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祥

 

一

 

青源惟禅师有一段语录，一再为人引述：

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这段话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当初参禅时，俗见未破时，“执色者泥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层，及至参禅有日，俗见已除，悟出诸法皆空的真谛，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而这时又落入“说空者滞空”的偏执，而“滞空”也是一种有，尚不是“毕竟空”。第三层，经过不断否定，达到“毕竟空”的真知，这时，无空无色，亦空亦色，亦俗亦真，非真非俗，由此观照山水，山非山而山，水非水而水。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彻大悟。

这段话可以说明好多问题，我认为，以此作为佛教美学的入门钥匙，借以说明佛教美学的特点，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世界、现实世界的形形色色光彩照人的美，佛家从“因缘生法”、“诸法无我”的基本世界观出发，认为它们都是虚幻不实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见《金刚经》）。美这种现象也概莫能外。“色即是空”，必然逻辑地推导出“美即是空”，这便构成了佛教对现实美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称之为“非美”。破美之有而说美之空，固然比执美为有的俗见高明一筹，但如果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有“滞空”的执迷和愚妄，所以以“双非”、“中观”为思维方法的佛家进而主张“非‘非美’”，对“非美”的否定实质上是对美的肯定，于是世俗人认为美的，佛家也认为美，这从佛教雕塑、绘画中佛像的“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佛经对佛国净土美好物像的描写，以及佛教文学中对菩萨、比丘、魔女之美的刻划中可以见出。无相而有相，于是产生了大量金碧辉煌的佛教建筑（塔寺）、雕刻、绘画（如云冈、龙门、敦煌三大石刻和壁画）。无言而有言，于是产生了大量文学性很强、艺术价值很高的佛典文学（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这样，佛教就从美的否定走向了美的建构，为人类创造了为佛教所否定、为俗众所认可的千姿百态的对象世界的美，构成了人类美学史上独特的美学景观。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世俗美并非佛家的目的，佛家建构世俗美的目的在于“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

 

二

 

佛教否定现实界的美和经验性（感觉性）的美，但并不一律否定美的存在。在佛典中，由佛教正面肯定的美大体有两类形态。一类是“涅盘”，一类是“佛土”。现实界的美属于依一定条件而生的“有为法”，因缘聚则美有，因缘散则美空；感觉性的美（快乐感）是人类“无明”产生的“贪嗔痴”，是一切烦恼与痛苦的根源，都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不依任何条件而存在、超越对象世界美的一切可视、可听、可感性，也超越主体感觉愉快之美的“涅盘”境界。“涅盘”是一种存在于修行主体内的“无为法”，一种以“寂灭”为特点的至乐心理境界。其间，“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寂灭为乐”（《杂阿含经》），“毕竟清静，究竟清静”（《本事经》），具有“常、乐、我、净”四德或“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八德。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美的大美，摆脱了世俗的至乐，可叫做“无美之美”、“无乐之乐”。

“佛土”又称“佛国净土”，它是大乘所说的众佛居住的地方。相对于众生所住的“秽土”，诸佛的居所则是美妙无比的“净土”。关于“净土”之美，宋延寿《万善同归集》所引《安国抄》有“二十四种乐”之说，所引《群疑论》有“三十种益”之说。常见的由净土宗经典所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之美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世界里，国土以黄金铺地，一切器皿都由无量杂宝、百千种香合成，到处莲花飘香、鸟鸣雅音。众生享受着“衣服饮食，花香璎珞，微妙声音。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而至”（《无量寿经》）。

涅盘之美与净土之美，是佛教直接肯定的美，它对世俗世俗之美的否定。

 

三

 

佛教本无意建立什么美学，它很少正面阐述美学问题，然而，佛教经典在阐发其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时，又不自觉地透示出丰富的美学意蕴，孕育、胚生出许多光芒耀眼的美学思想。

佛教世界观讲“色即是空，色不异空”，揭示了美的真幻相即、有无相生的特点；讲“万法是一心，一心是万法”，“内外相与以成其照功”，揭示了“万物齐旨”，“美丑一如”的审美真谛和“内外同构”、“物我玄会”的审美观照方式；讲“心融万有”、“一切唯识”，催生了“美由心造”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念；讲“识有境无”，“境假识真”，孕育了虚实互包的艺术意境论；讲“神我不灭”、“神精形粗”，哺乳了中国美学“遗形取神”的审美传统；讲善恶相报，奠定了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佛教的宇宙观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三界与佛国、三千大千世界和世界的“成、住、坏、空”情景，显示了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

