟、不从他得。”梵语所谓菩提,为佛果之义。“如实知自心”之句,即佛果内容之解说也,虽寥寥一语,而包含之深义无量无边。试进而研求自心究为何状,《大疏》又自释之云:“若见本不生际者,即是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又云:“觉自心本来不生,即是成佛。”佛果之功德穷高极深,非言思所能疑议,兹乃谓成佛之道,不外于觉知自心,而一研求自心之实相为何,又不外于本不生之理,故知所谓本不生者,诚密教之根本原理,一切教相事相所依以成立者也。《大日经》三十六品,无非具说此理而已。《大日经》卷二云:“云何真言教法?谓阿字门一切诸法本不生故。”

字为梵语母韵之第一字,其音为开口之声,普通发声之时,皆以阿字之音为基础。凡一开口,即有此音,故此字为众音之母,而能发生一切字,亦犹本不生之教义,为一切教义之根本也。

阿字本不生者,谓一切诸法本来不生不灭之义。盖自显教言之,宇宙万有,无非自因缘生起者,缘生之物,皆无自性,无自性故,本自空寂,故曰缘起性空。密教以为万有虽从因缘而生,其因缘又复从因缘而生,如是推求其因缘之因缘,辗转无穷,卒不能寻出万有之第一原因,于是不得不谓万有为无始本有之存在。既无始者,亦无有终,是万有皆远离因缘造作,而本来不生不灭也,是为阿字本不生之理。这也就是说,一切法从众缘生,此众缘又从众缘生,辗转从缘,谁为其本?如是观察,则知本不生是万法之本,犹如闻一切语言时即是闻阿字声,如是见一切法生时,即见本不生际,若见本不生际,即是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即是一切智智,故毗卢遮那唯以此一字为真言也。

夫一切字音之发生于阿字也,盖由本来阿字音中固有之,非本无而今始有也。宇宙之真理亦然,任何因缘生灭之事物,其当体皆即本不生,亦如任何枝末之字声中,而皆含有母音阿字也。

吾人见闻所及,凡宇宙间之纷纭万态、变化无常者,皆现象界之事也。其不生不灭之实在本体究何在乎?显教以真如为万法之本体,其所谓真如者,究属于离言无相之空理;密教以为宇宙现象,不外空理之活动显现者。大凡一物存在,必有其体,既有体性,自必有其相状与作用,此体相用三者,本来具足不离,非有本末能所之关系,任举其一,而他二者已具其中。现象之外无实在,自实在的方面见之,所谓现而不转不变也。此为密教特有之教理,此其所以为“即事而真”也,又即“现象即实在”之说也。

汉传佛教(显教)以念诵唱赞来修行

汉传佛教《朝暮课诵》,是佛寺中每日必持的修行功课,也是汉传佛教佛事活动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法事仪轨。它是在汉传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历经唐宋元明清的一些高僧大德,通过自己的传承实证以撰集、修订、充实而逐渐定型,并成为十方丛林法定的必修课。它是汉传佛教中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较为完整如法的修持仪轨,主要是为佛寺僧团集体修持用的。这个课本在“缘起性空”的理论与“上供下施”的实践结合上把僧人的修持纳入了日常的生活和日常的法事活动中,通过规范化的仪轨修持、早晚念诵、六时禅观,再配合参禅、念佛、诵经、听讲、修法等等其它法门的修持,不断增加闻思修行,不断加持戒定慧力,不断清除贪嗔痴障,不断熏修八识种子,日积月累,念兹在兹,功夫逐步深入,层次逐步提高,境界逐步实证,渐修顿悟,改造身心,便可逐步做到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弘法利生,自觉觉他,圆满功德,成就悉地。所以它能历千年而传承至今,特别是在北宋以后,唐密两部大法失传,但其中重要的陀罗尼,也赖课诵本(当然还应包括《瑜伽焰口本》等)而广为流传至今。所以对这部《朝暮课诵》本,不但要视同法宝,殷勤尊重它,而且更要奉如法轨,如法修持它。

修持《朝暮课诵》,如同修学密法一样,六大无碍,四曼不离,三密加持。要把身口意三业转成身口意三密相应。三密之中,能代表身口意三密于一密之中的就是口密。所以对课诵,也就是俗称“唱念”,要用修三密特别要注意用修口密的方法去修持它。礼佛唱赞,象征自己虔诚意识及恭敬心情升华到了极点,随之身体就会跟着起相应的变化。密教《大日经义释》说:“一一歌咏,皆是真言,一一舞戏,无非实印。”精诚的理念,至情的升华,就是佛化真善美统一的艺术庄严境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曾说一偈:“天龙夜叉鸠槃茶,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就是说菩萨行愿,修普贤行,就要通达三界六道、天龙八部一切众生的语言而向他们说法。这就靠修口密,修陀罗尼。《普贤行愿品》偈中又说:“一切如来语清净,一言具众音声海,随诸众生意乐音,一一流佛辩才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恒转理趣妙法轮,我深智力普能入。”佛法讲佛与众生平等,佛性不二,就是觉迷境界不同。佛之所以觉,因为无我,三业清净,如语业,就是“一切如来语清净”。众生之所以迷,就是我执,三业不净,如语业,就是妄语、绮语、恶口、两舌,随着我执心念的转动,不断制造口业。“谁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口之为祸大矣,可不慎欤?要修到口业真的纯善尽美——“一切如来语清净”,是要下功夫的。平常动念说话,就要清净。禅宗祖师就有这样的说法:“悟道与否,听声即知。”语业有无功德,听声可以知道。凡是佛语,一定清净。佛经上说佛之说法,是迦陵频伽之音。迦陵频伽名曰妙声鸟、美音鸟,相传此鸟本出雪山,在殻中即能鸣,其音美妙和雅,听者无厌。此鸟在西方极乐世界常鸣,不断说法。《正法念经》曰:“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音乐天神)无能及者。”佛的声音,美妙和谐,使人听了生欢喜心,生恭敬心,生精进心,生菩提心,一听便得甚深正法的利乐。“一音具众音声海”,佛的一言一行皆能摄和全体法界,所以一言出自能与众生各种不同的言语相契,这是一音具足一切音的微妙,也是佛经常说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的道理之一。佛因其口业已断了所有言谈可能犯的过失,凡有言谈,皆本实在,以本实在,能够自然在现象界中成为现实。所以佛语是如语、实语,就是真言。“一音具足一切义,一义含摄一切音”,由此也可体会一点“一言具众音声海”和“以音声作佛事”的道理了。因为世界上众生的语言根本道理是相通的,若能从口密中悟得一切宇宙生命的本源与所有声音的基本发生结构,是可以证得其中一些规律的。儒家孔门弟子公冶长就懂鸟语,现在也有些懂鸟语、默音甚至天籁之人,这已是事实。

唱念是八万四千法门中一种很柔软温和的修炼方法,这软法门修得好,一字音中即能“一言具众音声海”。在烦恼痛苦时,放开一唱,就会得解脱,就会体会音声海确是既微密又美妙的解脱法门。《楞严经》的观音耳根圆通法门就是实证。宇宙音声无限,我们耳根听力有限,然而我们这个自性的观音之功能是无限的。我们可能通过唱念、持咒,震发我们身体的三脉七轮,打通中脉,透过法界。《行愿品》又说:“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这就是音声海法门的延展。它可以帮助我们由粗身粗心进入细身细心、微细身微细心,甚至最微细身最微细心。心声心音就是音声转念,或者念转音声,当下即是,当体即在,当相即道,即事而真。以音声透法界,也可以法界透音声。音声即是念,念动声动,“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普贤王如来根本真言“唵阿吽”就能通一切音声海。普贤王如来有如幻三昧的修法,在音声海的境界中,在中空的境界中,能起无限威力,能作无量事业。佛法认为这种特异功能,是众生自性本具的功能,潜在人体而未发挥罢了,所以要“朝暮课诵”,念兹在兹,如影如响,真实不虚。

要修口密,修好唱念,要做好基本功。除口业要常常保持清净外,在唱念方面,要学用声明,要真正理解“声字实相义”,要真正学好正确的唱念方法,要懂得“以音声作佛事”的道理。练好基本功,才能深明法义、深得法益、深享法乐,也才能以音声作佛事,自利利他,法喜充满。《大唐西域记》讲的就是学声明念唱之事。然而声明一道,在中国历史上就未尝全传,其全传较多者,多在密教陀罗尼中。唐密失传,声明之学就仅存于东密、藏密的内明之中了。世间所传,悉昙而外,著述家偶有所说,语焉不详,且多谬失,声明之不明,盖已久矣!学者因无所依据而不得不陷于迷离恍惚之中。中国六经,《乐经》在秦之后失传。后儒偏重义理,对七音律吕之学,虽亦有深入者,但不普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偏重文字、忽略音声有关。早在宋朝,大史学家郑樵就已明察声明之不明,为中国文化学术之一大缺陷,故在其所著《通志》的《六书略》、《七音略》及《乐略》中,曾再三致意焉。其有言曰:“梵人(指印度)长于音,所得从闻入,故曰‘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昔三摩提(即三摩地,意谓禅定),尽从闻中入’,有目根功惠少耳根功惠之说。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故天下以识字人为贤智,不识字人为愚庸。”实际文字、声音都是法界实相,都是宇宙人间之信息。华人偏重文字,故道家多用符箓(符箓也是一种信息);印人重声音,故佛家多用陀罗尼。郑樵谓:“天地之大,其用在坎离;人之为灵,其用在耳目。……圣人制律,所以导耳之聪;制字,所以扩目之明。耳目根于心,聪明发于外,上智下愚,自此分矣。”又谓:“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虽七音一呼而聚,四声不召自来,此其粗浅者耳。至于纽蹑杳冥、盘旋寥廓,非心乐洞融天籁、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阃宇。”儒家尚知音声通乎造化,以之制律作乐,岂有以通音为小悟之佛徒,而不知唱念之法以音声作佛事者乎?