佛教的人生观由“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出发，揭示了“一切皆苦”的人生真谛，它传递给美学创作的，是人生无常、物是人非、磋老伤别、失意萧骚的浓浓忧愁，是悲天悯人、爱人及物的崇高情怀。

佛教本体论认为“道不可言”，故尚“无言”之美；又认为“道不离言”，故创造出“言教”之美；认为“法身无相”，故尚“无相”之美；认为“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要“自得自度”，影响到美学上，就是“问侬佳句法如何？无法无盂也没衣”。

佛教认识论崇尚“般若”空智和静观默照，所谓“不得般若，不见真谛”，“圣心虚静，照无不知”。催生了美学构思论上的“虚静”学说，即“虚心纳物”，“绝虑运思”；主张不假思索，直观现前，“现观见道”，直契“现量”，实际上触及审美把握方式的直观特征；主张“顿悟”不废“渐修”，启发了人们对“诗道之悟”－－艺术灵感特征的认识。

佛教方法论崇尚“无分别智”的“不二之悟”，主张用“了无分别”的方式对待对象世界，孕育了中国美学整体不分、意象浑融的审美批评方式；崇尚双遣双非、无可无不可的“中观”之道，在“不即不离”的“诗家之道”上打下了浓重的烙印；从“外法不住”、“般若无住”出发，说明“无住为本”，而灵活万变、不主故常的“诗家活法”，恰好与“无住为本”的“禅机”相类；崇尚“圆相之美”、“圆满”之美，“圆融”之美、“圆通”之美，“圆转”之美、“圆活”之美、“圆成”之美、“圆浑”之美、“圆孰”之美、“圆照”之美，形成了美学史上以“圆”为美的最丰富的奇观。此外，佛教“戒、定、慧三学”和“六度”、“八正道”等行为规定也构成了佛教徒行为方式的整体美学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神定气郎、坚韧不拔、踏实精进、戒恶行善四句话来概括。佛教徒的行为方式，一般人以为是消极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佛教“六度”中有“精进”一条，“八正道”中有“正勤”（有翻译为“正精进”的）一项，都是要求僧众勤勉苦修、积极向上的显证。事实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忍耐力克除邪恶积习、进取无上佛道、谱写超俗人生，就是佛教徒追求的审美人生。

编辑：杨杰

 

净空法师

 

所谓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文治教化。文化表现於事理方面，则为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科学、哲学、文艺、史学、风俗、习惯、教育，乃至政治、经济等等，可以说人类一切生活活动范围的综合体就叫做文化。什麽是中华文化？总统指示中华文化的特质为伦理、民主、科学。文化既然是人类整个生活的综合体，为什麽总统只提出这三者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因为除这三者之外，其余的好像沙与一块块的石子，而我们中华文化，却像水泥一样，能够将沙和石块凝结成一个整体。

东方与西方文化特质所不同之处，以近代来说，近世纪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科学技能，中世纪代表西方文化的是宗教。科学技能发展到今天，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可说已很满足了。不过人是有情的动物，且为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更需要精神生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宗教，教徒们崇拜神圣，然各宗教之神，事权亦有差别，譬如犹太教的上帝的是主持正义，同时以惩罚恶人为事。伊斯兰教的上帝，除了惩罚恶人之外，还要赏赐善人；同时一切教徒在回教上帝之下是平等的。耶稣教的上帝和前教稍有不同，他是仁慈的、博爱的，主张宽恕他人，而自己所表现的却是非常谦卑。所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以宗教为中心。我们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表现的都是外儒内佛，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不同之所在。所谓外儒，就是说中国社会向来是以伦常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社会能够存在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就是因其本身就有团结的力量。五伦从最小的范围说是夫妇，再扩大就是家庭，家庭里面有父子、兄弟；家庭以外是社会，社会则有君臣、朋友。五伦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本，而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伦常是中国人的人格；具备了这五种常道，就是取得了人的资格；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就因为人具备了伦常大道。这是表现於外者。而国人内在趋向则多为佛，佛教传到中国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到现在可以说已经纯粹变为中国的佛教，而和印度佛教不同；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已和中华文化融合为一体。佛教的内容不是崇拜神，也不是崇拜上帝；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也承认有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在佛法上讲是平等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像中国国民见到外国元首，他虽管不著我们，然必待之以礼。我们对鬼神的态度亦复如是。对於上帝应当恭敬，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人与神之间也应有礼貌。人对於上帝当然也应该有礼貌，也就是对於一切鬼神都要尊重，因为他也有佛性。佛教所谓佛性，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德能。这种智慧德能是平等的，不但众生平等，众生与佛也是平等的；现在所讲聪明才智的差别，不是智慧德能有差别，而是对於宇宙人生的迷惑有深浅不同；迷惑深的就较愚，迷惑浅的就较聪明。所谓“佛”，就是他将迷惑断尽了，而本有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反之，迷而不觉，就称为众生，也可以说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後，很受国人欢迎，就是佛教教义在於启发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智。