 

藏传佛教(密教)以口密持咒来修行

关于神秘咒语的问题,这是人类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事实,也是人类迄今尚未探明的奥秘,是一个“音声之谜”。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神秘古国,为埃及、印度、中国,在他们的古文化中,都认为咒语与原始的语言、文字一样,是文化的重心。因为咒语早在语言文字之前,但人类因为有了实用的语言文字的进步之后,对于声音的研究,除了应用在文字语言的结构以外,便把有关声音的神秘部分,推之于巫术或宗教。现在人类有系统的咒语,就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密教里。印度的传统文化,一直重视声音的奥秘,婆罗门教衍分出来的弥曼差学派,就极力宣扬“声常住论”。佛教也非常重视声音,不但要通内明,而且要能通五明,其中首要的就是声明。人类文化虽然有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成就,但对于声音的神秘功能,至今还没有弄出一个所以然,更不要说穷其究竟了。古今中外所有声音之学,也大都是为了语言文字的应用而加以研究,并未能够真正从根本上加以探讨。就是在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上,虽然对于“声学”、“光学”已有很深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完全转到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功能。现在人类已经知道宇宙间有许多声音存在,如同有许多光存在一样,可是人的耳目有限,无法看到听到。现在已经在追寻宇宙的“暗物质”了,但限于人在“粗身粗心”阶段,一时还无法弄得明白。所以老子也说:“大音希声”。透过有形声音的作用与功能,在人类的知识范围内,尚且知之不多,甚至无知,更何况还有无形像可得的心声心音的神秘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光想通过梵文、藏文,或者梵语、藏语来了解印度古代流传下来的梵文密咒的神秘,那是很不够的,因为其奥秘并不单纯在语言文字上。口密——声音的奥妙,如同身密、意密一样,密在汝边,密在汝身。那就是声音有关人体奥秘的问题,声音关于宇宙万物生命的根源问题,特别是声音与人体气脉的关系问题,按佛法的道理来说,那就要靠亲修实证来解决。一种法门可以用种种无尽的音声来传达,“恒转理趣妙法轮”,由此展现推动宇宙生命的真理,引导众生进入佛法的正知正见,这就要修口业转口密,对佛的语言功德,要发愿修学,“我深智力普能入”,在音声海中,不管念诵也好,持咒也好,随时都要坚持梵行——持戒、修定、证慧,培养自己般若智慧的成就,开发自性无可限量的潜力,以深入佛法重重无尽、圆融无碍的华严世界。

弘法大师《声字实相义》说:“内外风气才发必响,名曰声也。响必由声,声则响之本也。响发不虚,必表物名号,曰字也。名必招体,名之实相。声、字、实相,三种区别名义。又四大相触、音响必应,名曰声也。五音、八音、七例、八转,皆悉待声起,声之诠名必由文字,文字之起本之六尘。”故颂曰:“五大皆有响,十界具言语,六尘悉文字,法身是实相。”

从密教念诵咒语的修习方法来讲,它是利用一种特别的音符,震动身体内部的气脉,使它发生生命的潜能,变为超越惯有现象界中的作用,而进入神妙的领域,乃至可以启发人体特异功能和高度智慧。所以东密密法中,如金(金刚界)、胎(胎藏界)两部,便有各自不同的咒语,使修学者为不同的目的而达到不同的效果。因为密教咒语的声音秘密,它的最大重心,就是声音与人体气脉的关系,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它是一种超越宇宙物理的奥秘作用。据佛教的说法,咒语的秘密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方可了解,而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也能自说咒语。总之,声音的奥秘是人类未知的领域,声音与人体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就修行来说,要明白声音的念诵对人体功能的作用。

佛法认为密咒或者咒语,是一种清净语,包含无量意义,无法翻译完全,所以只译音而不能译义。勉强译义,反而会弄错了,甚至造成过失。过去显教丛林和禅门课诵中每逢初一、十五还念《普庵咒》。普庵祖师便是南宋时得道的一位大祖师,他悟道之后,说出普庵咒,声音非常和谐好听,这是要八地以上菩萨才能做到。佛菩萨说咒,犹如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与众生联络通讯的电台,自由收发信息。咒语就是信号密码,发出之后,必然会收到,必然会反馈。讲起来是有点神奇,佛教认为这种能力是来自语业清净的功德。由于众生的业力不同、意乐不同,音声海也就不同。要“随诸众生意乐音”,就要通达一切语言,要通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技巧明,乃至一切科学技术,才能语言清净、辩才无碍,“一一流佛辩才海”。要语言清净,就要喉轮打开,语言自然清净。反过来,语音真正清净,喉轮自然打开。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一而二、二而一的。佛学认为,要了解“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一音可说三藏十二部的法门,一种法门可以用种种无尽的音声来传达,“恒转理趣妙法轮”,由此展现推动宇宙生命的真理,引导众生进入佛法的正知正见,这就要修口业、转口密,对佛的语言功德,要发愿修学,“我深智力普能入”,在音声海中,不管念诵持咒也好,日常作事也好,随时培养自己般若智慧的成就,开发自性无可限量的潜力,深入佛法重重无尽、圆满无碍的华严世界。

现在科学还难解释,为何未来一切劫的事,一念之间都能知道?那真是不可思议。依显教的说法,成佛须三大阿僧祗劫;现在一念顿悟,即超三大阿僧祗劫,这与修音声海法门的关系极大。李长者(通玄)云:“七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这是时间与空间融化在定慧的境界中,融化在音声海的境界中,只此一念可以转化时空,一念之间超越了这个地球成住坏空的历史,自我了知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就是“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际我皆入”。这是由音声转念的修法,音声即是念,念动声动,“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当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因为普贤如来的根本咒通一切音声海。普贤如来有如幻三昧的修法,在中空的境界中,在音声海的境界中,能起无限威力,能作无量事业。佛法认为这种特异功能,是众生自性本具,潜在人体而未发挥罢了。

修密教口密,要持咒,念诵真言。念诵得法至为重要,念诵得法可通气脉入音声海。一般来说,念诵方法要点有三,即心气合一、声气合一、身心合一。这三项如能做到,音声自然不同,尤其身体内部的气脉——海底轮、脐轮、喉轮、心轮、顶轮等等都会震开,一下便能进入音声海三昧中。“唵阿吽”三字明是普贤如来根本咒,它通括一切咒。念诵“唵阿吽”三字也好,念诵其它密咒也好,念诵的声音与华严字母及身心的气脉都有关系。能如法念,一口气顺着下来,有助气机畅顺,贯通中脉;念诵不如法,气就外散,乃至断了气,就不易震开气脉。念诵正确得法,上下七轮的气脉都能振动到,抑扬顿挫有致,高低平仄分明,节拍自然顺畅,而重点在于声音随着气机自然在体内任运转动,该高则高,该低则低,三部音轮回周流,声音保持一样,但是音调可以不同,随气自然而转。如“唵”字音转到头部发出来,“阿”字音在喉部,气下降到脐轮则是“吽”字音,“吽”字音震动脐轮,此音屈低,然后气再接着自然上冲至顶轮。顶轮有时会发胀,此时要把觉受空掉,定在光明中念。这些都要靠智慧,知时知量,善加调整。持密咒要懂华严字母,其中转音的道理,与气脉的修持大有关系。佛教梵唱确是一个修行法门,不单是供人娱乐的音乐。以前丛林住众多,为求方便,古德乃将佛法的音韵统一整编,配上法器,藉供大家一起熏修,后来逐渐演变成音乐性质,忽略了它实际的修行功用。华严字母一字转了四个音,以“有”字为例,拉长音时还是“有”字音,“有”字转音可以,但不能加上花腔,转成别的字音。因为转成别的字音虽好唱也好听,但已形同一般音乐,在生理上不合气脉原理,而心理上也失去梵唱那种恭敬赞叹的情操。心一散乱,所有唱念修行的利益都要大打折扣,这一点极为重要。华严字母每个字都有平上去入四阶,而平上去入中又有各之四音。练习纯熟的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唱,循以悟道,乃至方便度人,大有作为,妙不可言。关键是要念诵得法,就是要作到心气、声气、身心三合的境界,也就是要真正做到“心一境性”,才能发生实效。

念诵的方法,也是持咒的方法,一般来讲,有开口念诵、莲花念诵、金刚念诵、瑜伽念诵。这四种方法,一般来说也可以说是四个层次,但各有其独立的特殊功用,不可执著。

开口念诵首要调气,调气就是调心。调气念诵,就要声气合一。从喉轮到顶轮这一部分的气脉很难通,要一口气一口气、心气合一地出声念诵,等于在修气修脉。一开口念诵,没有妄念妄想,自然身气专一,而且身心皆空,感到与法界同体。开口念诵眼宜睁开,与外界自然之光融成一片光明,化为无相光,身心俱忘。一口气一口气地念,为的是使内心气脉打开,那么心轮、顶轮、大乐轮等整个气脉就会逐步打开。开口念要舌头在拌动,唇齿不动。念时要回转来听自己的声音,不是听别人的,念到速度相当快时,便自然由开口念诵转为金刚念诵,即心气慢慢自然向内合一,嘴巴自然不动,唇齿微动或不动,而只由舌根弹动了。

开口念诵中有莲花念诵。莲花念诵是观自心月轮上或自己舌心上有莲花,莲花上有白螺贝,从螺贝中发出妙音,产生念诵。莲花念诵一般是开口,唱赞也同样可用莲花观想唱赞。深入一步,闭口念诵也可以莲花念诵。

金刚念诵是唇齿不动,而以舌根弹动。舌根就是心苗,心气合一,心平如镜,念的很慢,但不能太慢,太慢又多成唱诵了。

唱诵也是开口念诵之一种。唱诵每句最后一个字音拉长,在这音的平上去入音节内舌头去弹动。调子虽是固定的,但腔可因人而异。入声的气是往内部下沉,吸进气内不往外散。念得如法,喉轮自开,而且因耳通气海,耳根自然向内反闻自性,不往外求,心气合一自然而得,得止得观并不难。唱诵修好了,气息深长微细,睡时无呼吸声,这就是龟息。佛教梵唱不仅是清净的音乐,要懂华严字母,要通声明,而且是修炼身心的法门。修炼得法,一开口就梵音清净,人一听妄想杂念就没有了。能修到如此境界,这种软修法门的唱念就功德无量了。这软修法门的方便力,要同时与华严字母的咒音配合研究,再以观音法门的修法,回转过来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内闻心声,达到“入流忘河”的境界,再进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会发生种种感应和种种成就。

金刚念诵也是一口气一口气唇齿不动地念,音声气脉都在身体里面念,犹如一身千百万个细胞都在动、都在念,全部身心都投进去了,成为金刚诵。因为人身体的障碍、四大的老化全在一口气,所谓习气也是一口气,习气不能转化就是气质不能转化。气质是个真东西,它不改善,身上的情爱欲、业力就难克服。这所谓的“气”,不是呼吸之气,但要转化它,倒先要从呼吸之气开始。金刚诵就是心气脉震开,完全融合在一片音声海里,然后转为光海,即由气、声而光。

修定与念诵,一般都容易犯两种毛病。一种是散乱,就是攀缘不止,由甲想到乙,由乙想到丙,由东事想到西事,由南地想到北地,念头不易集中。一种是昏沉,就是昏昏欲睡,沈沈不起,不肯用心,提不起正念,甚至身口意观想的念头都没有,那是严重的昏沉。很多畜生,尤其是低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昏沉中、在睡眠中、在冬眠状态中。天气冷打坐,觉得很清净,很舒服,那是细昏沉,一种变相的冬眠状态;气候太热也会昏沉,只想睡眠。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天气冷的昏沉是内敛的,天气热的昏沉是外耗的。对付昏沉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闭气。闭气不是宝瓶气,做法好像差不多,实则有别。气一闭精神就来了,然后提神冲上来,气势就不同了。真修持人的声音,句句从胸襟中流出,每个声音从丹田发出,自自然然的,不假造作。所以常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

一口气一口气地金刚念诵,如同炼九节风(藏密修炼气脉的一种功法)一样,念到后来,连肚皮都瘪进去了,没有了,还在念,最后放松,自然吸气,充满了再开始炼,很有奇效,身体精神越来越健旺,乃至两腿坐不住。气脉念好了,一直念到下面气通了,自然经过会阴那里,一路一路都会自己震开了,到了大腿、膝盖、足底心,连十个足趾都在发乐,最后没有身体感觉,完全在一片音声海中。音声海是什么?空的。念念皆空,念念皆有,然后法界同声、此身同空,投入本尊佛母与我合一的心海中。这时念速等同光速,念速比光速还快,没有进程,当下成办,不假方便,自然感应。

瑜伽念诵就是心念,也是默念。意要观想,都摄六根。耳根回转来(内闻),眼根回转来(内视),身心念头与观想配合为一,才能得止。其中也同时修慧,也就是参禅合一,即观照自己,观照得清清楚楚,忘却身躯,融化身心。观照同时,也就是密,也就是禅,即观即照,即照即观,即观照,即是止,即是定。都摄六根,净念相续。

正常念诵是正常发音,瑜伽念诵是声自内发。瑜伽念诵,心闻在念,气脉在身体里头震动,发生动摇现象。可以让它动一下,不让它动也可以,应收放自如、恰到好处。人的念头一般跟随人的受阴(身体所受种种感觉)走,所以它才会动。如果念头不跟感觉跑,这个身体坐在那里,就是一具白骨,甚至白骨都没有了,由气而声而光,发光了。等于一个虚架子,一层很薄的烟雾一样包着身体,内外都是光明,都是气,哪里会动!不动了,我不理会你这个受阴,不管酸也好,麻也好,胀也好,舒服也好,都不管。你觉得舒服,一耽溺这个享受的滋味,你就会被受阴所困,色受想行识五蕴就不能解脱。所以修定要舍,千万不要被受阴困住。话说回来,因为常人一般不易得定,气脉不能通,不能解脱色声,所以修禅定要你先得喜得乐。先发起乐,再得喜,那也是为了打破受阴,是打破身中业力的一个转机。这是以楔出楔的道理,拿这个钉子去除那个钉子,最后再把它拔掉。所以修定要不执著,要能舍。

真言密咒多从吸气时默念,呼气时不念,这是异于常人念诵法的。在念诵时也多与观想结合,有缘形、缘声等说,克立大师在《密宗道次第论》中对此有详透说明。藏密的口密在持三字明

“嗡阿吽”三字明是藏密主教金刚总持即普贤如来的根本咒,代表佛的三密。“嗡”字代表佛的身密,“阿”字代表佛的口密,“吽”字代表佛的意密。普贤如来即是“普现”,普遍现前,意译妙密,普贤就是普遍而贤善地充满一切处所、无时无处而不存在之意。三字明正是充满人类宇宙的根本法音。

梵文(唵)、藏文(嗡)字:它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根本音,是形而上天部的声音。它含有无穷无尽的功能,是佛部的声密。

在人体而言,它是头顶内部即脑部的声音。修持藏密定功时,是人体中之气转向脑部所发之声。内闻时,它的声音与自己所听到的心脏与血脉流动的声音相近。修藏密定功,必须懂得“嗡”字发音的机括妙用。最低效果,它可以使头脑清醒,精神振发。伤风感冒,连续不断念此字音,可使头部发汗,不药而愈。

可以说,嗡是中脉音,是梵穴轮音;是天部音,是佛部声密;表示佛的身密。

梵文藏文(阿)字:它是宇宙开辟、万有生命生发的根本音,是人与动物生命之间的开口音,同时是世间一切生命开始散发的声音。它具有无边无际的功能,是密宗阿部的开口音,是莲花部的声密。

人出母胎,呱呱坠地,开口第一声就是“阿”音。小儿说话,最初就呼父母,无论中国人喊爸爸妈妈,英语系喊father、mother,都是“阿”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日本东密,以“阿字本不生”,概括金胎不二两部大法,包括全部曼荼罗,其尊重可知。盖阿字本不生,应如实知自心,自心为息,“阿”即息之本声。

在人体而言,它是心脏内部即心部的声音。修持藏密定功时,是人体中之血转向心

部化而为气所发之声,也是气转而至喉所发之声。内闻时为无声之声,开口即声。修藏密定功,懂得阿部音的妙用,就可以打开身体五脉轮结,同时也可以清理脏腑之间各种宿疾,修习久之,可体会内脏气脉震动之效果。