刚才讲文化像一般散沙一样，必须有一种东西把它凝结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伦理—“五伦定分”，“八德交感”。人在社会上首先要决定名分；名分决定以後，就有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任何一个人都具有这些名分；在家庭是怎麽样的身分？在社会上是怎麽样的身分？在某一个所在身分变更，义务也随之不相同了；因此，五伦具有十义：夫义妇听、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长惠幼顺，此谓之人义。这就是说，做丈夫的必须守道义，做妻子的一定要顺从；做父母的一定要慈爱，做儿子的必须要孝顺；所谓君臣，并不一定是臣子对君王，而是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譬如经商开店，老板就是君，夥计就是臣；领导人一定要仁惠，被领导的人必须尽忠。所以五伦有十义，各有各的义务，各人有各人的本分上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忠孝仁爱都是属於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基础。伦理的重心就是孝，中国自古即系以孝治天下；在家庭孝顺父母，离家庭以外，化孝为忠，就是孝於国家，孝於民族。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孝经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人所谓经天纬地，范圣型贤，我们学圣人，学贤人，必须以孝为基础，从孝上著手，才能成就大德。佛亦如是；佛教是以孝为根本，所以才能修成佛。戒经里面有明文指示我们说，孝就是戒律；如果离开孝，戒律的基本精神就没有了。佛教的孝道，就是寓孝於亲，而後将此种精神扩大，孝於人类，孝於一切众生，这是比儒家的范围更扩大一层。儒家讲孝讲到人类为止，佛教则讲到一切生物，这是文化根本的根本。

其次请到宗教。宗教指出我们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譬如对父母尽孝，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对国家尽孝也是应该的，因为国家保障我们；没有国家，我们就无法生存。为什麽要对人类尽孝？为什麽要对一切众生尽孝？这个道理必须要智慧开启了以後才能了解。要启发这种智慧就需要宗教教育，尤其是佛教说得非常透澈。所谓启发心智，克证圣贤，以我们的本性和智慧克服自己一切不正常的行为，证入圣贤的境界。宗教必须基於信仰，有人说宗教是迷信，迷信也未尝不好；如果从利益方面来说，可以说愈迷愈得利益，这是一般的说法。不错，佛教也是迷信，因为佛法道理太深，不明其理而信之，就是迷信。可是迷信也要有条件，我们学佛，须知人与佛是师生关系，佛是老师，我们要信仰老师的道德学问，要接受老师的教训；所以学佛，首先要建立信心；信仰以後，必须求解；因为只有信仰是很难得到真实利益的，距离圣者的地位还差得很远，所以信必求解；就是对宇宙人生一切事物、一切道理，我们应该完全明了；不但明了，而且要能正确的认识；要正确的认识宇宙人生，然後才能在宇宙人生中自己做主宰。现在我们不能做到主宰，就是因迷惑在宇宙人生之中；解理以後，还有修行；所谓修行，以佛教为例来说，并不只是在佛堂里敲木鱼，在菩萨面前念经，同样的，也不是在修道院里才是修行，所谓“行”是指日常生活行为，也可以说是举心、动念、言语，身体一切造作都叫做“行”；“修行”就是随时随地要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佛菩萨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我们要学他。基督徒也应该如此，上帝是仁慈的，要把你的心变成和上帝的心一样，把你的行为变成上帝的行为，那你才不愧为上帝的信徒。所以，修行到相当的程度，就与圣者、与上帝接近了。最後修到和他一样的时候，就叫做证；到这种境界，以佛法来说，你就是佛。假使学上帝也可以达到德能与上帝相同的境界，不过你是不在位的上帝而已。上帝确实希望人都像他，决不会像我们小心量，以为人们都不如我。佛也是如此，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必须要由信入门，由解而悟，由实践笃行才能证果，证果以後才知道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换句话说，就是都能证入到圣贤的境界。现在虽然是众生的身分，但是众生是有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承认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现在的世人，来生未必还是人；现在是畜生，来世未必还是畜生；一切众生既有佛性，则一切众生都可能是未来的佛；只要他能够由信、解、行、证这个步骤去修，没有不成就的。所以心智圆开之後，我们就见到对於一切众生为什麽要尊重了。因此，伦理与宗教，尤其是佛学，才是文化枢要之所在。

其次，我们讨论文化的进展，也就是说明人类生活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是经过悠久的历史，最初是物质文明；人类在太古的时候，还没有社会组织，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自己吃饱穿暖就满足了；以後物质文明进步，当然生活享受也就随之提高，从这一方面看，好处不能说没有，可是毛病也很多；中国古语云：“一家饱暖千家怨”，假如你的生活过得好，但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缺乏温情道义的文明，很容易引起斗争；有了斗争，生命财产就受到威胁。因此单是物质文明还是不够，必须有伦理道德，社会才有基础，人与人的名分关系才能确定；同时，因为建立了正常的权利义务，人们此时胸襟扩大，知道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心境拓开以後，德行亦具基础，也就是渐渐具备完整的人格；这在人生的过程上说，可说是很圆满。然而人生在世，皆不免生老病死，人到死时无不期望有来生，尽管由於年轻气盛不信来生，不迷信鬼神，不信宗教徒所说的虚无而不著边际的言论，但是到了老的时候，都不免希望有来生。不过来生太渺茫了，於是不能不求助於宗教。所以伦理道德虽然造福人群，但是还有欠缺，就是只讲到一生；宗教讲过去、现在、未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其所给予我们的是充分的精神享受。现代许多有远识的学者，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学问，这是确有见地。我最近在南部讲经，有一位同修拿一篇文章给我看，这篇文章是张晓峰先生写的宗教观，发表在中央日报，他说，科学是求真，人文学不但求真，而且求善，文学艺术求真、善、美，哲学则求真善美慧。最高的还是宗教，宗教不但要求真善美慧，而且还要求圣；必须证入圣贤人的境界，将我们自己变成圣贤人，这是宗教家，也是宗教徒们所向往的最高目标。宗教生活是有组织的群体生活，有律仪的生活；律仪相当於儒家的礼乐，戒律与礼节都是规范我们生活行为的，我们要将生活行为修成圣者，当然有凡圣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戒律。儒家的圣人标准就是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合乎戒律，换句话说，就是和圣者的行持役有两样；戒律与礼就是圣者日常生活的规范，宗教教育的基础，即建立於此；经典所记载的无非是圣者的心行，如果我们的思想与经典里面的思想相合，则为正知正见；如果与经典思想相背，便是我们知见错误，应即时依经训改正；这就是“修行”。此外，乐也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凡夫，既然是凡夫，就没有办法断除妄念；妄念就是烦恼，就是迷惑，音乐的功能乃在调和心情，如闻梵呗可以令人心诚敬，所以礼乐也是任何宗教都不能缺少的。高级的宗教皆有戒律、有乐章，这都是帮助他们修行证果的。宗教除了有仪式之外，特别讲求师承，自教主代代相传，师承非常重要，有师承才有伟大的宗教师。不但宗教，即使世间学术研究，也莫不讲求师承；必有好的老师，才有良好的学行表现，而将道业发扬光大。宗教有他承传的史蹟，这些史蹟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纪念前贤功德。现在所谓观光，招徕外宾参观中国古典文化的成就。第二、是史蹟的教化功能，令人见贤思齐，观前人的修行功业，以激发向往效法之心；他们是已获成就者，我们则尚无成就。古人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成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善断恶之修德而已。前贤能够成就修德，我们也能成就，这是必然的。古人遗蹟，无非是给我们作典型，作见证。宗教徒的生活，非常注重和合，因为和合才能团结，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从这家庭中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看他们相处得是否和睦？如果和睦，这个家庭一定兴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战争亦是如此；古人云：师克在和，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克敌致胜。佛弟子的生活是戒同修，见同解，身同住，利同均，口无诤，意同悦，理同证，是为七和合的团体。宗教徒最终的目标是要证入圣贤；证到圣贤并不就算完事；依佛法来说，成佛以後，还需要教化一切众生，以救人救世为己任，如此才能成就其伟大，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就是止於已证境界，而不肯再出来；因为教化众生也相当苦，这不是佛法的究竟目的。小乘是过渡时期，实际上讲起来，小乘人经过相当时间後，还是要转入大乘，没有绝对的小乘；所以佛教是福慧双具，利益一切众生，救人救世，这是文化进展必然的趋势。