可以说,阿是心音,是喉息轮音;是人部音,是莲花部声密;表示佛的口密。

梵文、藏文(吽)字:它是万有生命潜藏生发的根本音,是物理世间地部的声音。它具有无限无量的生发功能,是金刚部的声密。

物质世界,天上雷鸣,地下地震,都是“吽”音。藏密特重“吽”音,以“吽”音通一切音,表五方佛之心。观想“吽”字,可转五烦恼成光明五智。

在人体而言,它是肚脐内部即丹田的声音。修持藏密定功时,乃气转至丹田脐轮所发之声。内闻时为雷鸣或地震之声。修藏密定功,懂得以吽部音来念诵,可以震开脉结,促进新陈代谢,启发新的生机,最少也可达到健康长寿的结果。

可以说,“吽”是丹田音,是脐轮音;是地部音,是金刚部声密;表示佛的意密。

修持藏密,如修大圆满法,其前期的功法次第是:七支坐、九节风、金刚诵、宝瓶气、拙火定。其中金刚诵就是藏密的六妙门。六妙门又分为两部分,即四息法和三字观。四息法就是数息、随息、止息、观息,这是修密乘金刚诵的四种方便。在四息法的基础上修三字观,即观想“嗡阿吽”三字为进气、住气、出气,即出息、入息、住息都变成“嗡阿吽”三字,以通解遍身脉结之气,这就是藏密六妙门的还息和净息。修持功法,需要师父口授。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变身为咒音

《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经》明载释迦牟尼佛说:“我灭度之后,分布舍利已,当隐诸相好,变身为此咒。”此咒即大日金轮种子(bhrum)之一字。《白宝口抄·金轮法》云:“此字(梵bha,ra,u,ma)四字合成也。……《大妙甘露经》云:‘修三摩地,当于自心观部噜吽(三合)而成佛顶轮王,形量尽虚空法界无有边际,迥然清净,得成佛身,无有生死,不转肉身,得无漏果。’此文四字功能也。边际,字也。清净离尘垢故,字也。生死不转肉身,字义。得无漏果,字,损灭生死得果故也。”《白宝口抄》又引文泉房云:“师口云,纳三身之相好也,隐化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色身为此咒也。他受用身,隐八万四千相好为此咒。自受用身、理智法身,隐无量无边之相海为此咒也。结胜身三味耶印,诵字印自身五处,圆满五智即自身同虚空法界身。五智即三身也。故金轮法纳三身之舍利,轮法纳三身舍利之法习也云云。”

《白宝口抄·金轮法》释金轮一字咒又云:“同口云,此一字是身口意三密合字也。亦是(梵on,bhrum,kha)三字合成字也。此三字即三密,三密即三身也。故此一字者含彼三密三身功德字也。”“口云,付释迦金轮此字习舍利一体也。

《末法经》云:‘我灭度之后,分布舍利已,当隐诸相好,变身为此咒’,此咒者字也。或云,付此字有二种,是也。字大日金轮种子,字体字故也。释迦金轮种子,字体字故也。”又《觉禅钞》云:“

大日法身也,释迦应身也。”由此可知,在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上刻大日金轮曼,覆盖在释迦舍利上,正是以大日法身来相印释迦佛应身,以大日金轮来相印释迦金轮(佛舍利),以显示两部大日、两尊佛顶于无边法界,清净离垢,不转肉身得无漏果之金轮大法也。

为庄严法门寺地宫,余设计地宫顶部安大日金轮曼荼罗,顶部中心即一字金轮咒字。因释迦牟尼佛为度娑婆众生了脱生死这一大事因缘而在人间示现八相成道。释迦佛应身,同常人一样是四大和合、五蕴俱全的肉身,但佛修禅定,修四念处,其色蕴因观身(四大)不净而净,成为法身德,四大合成金刚体,碎金刚体为舍利;其受蕴因观受是苦而乐,其想蕴因观想无我而我,其行蕴因观行无常而常,受想行蕴成为解脱德;其识蕴因戒定慧而转识成智,成为般若德。所以般若、解脱、法身是涅槃三德相,成为三德秘藏;而常、乐、我、净是涅槃四德性,成为常寂法光。佛涅槃后分舍利已,法身变为一字,有无量光,如天鼓雷音,此光此音皆从佛顶放光而出,故有特大威力,加持众生成就各种特异功德。如临终念佛,心若散乱,诵此一字咒,依靠此咒光音加持,能助行者令住正念,一心不乱,决定往生。故颂赞曰:

庄严金刚宫,供养法界雄。

生老病死了,常乐我净空。

编辑:杨杰

 

佛法与音乐目录

01.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佛教音乐之道

02.佛乐的种类与形式

03.中国佛教音乐漫谈

04.佛乐茶座--佛教音乐对话

05.佛音梵唱话今昔

06.梵呗之声

07.六朝转读与唱导

08.唐代佛曲

09.庙堂音乐的活化石

10.民间佛乐与道场音乐

11.伎乐盛境

12.金刚神舞与“南木特”

13.藏戏源于佛教述略

稿

 

佛乐茶座–佛教音乐对话

对话者:

田 青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佛教研究专家

凌海成居士 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学者

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地点:北京潮音斋

 

田:你我认识有二十年了吧?

凌:今年整二十年。

 

田:咱们和佛教音乐结缘也二十年了!

凌:是啊,你是一心一意,大有建树;我是三心二意,一事无成。

 

田:随缘就好。我这辈子就庆幸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干自己爱干的工作(指从事佛教音

乐研究)。

凌:我也庆幸自己这辈子可以三心二意乱干自己爱干的事儿。说起佛教音乐,我在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的编委时,曾在佛教音乐部分写了一篇《北京智化寺音乐述略》。其间对智化寺音乐、佛教音乐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些问题思考较多,有些问题佛教界和音乐界都很关注,意见也多有分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首先想请你谈谈什么是佛教音乐?你对我国佛教音乐的总体认识是什么?

 

田:什么是佛教音乐这个问题,要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认识。狭义的佛教音乐一般指佛寺中的殿堂唱诵,也就是正规称作“梵呗”的仪式音乐。有些不属正规仪式的应酬佛事音乐,因为核心仍然是佛教,也应属于此类。这一点大家争议不大,但广义佛教音乐的定义就很难下了。前年你我去台湾参加“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我在台北一家音像书店里看到有半间屋子那么多的佛教音乐磁带,名目真是不少。但仔细一看,大多是冠以佛教标题的民乐作品,如《鉴真东渡》等。还有的竟然敢把密宗的什么本尊硬按上做标题。我奇怪有些人对密宗全然不懂,对密宗的仪轨也一窍不通,怎么就能进行创作呢?这种东西也叫佛教音乐?我真不敢苟同!前几天,我领着加拿大温哥华大学一位音乐教授到寺院去听佛教音乐。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会唱中国的佛曲。请他唱过,原来就是广为流传的《观音圣号》。他说是在香港、广东等地学的。圣号只一句,反反复复而已。这么一句圣号,算不算佛教音乐呢?是否有利修行,我不敢妄断。听了能不能开悟,就更不好说了。

凌:我对佛教音乐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二十年前接触的佛教音乐主要是传统佛曲,例如殿堂唱诵、智化寺音乐等。那时,出于一个信众对佛陀的虔诚,便也把这些音乐视为佛经一样神圣,并且认为它们源于佛教。但后来随着对传统佛乐的了解加深,我才知道今天所能听到的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佛教音乐几乎全部从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移植过来。就连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创作的佛教歌曲也无一不是直接套用外国歌曲的旋律。这曾使我非常失望,因为这些被移植的佛教音乐除去用木鱼、钟、磬贴上的“佛教标签”外,它的民间味、市俗味实在是太浓了。有一段时间我怀疑中国还有没有真正可以称为佛教音乐的音乐。后来发现,这个观点犯了根本错误。要想判断什么是佛教音乐,首先要对佛教音乐作出比较合理的界定。我曾在《佛教文化》上发表过《佛教音乐的界定》一文,我把一切为佛教所创作、为佛教所利用,于佛教有利,于修行有利的音乐都纳入佛教音乐范畴。这样,你所讲的“一句佛号”以及新创作的佛教民族器乐曲都可以包容进来。这个标准只能放宽,因为如果不放宽,什么是佛教音乐就很难说了。我国佛教和西方宗教不同,他们有虔诚的大音乐家专门为宗教作曲。

 

田:对。中国就是缺少大音乐家为佛教作曲。我曾经开玩笑地给佛教音乐作了一个非学术性的分类,不科学,但可能符合事实。我认为佛教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弘法的,一类是挣钱的。

凌:其实这两类很难分开。这和坐禅不同,佛教音乐可以一边弘法一边挣钱。做一次音乐佛事,至少有红包供养。

 

田:的确不好截然分类。据说动物学分类最科学,其实也不尽然。蝙蝠划为哺乳动物,但它会飞。在“水陆法会”上超度它,不知算陆上跑的还是天上飞的。说到佛教音乐,最本质的应当包含四个字:修行、音乐。先看是不是于修行有利,再看音乐有没有佛教意境。要二者兼备才好。现在有人创作佛教音乐,以为曲调舒缓一点,再加上木鱼、磬这些寺院特有的法器,佛教意境就出来了,怎么会这么简单呢?

凌:创作佛教音乐和欣赏佛教音乐,不同宗教修养和不同艺术修养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认为一句观音圣号反反复复唱来唱去,很难说算是佛教音乐。但这句圣号为亿万人传唱,无论在寺院里还是在信众家里的电子念佛机上,都无休止的唱着这一句。很多人在这音乐声中自我感觉进入一种清净境地,身心得到净化。他们深信这就是佛教音乐。反之,你认为《东方慧光》大型交响乐,以严谨的乐曲结构、深刻的宗教理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营造出一幅佛教理想画卷,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应当说是“一句圣号”所无法比拟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佛教徒都不大认可这就是佛教音乐,因为这与他们心目中的佛教音乐相去太远了。这存在一个层次问题。

 

田:是存在层次问题。我觉得当务之急仍然是把古代保留下来的传统佛教音乐,如殿堂唱诵、智化寺音乐、五台山音乐、拉卜楞寺音乐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传统佛乐继承好,保护好。这是我国佛教音乐的主体和基础。二十多年来,我们都做了不少这方面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五台山就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困境。

凌:智化寺音乐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培养出的新一代传人跑得差不多了。用现代手段可以保存音乐和各种资料,但以传统的传承形式继续流传就太困难了。不过一些本非佛教艺术精华而市俗化又太严重的内容保留的意义也不太大。当然,从民俗学角度来保留这些文化则又当别论。

 

田:说到佛教音乐中的器乐曲市俗化问题,这是和佛教从宋元到明清市俗化演变相一致的。佛教世俗化,带动了相关艺术市俗化。

凌:寺院文化市俗化不仅从宋元开始,唐代就登峰造极了。当时的寺院里歌舞、戏曲、杂技、曲艺什么都有,简直成了俱乐部。相比而言,现在的佛寺倒清净了许多。

 

田:你刚才说寺院里有些看似是佛教传统的东西,其实不是佛教的正统,的确有这种情况。我曾经和朴老说,从西藏开始,青海、甘肃、内蒙古、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这大半个圈范围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唱诵上,都采用雄浑、厚重的共鸣声,也就是我们称为“海潮音”的发声方法。其实这应当是“声明”的余续。西方人惊异一个喉咙竟然能同时发出两个音,认为太了不起了。这是他们不了解佛教声明的缘故。遗憾的是我国的汉传佛教却完全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凌:在《高僧传》里有很多描述唱诵圣手的文字。那声音之雄壮、嘹亮、清越、高昂,必定来自丹田:,也必定受过佛教声明训练。现在用鼻腔和唇齿发声的汉僧的唱诵特点和古籍所记述的唱诵特点相去甚远,似乎无任何渊源可寻。

 

田:不错。《高僧传》说,那声音可振颤门窗,远播数十里。显然,当时我国的汉传佛教还保持着佛教声明的一些传统。但为什么后来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这些汉传佛教传播地和藏传佛教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而惟独中国本土的汉传佛教却丢失了这一传统呢?我的研究结果是,宋元以来,江浙一带佛教经忏兴盛,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接触很多,有时甚至在同一场合各行其是。佛教唱诵难免受到戏曲唱腔影响,特别是受到昆曲假嗓的影响,雄厚的“海潮音”就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唱法。

凌:你这一看法很有道理。过去我只注意到流行于佛教的曲牌几乎全部来自南北曲,现在看来在声腔方面,佛教也深受戏曲影响。如果想溯本清源,恢复佛教声明的本来特色,恐怕是很困难了。因为用鼻腔和唇齿发音既不需技巧,更不费力,可以轻松应付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经忏活动。对于佛教音乐,我们不能总停留在继承遗产方面。应当支持有佛教信仰的音乐家进行佛教音乐创作。台湾的佛教音乐创作比较繁荣,你我访台时都有亲身感受。日本在佛教音乐创作上也不落后。日本净土宗首脑滕堂恭俊先生曾送给我不少佛教歌曲集,其中有些是佛教儿歌,写得很有意思。今年初我去泰国和尼泊尔,又收集到一些佛教音乐磁带。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还买了一些印度的佛教音乐,那些音乐听起来都很有佛教意境。近年,我在参与策划出版了几种佛教音乐磁带,虽不见得怎么好,但那的的确确是为佛教而创作的歌曲。你是佛教音乐权威,希望你多关心一下佛教音乐的创作。

 

田:凡是发心创作佛教音乐的,我都大力支持,一般只说好,不说坏。

凌:刚才我们说到传统佛教音乐和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关系极为密切,就佛教音乐而言,它不为宗教原创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但寺院是一个保留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与世隔绝或半隔绝、世代相传的延续性,寺院财产的集体所有,是决定这一点的原因。例如智化寺音乐就是以一种极保守的方式在寺院里流传了五百多年,这些古代音乐得以再现今天,就继承传统音乐来讲,这是不是一件幸事呢?

 

田:当然是一件幸事。多年流传在寺院里的器乐曲,本来就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还以智化寺音乐为例谈谈这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和查阜西等人对智化寺音乐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中,杨先生对智化寺音乐的“历史与音乐传统”、“艺僧情况”、“曲调”、“乐谱”、“宫调”、“乐器”、“音律矛盾及解决途径”、“绝对音高”、“曲牌名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历史和音乐形态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他指出,智化寺艺僧所有之笙有十七簧,是北宋“大乐”笙的旧制。智化寺艺僧所用之管为九孔,对照陈《乐书》记载,这确是北宋教坊的遗制。这些考察,在音乐学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这也不能不归功于艺僧以宗教的形式忠实的保存了古代民间音乐,使今人可以通过这些音乐“活化石”探索古代音乐的来龙去脉。

凌:研究古代佛教音乐可以发现很多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宝贵遗产。从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入手,同样可以了解古代佛教音乐的渊源、演变、发展、分布等一系列问题。1979年开始进行的音乐集成工作,对梳理佛教音乐的脉络应当说作用非常大。

 

田:四大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新长城”,是我国文化系统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文化收集和整理工程。当中国北方(从东北到华北、西北)各省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陆续编辑完成并陆续出版之后,我们发现智化寺音乐不是孤立的,不是独一无二与其他地区民族民间音乐隔绝的文化现象和艺术品种,也不是惟一保存了古代音乐文化,目前仍然使用着古老的乐器和乐律的音乐形式。它是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并在当地农民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北方笙管乐的一个支系;它是五台山佛乐、晋北道乐、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河北各地的“音乐会”,东北三省的鼓吹乐血肉相联并同属于一个元体系。它们不但有着大致相同的乐器、乐律、风格和演奏方式,也有许多共同拥有的乐曲和传承方式。

凌:1986年我们冲破重重障碍,策划了北京佛教音乐团赴德国、法国、瑞士演出,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音乐第一次走出国门。此后不仅智化寺音乐多次出国演出,经你策划,五台山佛乐、拉卜楞寺佛乐也陆续走向世界。

 

田:那个把民歌的原始音乐和乐器的测音报告都当成“国家机密”的时代永远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世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持有相同观点。一些热爱中国传统音乐的外国音乐家已经不满足通过我们出国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而是希望亲自来中国进行深入研究。我介绍你认识的英国音乐家钟思第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英中文化协会资助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合作对华北的笙管乐进行了较详尽、认真的普查,写出了《中国民间乐社》这一学术论文。这篇学术著作填补了欧洲汉学和音乐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空白,堪称“开山之作”。总之,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是对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凌: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地域太广阔,民族又太众多。就拿佛教来说,还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之区别,若要细分各宗派,就更复杂了。因此很多乐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搅在一起难解难分。

 

田:我常用“瞎子摸象”这一佛教寓言来比喻中国音乐学家探索中国传统音乐这一“巨象”的全貌,如今摸了几十年,总算摸清了大致轮廓。但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却没有完全结束,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用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全面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专著问世,也还没有一个音乐学家把中国北方这个庞大的笙管乐系统梳理清楚。虽然几乎所有民间“音乐会”的口碑资料都将其传承联系到佛乐、道乐,但中国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横亘在整个中国北方的“巨象”的共同祖先究竟在那里?既使对智化寺音乐,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智化寺音乐本身的来源问题。迄今为止,除了猜测以外,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目前所谓王振把宫廷音乐带到了智化寺的说法,也更难想象这个太监的家庙便是几乎所有中国北方农村都有的民间笙管乐的共同的渊源。中国音乐学家们的任务是繁重的,仅仅将这些有着紧密关系和许多共同之处的“支乐种”放到一起进行一下比较研究,便是一个极大的工程:智化寺音乐与冀中笙管乐;冀中笙管乐与“山西八大套”;“山西八大套”与“西安乐鼓”……也许,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音乐学会因为这些深入的比较研究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凌:但愿如此。

编辑:杨杰

 

神彩论与“逸”的追求

佚名

 

——书之妙,神彩为上,形质次之

 