文化复兴与宗教复兴，可说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是伦理、民主、科学；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伦理上，总统提倡中化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初，我曾听人说，甚至外国人也讲，中华文化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些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总统的正知正见，不是这些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民主”和外国的“民主”不一样，中国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民主”是“伦理的民主”，外国只有民主，其中没有伦理，所以他们的民主依然是一盘散沙。以美国而论，多数美国人也是缺乏伦理观念。伦理的民主就是三民主义，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所以三民主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结晶的发扬光大。必须有伦理的民主，然後才能进化到大同世界。如果自己国家不能平等独立，而谈世界大同，那末免奢侈。所以我们宣扬三民主义，万万不可认为是教条，否则就会害国家、害民族，到最後也害了自己身家。

讲到“科学”，为什麽说中国的科学是“伦理的科学”呢？中国历代不是没有科学家，因为中国人有伦理的观念，任何技术的发明，都必须对国家、对社会有利无弊，才愿去做；如果有害，就不愿做。譬如我们看到历史上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为什麽诸葛亮死後，不将其法流传於後世，这便是由於他的仁慈。中国人认为科学技术，如果为明君、为有道义的政权掌握，固然能够有利众生，造福人群；假如被暴虐无道的昏君或由有侵略野心的政权取得以後，那就不堪设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将深受其害。我们看到西方许多科学家，他们没有国家观念，甚至连家庭观念也没有，只有个人的功利主义，所以只要有相当的聘金报酬，他就可以为外国人做事，甚至於为敌人制造科学武器来毁灭自己的国家，试问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对人类有什麽好处呢？中国的科学是以慈悲益世，造福人群为著眼，所以这是伦理的科学，与外国科学家所讲求的当然不同。

伦理必须从教育上著手；教育的根本是五伦八德，三纲五常，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宗旨。孔子教学，第一就是德行，首先教人应当如何做人？若是一个人连人伦都不懂，纵然学成技艺，也必然危害众生。所以教育首重道德，有了道德，於是再教以言语应对，作事技能，乃至文学艺术，这是中国立国的教育精神。礼记学记开端就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现代的教育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教育，伦理道德已经不为众人所重视了。所以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复兴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伦理的民主，伦理的科学，才能够救国家救民族乃至於救世界。再看近代西方国家，假使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就没有办法统治他们的国家，近代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惟独我们中国自秦、汉大一统後，以道德、以孝治天下，也就是以文化的力量致太平，而不是以武力作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所以黄帝、夏禹、商汤都是以德治天下。经史谓唐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中华文化是以伦理为基础，於个人则以致位圣贤为目标；於社会则以齐家、治国、而止於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中华文化是世界至善的文化；它与佛教非常接近。佛法传入中国，中国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但佛法是必然由小乘而进入大乘，和我们念书一样，一定由小学、中学才能进入大学；可是佛法到中国只有大学，没有小学，因为中华文化精神和小乘佛教很接近，因此小乘在中国已无必要，故传入的多是大乘佛法，且在中国能特别发扬光大。现在唯有中国的佛法还保存一点样子，在外国都已经逐渐变质，成为“佛学”，只当作一种学术研究，谈不上修证工夫，当然观现代人类的利益也已不能与往昔并论；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及目标。

我们是讲究信仰自由的国家，任何宗教只要符合道德水准的，我们都加以尊重。宗教的目的不外乎二种：一为入世，一为出世，也就是现前的目的与死後的目的。现在，我们将这两种目的分开来讨论：所谓入世，是指现在我们的身体生命，还生存在世间，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土，宗教家处於此时此地，其教育宗旨当是劝善利生，任何宗教徒也不应违背这一原则；劝一切人进德行善，便是令一切众生得到目前的真实利益。至於出世的理想、归宿，诸教所说不同，各有各的愿望，不必勉强，愿升天堂者入天堂，愿修净土者生净土，彼此并无妨碍，一切妨碍皆是出於陋执偏见，都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如果释迦牟尼和上帝同在一起，一定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绝不会有互不相容的敌对看法，因为他们皆是具有大智大德的圣者。我们要学的是学圣人，修圣德、启心智、作圣之徒；唯有学圣人，我们入世的目标才能一致；对社会、对国家才有利益。我过去在南京读书时，有一位陈同学，他的祖母念佛，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则是回教徒，因为信仰不同，常有不愉快发生，老太太心理总是觉得儿女不孝，没善根。媳妇眼里却以为婆婆是魔鬼信徒。再加饮食之间这个不吃猪肉，那个吃净素，本是美满的家庭，为了信教不同而完全破坏。如我所见到的这样不幸的家庭，我相信在我们国内不只是他一家，如是说来，岂非不信宗教还好，尚可维持一家和睦，一旦信仰宗教以後，家道反而衰落！一个家庭迷於宗教信仰而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一个国家若迷於宗教又岂能例外！国家既有多种宗教并存，若因所信引起诋毁异教，有形或无形的分化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国家团结，视同胞为仇敌，严重的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其结果必然是不必外人入侵，国力便已消失殆尽，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觉的！所以信教必须建立宗教道德观念，即是任何宗教徒不能忘记有养育你深恩的父母，及曾经依赖生长的家园，更不能忘记你的国家、民族，如果一旦信教，便以为父母家人不信，或所信不同，而置父母家国於不顾，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萨及上帝不肯收容。你想到上帝那边去，上帝会说你做人不孝，为国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如何能进入天国？同样的，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也不会来接引你。须知忠孝之德，天人尊钦，敌国敬畏。若不忠不孝，已失人格，何得更求天堂净土！这是任何宗教徒必须要深切认识的，也是国内大宗教家们必须努力提倡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理智爱护宗教，信仰宗教，另一方面要尊重异教，互助合作，以求自他幸褔，国族复兴，世界和平。因为人类的文化毕竟是多采多姿的，不是清一色的，只要是福利国族人群的思想行为，皆当尊重，不必强人必须同我。清一色的想法是绝对错误，事实上也永远办不到。所以任何宗教都必须有理性、爱护众生，为众生造福、包容他教、互敬互助，绝不可因迷惑，固执偏见，偏爱的误会，造成惨害众生的宗教战争，其後果自然是同归於灭亡。