公元五世纪,王僧虔在《笔意赞、》中首次提出“神彩”论。所谓“神彩”,实际上是书法家流溢于笔墨点划之间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一种寄托在字里行间的精神状态;王僧虔的这种理论,也许从魏晋品藻人物风神而来,但与六朝绘画的“以形写神”似不同。形神论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是将一物象通过精熟的技法,“应物象形”充分地表现出自然物的神态和气韵,它强调的是客体、具体物象。“神彩”论的建立;强化了书法艺术的抽象意味,说明书法作为艺术所创造的不过是文人们利用这样的形式——书法的特殊空间——所表达的主体精神状态而已。

按郭若虚的看法,“气韵本乎游心”而“神彩生于用笔”,笔的运用,在于腕指而通于一心,是人格个性直接表现的枢纽,那些线条能以抽象的笔墨表现极具个性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并以自我深心的心灵节奏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笔法的生机,往往被解释为书法所产生的灵性意识的具体化。因为笔法的运用不是几何式的或机械式的,而是内在无限可”能性的投影,即它是最优雅的精确的灵性的表现,因为它表达“自己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与心灵的凝合”(宗白华《美学与意境》136页)。

禅宗在弘忍之后,声誉日隆,神秀的《观心论》,主张学者唯须观心,不必外修戒行及种种功德,这样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谓“得简易之道”的追求很可能由哲学中摆脱繁琐空洞的经义之学而感染到艺术上要求发生一种明快简捷的形式,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更为单纯的艺术创造。唐代张怀瓘的“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理论,显然受到佛教禅宗的启示:深识书者,唯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理论,他要求对于书法有精深理解的人要对字形视而不见,以一种“异照”之心;即从某特殊的角度,直接感受到书法中蕴含的力量,因此,达到最高艺术境界的书法不仅据弃了“法”,而且是不能用语言采描述的。八世纪前后,真正能以心灵力量来进行书法艺术创造的艺术家,或者真正能“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书法家,大多数是佛教徒或与佛教有关的文人,这也许能够从另一角度证实神彩唯一论的提出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

遵从书法神彩论的一大批僧人书法家在八、九世纪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被目为疯狂的僧人艺术家。

张旭的书法在公孙大娘剑舞的启示下,超越了笔墨技巧程式,线条中那仿佛走龙奔蛇、刚圆道劲、倏忽之间变化无常、急风骤雨般不可遏止的情态姿势,不正表明激烈旋转的剑器舞和书法中狂草在内在生命节奏的息息相通吗?“以狂继颠”的怀素,那孑奇万状、连绵不断、忽擒忽纵的结体布局,那电闪雷鸣、不可端倪、不可遏止的笔势,那笔止而意未尽、书停而韵未绝的意态,不正是“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显现吗?唐人的狂草把中国“线的艺术”推上了抒情的最高峰。张、怀的草书都是中国书史上自然美的无上杰作,透出的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精神的文化背景,盛唐浪漫的激情、骨力和风气,更透出一种“禅气””——追求适意自然的境界。既然“本心即佛”,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和清规戒律都是多余的。这时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创作都毫不含糊地追求“逸”的境界,亦即不拘常法、超凡脱俗、有韵外之旨的境界,一大批僧人书家如高闲、辩光、亚栖、梦龟、贯休……都在“无拘束”的草书里独抒性灵。

不管我们把“神彩”理解成事物的“精髓”也好,“本质”也好,它总是代表着那种不拘于形迹,忘形忘质,超越于有限之“形”的一种无限自由的境界。这样从心灵中流出的线条节奏是天然的。书法神彩论要求尚意而突破“法”的束缚,所谓得“简易”之道,就其风格来说是奇特的,而莫可楷模,这就决定了它的无法度、无具体物象的规范性。从苏东坡开始,北宋书法理论完成了从“法”向“意”,即从“神格”向“逸格”的转化过程。东坡的书论从庄禅而来,提倡一种美学追求,即反对矫柔造作,追求朴质无华、平淡自然。因此他认为张旭、怀素的狂草有一种迎合时尚,刻意求工、求妙的倾向,还有待于“物,”故未能尽妙。那比得上晋人钟舔、王羲之书法“萧然自有林下风:那一派潇散超脱、一任自然的风流逸韵,那才是真正的禅风、禅意的东西,这是为苏东坡极欣赏亦极仰慕的。

就禅宗来说也有狂禅与雅掸之分。北宋苏、黄、米在书法理论上所掀起的思潮是“呵祖骂佛”,反叛一切教条的狂禅思潮,到南宋末这股思潮便旋即低落了,以后的禅宗,狂的成份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以姜为代表的“雅”禅。他评王洽书时说;清逸闲雅,真不在右军下也。(《续书谱.草书》)

在姜夔的书论中,强调“清逸闲雅”、“风神”、“飘逸”,正是这种“雅”的禅风。与苏轼虽谈清空、疏淡,但难以泯灭个性的骚动的“狂禅”相比,显然带来禅境上的一些变化。那就是“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神韵,那就是疏淡到没有火气方得高境,这就是姜葵的“萧散之气”的内在旨趣。这种尚雅的变化到了明代的董其昌那里便成了“淡雅”。尽管董其昌并没有在书论上划分“南北二宗”,但他在书论上倡导“淡”的禅境其实也倡导南宗的书法: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画禅室随笔跋自书》)

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画禅室随笔·论用笔》)

董其昌的“平淡天真“并非是对姜夔“雅”禅的简单继承,他要把这种“淡”的旨趣导向极点才心满意足。谈到极点,简到极点,就有极广阔而丰富的想象空间,就有本真所凝聚的“气韵生动”的自然之道显现。淡并非不绚烂,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看似极淡的墨色,抽象、单纯却内蕴极为丰富的线条,成为表现艺术家自我生命的形式。“淡”成了书家由有限通向无限的桥梁。

明代李日华也喜以禅论书,他与董旨趣相近,曾盛赞黄庭坚:淡虑天真,惕然自得之语,书法清道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尘也。(《六砚斋二笔》卷二)

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是与髹采污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紫桃轩杂缀》)

禅要求人“顿了本心清净”,影响书法创作则要求书家排除一切尘滓意念,追求空明澄净的境界。所以,“平淡天真”并不仅是一种人品、性情,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种超然状态:超然于物外,摆脱羁累,去掉壁障,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矫饰之力的返朴归真。

近代僧人书法家弘一大师也谈到“放”与“淡”:世法唯恐不浓;出世法唯恐不淡。欲深入淡字法门,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放至无可放处,淡性自然现前。淡性既现,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蜡矣。(《寒笳集》)

要达到“淡”之境,必须空、舍、放。除一切荣辱、得失、穷达、尘滓,乃能空,空乃能淡。所谓舍者,是一念不生,万缘俱寂,胸无半点系累牵挂,乃能以舍入淡者,他认为唯有心中空无一物,有空灵澄澈的精神境界才能有“平淡天真”的风格。在这化境中,人生的确进入了天真而奇妙、淡泊而丰富的层次,这时你会享受到自然万象向你涌来的世界,体会到委身大化,无线无系的自由。透明的心境、真实的生命与透明的世界、自在自为的天地合一。书法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脱、要求人的本质生命与禅的形式完全契合,达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书法作为艺术的真话。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

……由恬淡寂寞的人生所流露出的纯素之美。“纯素”是另一种语言表现,那是后来画家、画论家所常说的“逸格”或“平淡天真”。逸格和平淡天真之美始终成为中国绘画中最高的向往……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流。

编辑:杨杰

 

节奏化的自然

佚名

 

书法的形式来源于自然的意象。“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汉蔡邕《九势》)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两条线:一(阴)、一(阳)早在《周易》时代,人们就赋予了它们以“刚”、“柔”特殊的生命力。“上”、“下”那是地平线上下生生不已的自然之物的宇宙概括。可见简单的线条,都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迹化。

书法作为艺术,象征、暗示着宇宙的本质,因而在最早的书法艺术文献中,总是将自然界中一些富于动态的事物来比拟。蔡邕的《笔论》:

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这些书法艺术家,几乎使用了他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自然物的运动形态,来与书法中的那些宛转反复的线条进行比拟,这说明了自然生命的形态、运动的本质最终都归结于、凝缩于、抽象化于那些隶书、草书、行书的线条中。

所以,宗白华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83页)中国书法里的字,已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结构和动作的单位。中国书法通过笔、墨、结构和章法,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

线条的生命感,原本是线条自身固有的特性。因为它是人生命意识的一种抽象物,任何形态的线条(或直或曲),都积淀着人的某些意识和情感。笔势所含有的完整的生命,体现于种种的线条和笔法中,表达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与心灵的凝合。

这样一种“同自然之妙有”的空间,又是一个艺术上纯粹的空间,它由充斥宇宙万物全力所暗示或者说所组成。笔画线条之间,存在着力的纯粹关系,平衡、倾斜、夹持、扶助、打击、架抬、依靠等。然而这些关系又是不可估量的心理关系,生活中的一切体味、感叹,乃至心灵深处最微妙的颤动,都有可能通过敏感的艺术家气质的手指而贯注于柔软的笔毫间,流泻于洁白的绢纸上,而这些精妙的心灵的痕迹,又在后人“如见其人挥运之时”的想象中,获得新的生命。

人的生命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时间过程,也最纯粹地表现在书法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只有这样一种艺术中最抽象、最单纯的形式,其宛转翻复、充满了生命的动感的线条,才有可能如此简捷、深刻、富于想象力地体现着人的生命本质。

编辑:杨杰

 

 

佛教对书法艺术的保存与传播

佚名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

七世纪以后,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写经与抄经。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佛经文字的精美与思辩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们在佛法与书法中终于发现并找到一种参透禅机的最简易的艺术方式。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大书法家均有写经和抄经书法名作,王羲之的《遗教经》、钟绍京书《转轮王经》、唐岂写《维摩诘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般若经》、苏轼书《心经》,《华严经》和《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赵孟珧书《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近代大师傅心意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卷,弘一大师尝集《华严经》经文为联,以赠同愿,亦书《华严经》、《心经》。这些当初发自一种宗教虔诚而墨写和血书的经卷,竞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来。

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也许是因为纸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经刻石。还有一个较深层的原因,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发愿石刻佛经。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

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一般经幢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陀罗尼经幢”,用石幢或铁幢刻经也是取其能耐久,不易损坏。它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古书法艺术。

还有一种摩崖刻经,如六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金刚般若经》’等。这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经,在千百年的历史风雨中,已渐渐消蚀了其宗教的内涵,或成为书法的碑帖被历代书家所临摹,或作为一种历史文物,点缀着佛教胜地。

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

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共荣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编辑:杨杰

 

无法之法

佚名

 

书法之所以为法,当然要讲法。书法史上也经历了从法中之法到法外之法,再到无法之法的发展过程。书法发展到唐代,达到了“尚法”的顶峰。在禅宗的影响下,宋代“尚意”之风大兴,“无法之法”也就是对“尚法”权威的否定。

宋代讲求“无法之法”的代表人物是黄庭坚。在黄庭坚看来,书法创作本是兴之所至、一任天机的,用不着恪守什么技法不可,这是禅宗的实质;正如禅家参禅一样,虽各异其词。都如向自然本性中求,而真能向本性自然中求墨韵者,又处于“言语道断”,非语言所能尽其意的尴尬境界之中。

这种澄净虚空的要求,到黄庭坚那里即成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心手合一的境界。黄曾非常自负地说:老夫作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纳聚散,来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

黄称赞东坡的画是“笔与心机,释冰为水”,达到一片化机的地步,是心手合一的典型,山谷主张真正善书者必须达到这种不择纸笔,不择时地,不计工拙,不管人之品藻的境地,这便是真正的心手合一。

所以“无法之法”并不是没有法,黄庭坚他也最讲技法的锻炼。学书时,要知“法”,不知法则无以学;下笔之际,要忘“法”不忘法则无以书。若一味地考虑技巧,则自我失于技巧;一味规摹古人,则自我失于古人。书法家不是不用技巧,而是活用技巧,“无法之法”正是技巧的活用之法。

清代张照在《天瓶斋书画题跋》中说: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其神理超妙、浑然天成者,落笔之际,诚所谓不居内、外、及中间也。

“着意”与“放意”都是对“法”的执著,只有在“意”与“法”之间,不居“内、外、及中间”才真正是“无法之法”。这是佛家所讲的“中道”观。得此“中道”者,熟谙技法的书法家可臻于“游刃有余”的境地,在创作过程中信笔挥洒而莫不中节。“无法之法”是意与法高度合一的法,也是书法之为书法艺术的“法”。

明代董其昌说: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画禅室随笔》)

“妙在能合”即是禅宗所讲的“不为法脱”,“神在能离”即禅宗所谓“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在这里,书道与禅道,书法与掸法取得了相通之处。入“三昧”之境,得“无法之法”的妙道,成了书法家与禅僧们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编辑:杨杰

 

禅佛书艺举隅

佚名

 

写经体

 

写经体是一种独特的书体,它不同于石刻,又不同于书简等一般日常文体,它是由经书手写而成的。也许,在抄经时并没有把它当做艺术品创作,所以没有碑刻那样严谨和规范化。但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与对佛经的崇敬,这类写经书体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优婆塞戒经》卷六残卷一段,300余字,为北凉玄始六年(公元427年)作品。另一段卷七,则收入罗振玉《汉晋墨影》中。此残卷具有一般写经的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性。横笔多平直有力,主要横画极长,构成每个字乃至全篇的基调,有些按笔写成特别粗重的三角形;在全篇中也显得十分突出。还有些字的右下竖笔较重较长,这样就形成横向和右下较重的节奏感,而另一些字如“乐”、“法”等,结构错落跌岩,这就使整篇字既有统一的韵律感又有丰富的局部变化。

《善见律卷》为初唐国诠所写。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提,到:“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书《善见律》。”唐人写经,多不落名款,有的虽有名款但非名人。而国诠何许人,亦名不见经传,他写的经卷,今唯见此一种。此卷书法工整,结构点画均匀秀劲,运笔灵活、熟练,轻重适宜。全篇一气呵成,造诣精湛。

篆体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作品。此套皇室藏经,是以三十二种篆体手写而成。其中的鸟篆是以赤雀、丹鸟二种鸟形的组合,每个字都加以鸟头及屈曲线条装饰,十分精美。龙书篆和柳叶篆,字形有巾舞翻飞之妙,另外,小篆、上方大篆、倒韭篆、芝英篆、垂露篆、龙爪篆、科斗篆、鸟篆、鹄头篆、龟书篆、龙书篆、悬针篆、飞白书篆、金错篆,依其造型,虽有异趣之处,但都是篆隶古体或通行的楷、行、草文字的装饰变化,有取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的形象,配合佛经经义,除了具有庄严祥瑞的象征意义外,这种篆体佛经还展示了一个华丽精妙的文字美的世界。

 

石刻佛经

 

《房山石经》,石经自隋代静琬法师发愿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一千余年。经石总数有1500石,碑铭82石,刻佛经1025种。像这样大规模地携刻佛经,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特别是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到自唐迄明这一千多年的书风变迁史。其中写出经的僧人大多是有造诣的书法家,辽代沙门“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金刚经》。北齐摩崖刻经。字径五十厘米,字数愈千。是现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规模最大的,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山谷的溪床上,望之十分壮观。观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而又给人以古拙朴茂、浑穆闲静之感,与有些书家所表现出来的险绝、奔放的情调有明显差距。清代杨守敬《学书皮言》评“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迂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案大书,此为极则。”

《唐邕写经碑》(北齐,公元572年)在河北磁县鼓山响堂寺壁。经体字在隶、楷之间,许多地方更接近隶书。杨守敬《平碑记》谓:“书法丰破,与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相似。”《集古求真》云:“书兼隶笔,然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映,却没有所谓“火气”。也许,由于佛教信仰的关系,传世的写经大都有一种萧散、冲和之气,此碑虽是大字,亦有此气象。

在山东邹县东北的尖山、岗山、葛山和铁山,有许多摩崖刻石,俗称“四山摩崖”。除《尖山摩崖》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外,其余三由均刻于北周大象年间(公元579?/FONT>580年)。其中以《金刚般若经》与《匡哲刻经颂》最为有名。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案之极规。”在山东水牛山,北齐石刻《文殊般若经》,可与“四山摩崖”媲美,·书法雄浑圆厚,劲健奇伟。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般若碑》浑穆简静,自然满足……用意逼近章草。”

 

造像题记

 

在龙门石窟中,碑刻题记共有三干多件,前人择其精美者集为《龙门二十品》。又集为《龙门四品》,而《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公元498年)被认为诸品之首。龙门造像多为阴刻,此碑独为阳刻,且有限格,这在古代石刻中颇为少见。

此造像记字体端庄,结构谨严,笔画方整俊快;显得锋铩闲利,是北魏碑中的典型风格之一。有人怀疑它是刀刻的效果,其实它是书家使用硬毫,斜执笔,斜下笔形成的。赵之谦曾说它是“北魏造像中最佳者”。康有为评此碑:“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而《龙门四品》之一的《孙丘生造像记》(公元502)则为阴刻,字势厚重、茂密,错落有致,在章法上能做到斜与正、疏与密的变化统一,既有跌富之势,又感觉十分稳定。

东魏《高归彦造白玉释边像》(公元543年),1921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前出土,刻工极精。它结字宽博、严谨;笔画极为圆润秀美。南北朝以前碑刻,多有所谓“金石味”,北朝碑刻更多以方严、粗犷著称,此造像刻石“馨逸绮丽”,妩媚娇艳,甚至有人曾誉为“魏代刻石之冠”。

西魏《杜照贤造像》(公元546年),此碑笔画细瘦活泼,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从书法历史上看,杂采一、二体而书于一碑,自汉至隋,时有所见。像这种集篆、隶、真、行、草于一身的“集大成”的碑刻,在南北朝中可算是一个特例。