当然，各个宗教入世与出世的方法是不同的，然其精神归纳起来，不外乎我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三达德，凡是伟大的宗教家都是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以佛法来说，大智便是具足定慧，有定力，因此才能临事不乱，才能运用理智处理问题，小定办小事，大定办大事，即使战争胜负，也是决定於主帅的定力，唯有具大定之深智，才能辨别是非、利害、得失，而为人天眼目。所谓大仁，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是利生助人的具体表现。受戒更是仁德的行持；戒律都是善的，高级宗教决没有教人为非作歹的戒律；能够守持戒律，就是标准的善行。所谓大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能忍辱精进。忍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一切不正常的或过份的欲望；能够做到这一步才是大勇，古人所谓无欲则刚，有容乃大的克己工夫。能克己才能进德修业，才能在道业德行上修成圣果。因此，唯有大仁、大勇，才能为佛菩萨，为人天之救世主。我深望国内诸大宗教家，暨一切宗教徒要以复兴中华文化，团结国家民族，进而联合全世界宗教大师，携手合作，共谋挽救这即将面临核子毁灭的悲惨时代，实践救世救民的教化。如此，我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佛菩萨，今日的救世主。我们信仰宗教，假使入世都做不好，出世的果证也绝对无法达到。

然而任何宗教都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护持—在佛教称为护法—才能够发挥其救世的功能。中国历代的护法，主要的是国家，不是个人，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护法者亦是国王大臣，西方宗教在中世纪的护法亦不例外，必须国家护持，宗教教育才能兴盛，宗教事业才能发展，才能够有利於整个国家；国家假使不护持，则宗教利益只属於一些少数的修行者，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而其流弊则可能危害国族人群，国家应当怎样护持呢？我顾在此提供几点浅见：第一需要立法，在宪法上修订宗教政策，以为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人民信教自由，但须遵守宗教道德，必以复兴文化，团结国家民族的基础；任何宗教如有违反国策，破坏中华文化，分化民族感情与团结者，就可以停止其传布。同时立法以後，宗教行政及教育，亦应并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视同国民教育以主其事。譬如行政院之下可增设宗教部，每一个宗教设一个司，使宗教与政治能够配合，宗教徒一切活动能够配合乎国家现行政策之需要，如此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殊政策，这样宗教师和宗教教友都能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所以这一建制是非常重要的。省可设宗教厅，县可设宗教科、局，主持其事者可由各教推选贤能，而由政府任命之。第二、宗教皆有道场，佛教有寺院，其他宗教也有寺院或教堂，寺院、教堂亦应由国家建立，教产属於国有，宗教徒当然有在家的，在家信众的奉献均属国有，应由国家保管运用，或由奉献者指定用途，国家亦当尊重，而不属於私人，凡佛教徒所献之财物若非别有指定，必须用之於佛教。他教例此推行，如此则宗教师们私人没有财产，生活所需，概由国家共养，自然就没有财物争执，令其安心布道，精进修持，自行化他，以至功德圆满。有了私财，就不免患得患失，心不在道，反而破坏其教义宗旨。所以道场必须由国家经营，由宗教徒选举具有德学之宗教师管理，而由国家负监督保护的责任。第三、至於宗教师资，亦由国家培养，国家可办一所宗教大学，每一个教设一个学院，这样，不但各种宗教思想可以沟通，而且能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统一理想，统一目标，使每一宗教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弘扬，完成救世救民的共同目的。这样可以利於国家，利於自己的教会；利於他人，也就是达到将来自己升天堂或生净土的目标；此一理想的细节，不能於此详述。以上三点浅见，谨提供给诸位参考。

复兴宗教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以宗教教育及事业，来协助国家养老育幼。现在政府有退休制度，老年人退休以後，国家既建设有各种宗教大道场，凡属信仰宗教者，大道场便是他们的养老院，一切物质生活不使其缺乏，且有志同道合的教友们共同修行，则精神生活亦可以满足，此未尝不是老有所终的有效措施。如果身体好的话，还可以到各学校兼课，以伦理道德为施教内容，让老年人教授德育，要比年轻人有效，以老年人心地慈悲，总希望孩子们比上一代好，希望他们长大之後为国家造福；因此，请他们担任伦理道德教育，将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是退休後，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及精神寄托与归宿。宗教并不仅是口头宣传为能事，尤须身体力行；换句话说，在这个大道场里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以身作则，作国民模范，进而以身教增进国民道德，以辅助政教之不足。如果能这样做，则对於社会、国家、个人的益处，诚非吾人能思议者。至於经费，所需并不太多，因为现在每一个宗教的基础都非常好，只要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宗教复兴对於复兴中华文化，确实是相辅相成。

单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复兴，依旧是不够的，我们要和平要繁荣，那就必须整个世界都好。也就是说，要由爱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扩大到爱护整个人类，要将中华文化推展至全世界，以伦理道德辅助西方文化之不足，沟通各个地域文化的隔阂，使世人观念渐趋一致，如此人类战争才能减少。其次是要消除宗教间的偏见，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家们都能够同心同德，作现今住世的真菩萨，作此时此处上帝的真使者，以真诚自由平等博爱，携手合作，彼此尊重，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联谊或世界宗教联谊会等组织；进而运用这种组织的功能，以达到重建世界道德，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

最後，我再引用张晓峰先生几句话作结论，他说：现代世界上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二十世纪晚期的三十年代，也就是今後的三十年，当为宗教的复兴时期。何以张先生有此卓论？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科学进步太快，人类物质享受超过了精神生活，心灵感到空虚，对生存价值发生怀疑，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由於精神生活确实是重於物质生活，譬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尚能自得其乐；物质生活达到极点，精神生活空虚，这是世间最可怜悯者，这种生活是醉生梦死，只有今日，不知明天，在西方已形成为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宗教复兴的时期，也就是以宗教信仰来弥补其空虚的精神生活；同时亦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坚凝为一，以求真正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我深信这是极为正确的看法！尚希各位多多指教。

 

夏鸿刚、聂清整理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禅学社一行五人拜访了本刊顾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我们向吴老请教了很多问题，吴老一一作了回答，令我们受益匪浅。今特将采访录音稿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为了保证记录的真实性，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尽可能不作删节，其中精彩之处，相信读者自能慧眼识之。

 

问：吴老，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如今佛教发展有了更好的机遇，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某些气功盗用佛教的名义，佛教界内部对于某些义理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很好。佛教既是宗教又是文化，但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文化是从宗教信仰派生出来的。但一旦形成文化后，价值作用就难以估量。

佛教文化过去已成事实，佛教文化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文化现在呢？现在不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吗？你讲有理想，佛教有愿力；你说有道德，佛教有修行；你讲有文化，佛教里有智慧；你讲有纪律，佛教里有戒律。可以说，佛教文化正以其有愿力、有修行、有智慧、有戒律来促进四有新人之培养与精神文明之建设。而且佛教正以文化陶冶人们的情操，净化人心，启迪智慧。

未来呢？我们面临两个世纪之交，一个百年，一个千年。人类在下一世纪碰到的问题是世界的和平、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人口膨胀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人类上可九天揽月，宏观可探测黑洞天体，微观可探测夸克粒子，还掌握了克隆技术。但人对于自身自我改造、自我认识还处于一个不发达、不昌明的阶段，所以下个世纪要解决人类自身建设问题。现在世界上是多极文化，各种文化在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上都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佛教文化能够比较突出地解决人类将来的自身问题。为什么呢？东西文化的交融也好，多种文化的交融也好，尽管人语言、信仰、肤色种种不同，但五脏六腑、七情六欲是相同的，人体人心是相同的。所以真正文化交融，突破口与结合部还是在人体人心。人体人心极大解脱升华，最大典范莫过于释迦牟尼。所以说将来解决人类自身建设问题，归根结底佛教文化会作出它自己的贡献，将来我们会很明显地看到。