北齐《姜纂造像》(公元565年)结体多呈长形,在同时代碑刻中少见。结字方整宽博,平画宽结,有洞达气。有些字如“元”字末笔,”统”字的右半,呈规则的圆形曲线变化,造型优美,有篆书笔意,又富于装饰效果。整个碑刻的行笔、结字、章法,都非常自然,无造作气。整体看去有稚拙、扑厚和稳定、舒展之感。在北碑中极有特色。

 

佛寺碑铭

 

《龙藏寺碑》有隋碑第一之美誉。隋代的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楷,在这一过渡中,具有典型性、较为成熟的是《龙藏寺碑》。此碑刻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正书无撰书人姓名,欧阳修认为撰者是未署名的张公礼。瘦劲宽博,平正冲和,有隶书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谨严。字形结构朴拙,用笔沉挚,有一种高穆典雅的风神。康有为对此碑评价很高.认为《龙藏寺碑》统合分隶,为六朝集成之碑。

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腆悦泽。明代王世贞说:“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书概》亦云:“率更化度寺碑,笔轻意长,雄健弥复深雅。”历来把《比度寺碑》与《醴泉铭》并称为“欧体”的“楷法第一”。

“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在写《孟法师碑》时四十七岁,其书法继承王羲之的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此碑章法缜密而气势流动,在创立楷书新的风范上,褚遂良的影响是很大的。最能代表他独特风格的是《雁塔圣教序》,此碑是他五十七岁时书。意间行草,疏瘦劲炼,雍容婉畅,仪态万方,如张怀瓘赞曰:美人蝉娟,似不轻于罗缔,铅华绰约,甚有余态。”

《王居士砖塔铭》刻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明万历中于陕西终南山出土G砖铭盛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逐渐减少。铭文以刻画为多,书法也少变化。此砖铭瘦劲秀逸,淳雅整饬,笔调轻重咸宜,酷似褚遂良书,为唐砖中佼佼者。书者敬客交无记载,所传书迹只此一件。清代王谢云:“名不显于时,然此书法特为劲瘦,大类褚公,则知唐世能书人不免为巨公掩耳。”此铭刻工亦颇见功力,表现逼真而精细,使书法原貌得到真切的反映。

唐代书法以欧阳询、虞世南为宗,褚遂良出,风格一变,薛稷承褚又变书风,遂成“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禅师碑》约刻于武则天时,李真撰文。其书疏瘦劲炼、流美飞扬。董鹳说:“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别为一家。”薛稷书迹流传极少,此碑可看出其书法的一般特点。

李邕的书法,则以王蔑之的行书笔法来写魏碑。《麓山寺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为其生平杰作,尤为艺林所重。此碑行笔雄健而取其道润,在结体上,中心紧密,笔势外张,多呈歌侧之势,显得逶迄您肆而有法度。李邕书法充分融汇了王、欧、虞、褚诸家特点,为盛唐书坛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于宋、元书家,特别是苏、黄、赵影响很大。

《道因法师碑》(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欧由询之子欧阳通所作。通尤工于楷书,尽得父法,与其父有“大、小欧”之称。此碑笔力比其父更为险峻,劲利异常。明王世贞云:“《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气。”

代表盛唐气象的额真卿书法,从二王潇洒您媚的书风中摆脱出来,自成雄浑一派。他的楷书端庄稳实,气势开张,行草苍逸沉劲,碑刻刚健浑厚。传世的《多宝塔感应碑》为颜氏早期作品(唐夫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较之晚年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此碑更为清秀。结字平稳谨严,刚劲秀丽。碑石坚润,携刻精妙。学颜书的人,往往以此碑为初阶。

《般若台铭》,唐大历七年,李阳冰在福建会城乌石山书摩崖刻石;篆书四行,每行24字,每字长约40厘米,宽25厘米。笔致屈曲回环,变化开阂,龙蛇盘踞,饱含苍劲之力、雄浑之气。

《大智禅师碑》(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为典型的‘唐隶’代表之作。唐代通行正书,八分(隶书).已属古体,写的人不多,而史浩(字惟则)是古体隶书有成就者之一。书小史》云:“惟则工八分,颇近钟书(指钟繇书的《上尊号碑》),发笔方广,字形峻美,亦为时重。”观此碑书法清峻秀健,老劲庄严,颇具骨力。无怪后世书家称史氏为“开元间八分书第一人”。

与颜真卿并誉为“颜筋柳骨”的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曾于西明寺书《金刚经碑》,备兼钟、王、欧、虞、褚、陆之体,成为他成名之作。今传世的碑刻还有《玄秘塔碑》,是柳六十四岁时书(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观此碑可看出柳书学颜出欧,别构新意,自成“柳体”的匠意。明王世贞说:“《玄秘塔碑》柳书中之最露骨者,道媚劲健,因自不乏。”颜、柳相较,颜书更平和,而柳体更险劲,但都不失端庄沉着之态。所以,历来学大楷的人,往往以此碑与欧书《九成宫碑》、颜书《多宝塔碑》为入门典范。

唐裴休为晚唐著名书家,他的正楷取法欧、柳,当时寺刹多请其题额,然存世书迹仅《圭峰禅师碑》一品。此碑书于唐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柳公权篆额。碑文笔势严谨,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清叶昌炽《语石》说:“《圭峰禅师碑》尚存,其书遒劲而无蕴藉……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恳听合无间。”

 

禅僧书艺

 

释智永,会稽人,南朝高僧,生卒年不详。俗姓王,为王羲之七世孙。少出家,通《般若》、《法华》诸经;好禅寂,人称永禅师。善书法。尤工草书。相传智永居永欣寺阁,临池学书三十年,写《真草干字文》八百余本,凡浙东诸寺各送一本:当时就广为流传。

智永在书法艺术史上有两大重要贡献:其一,发明“永字八法”,达成为隋唐诸家学书者宗匠。其二,临集《千字文》,开后代书法家写《千字文》之风气。

《真草子字文》,由一千余个字编集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这类文章古代即有,名入书写而传世的也很多,但以智永千文存世最早和最有影响。智永千文,备具楷法,尤其是草书,规范性很强而不失于刻板。苏轼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智永“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云:“智师《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特别是《千字文》中的草书,更是书家学习的圭皋。

释怀仁与《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选自王书各帖,集王羲之真迹,煞费苦心,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遂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折,纤微克肖,“逸少真迹,咸萃其中”,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一种天然、平和、简静的境界。清叶昌炽《语石》云:“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膛乎其弗及也。”

自此碑以后。效法怀仁集诸名家书法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书僧大雅所。集《兴福寺碑》、唐玄序所集《新译金刚经》等佳作,但以怀仁的这品碑最为成功。

释怀素与狂草,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大历十才子钱起之侄。早年家贫,无钱买纸,就种子芭蕉,以蕉叶写字。又自制漆板,随写随擦,日久盘板为之磨穿。史载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一日九醉,人称“醉僧”、有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不书写,尝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故以狂草得名。

怀素存世的墨迹颇多,有《佛说四十二章经》、《自叙帖》、《论书帖》、《食鱼帖》、《苦笋帖》、《东陵圣母帖》、《秋风辞》等。其中尤以《自叙帖》最能反映他的狂草逸态。全帖七百余字,奔放流畅,一气呵成。整幅作品如一部用线条交织而成的音域宽阔激越的交响曲,又像是一幅写意画卷,千姿百态,墨气淋漓。他以那“迅疾骇人”的纯速度,仿佛要从点画的束缚、牵绊、沾染中挣破出去所显示的力度和气势,直把中国“线的艺术”推向抒情性的最高峰。所谓“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表现的正是他那“无法”、“无物”、“无我”的超逸沉醉“狂态美”和“贵在无羁束”的自然美,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书法的反书法的特征。《食鱼帖》在动静、虚实的处理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放逸而不狂怪,更兼有孙过庭笔法。《苦笋帖》字虽不多,但技巧精熟。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流转,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

历代论怀素书者极多,唐吕总《续书评》:“怀素草书,授笔掣电,随手万变。”《宣和书谱》:“怀素精于翰墨,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冀、钱起之徒;皆举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谓怀素草书“字字飞动,宛若有神。”

怀素狂草所表现的“禅心艺境”,是从“经禅”中得到证悟。所以能表现禅意,又能表现艺境。

释竹禅与九分禅字,竹禅;四川人。相传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创八分书,魏晋时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带有明显波碟的隶书为“八分书”,以示区别。竹禅在八分书的基础上,历时五十年,新创九分书。自言“所加一分即禅味矣”。现存四川新都宝光专的《华严经序》,为竹禅晚年所书。一幅面积达三十三平方米的巨幅九分掸书,全幅lo02字,字迹似铁笔勾勒,自首至尾,刚劲沉着,风格淳厚。此幅巨作,体现篆、隶兼美的艺术风格,然又似篆非篆,似隶非隶,不为法脱,而又不为法缚。竹禅以书法体现“禅意”,可谓意匠深蕴。

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