就中国来说，印度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这是第一次交流交融。如果两个东西相交而流之，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还只是中等程度，如果融在一起来，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即是你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佛教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佛教文化。现在好多语言，都是佛教语言。三次交流中，这算第一次交流。第二次交流是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交流，论战也论战过多次了，现在还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东来，这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和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交流都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结，更不能说已经成功。第二、三次交流要成功的话，还得考虑一下第一次成功的经验，还有一个与第一次交流相交流的问题。我们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有一个佛教文化的实际。不考虑这些就笼而统一地说这是迷信，是唯心主义，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本身要进一步发展，现在它本身也有很多弊病。佛法贵在当机而要不为机所转。我们过去佛教中国化，它也化中国。现在佛教要当机，当的什么机呢？多元文化解决人类自身建设之机。佛教如何当这个机？在内要圆融大小显密，对外要圆融世出世法、真俗谛。这样可谓圆融出世以入世、辐射多元而一元。不是说一元就只有佛教这一元，要辐射多元而一元，解决人类自身建设的问题。

现在开宗立派（也就是过去判教）的时代已过去了。佛教固然有小乘大乘密乘，但这个阶段是一个圆融的阶段。现在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时代，般若本身是圆融的，佛教本身是圆融的，不能取其一面排斥其它。我讲圆融有两点原则，一条原则诸法圆融，一条原则法住法位，圆融是融通大家的共性而不抹煞各自的个性。比如说我讲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讲戒律我以十善为基础，讲禅宗我以禅定为法本，讲相我讲唯识，讲性我讲中观，讲教我重天台华严，讲行我重在三密，讲归我讲净土。这是法住法位，不是和稀泥。现在只能走这条路，各搞宗派独自发展是自取灭亡。

 

问：日本、韩国在近代西方化的过程中，佛教发生了不少变化。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您认为对我们有何借鉴？

答：日本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排斥佛教。本来佛教是国教，明治维新把这一条取消，提倡神道教。所以日本佛教后来就专搞学术文化，它有成果，但走偏了，丢了修行；搞修行的人也走偏了。它只是适应世法，把自己的东西也丢了。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长处，但一定要接受其经验教训。为什么日本当时侵略中国，日本佛教界一言不发，跟着军国主义走？现在它也懊悔。把修行丢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违背了佛教本身的宗旨。韩国才从日本统治下出来五十多年，它现在最大的一个是天台宗，一个是曹溪宗。现在天台宗比较有力量，天台宗重教相，将来可能超过曹溪宗。我去年去过韩国一趟，感觉他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自己的路来，因为过去在日本统治下受了日本的影响。东南亚一带的泰国缅甸，“大乘非佛说”的观念还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将来有一个藏汉融通、汉巴（巴利文）融通工程，还有世明融通工程，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证明佛法的一些东西。我可以预见，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真正的佛法与真正的科学是不相悖的。所以说圆融出世入世，辐射一元而多元。

 

问：我对您在《药师经法研究》中谈到的“遍行”很感兴趣，能否详细说一下？

答：我原在顾（净缘）老师家读书，主要是四书五经，数学学一点，但很简单。后来办学校，那时叫要强书院，开始要完成初高中课程，一般六年的课缩短为四年。我当时年纪小，插班进去，语文跟得上，数学当时学的是代数、几何、一考试，我靠交头卷得了三分（当时交头卷加三分）。于是那年暑假，我想集中精力补数学，便拿起高中的数学课本，整个浸润在里头，念兹在兹，抓住数系之发展，摸到了一点规律。晚上做梦，所以得了些遍行，恍若所悟，于是一暑假就把数学学完，以后学起来就不难了。

所谓遍行，就是睡眠中大脑潜力之开发。现在很难说明其生理机制与原因。但密教里有部法：《广博楼阁陀罗尼》，这部法修后得遍行。遍行本质上就是做梦，但做梦是杂染的，遍行是清净的，所以能接受加持，而梦是受干扰的。睡眠要都摄六根、净念入寤。蒋维乔先生后来在上海跟顾老师学这部法，连赵朴老都听蒋维乔说过。（此事请参考《佛学研究》第二期第48页文章。）

 

问：近代东密由日本传回中国，这期间东密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在封建王朝的时候，都知道密教的殊胜，知道它确有好多厉害，所以元明清都在宫廷内秘密修学，而且均为藏密，不让在民间流传。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禁区被打开了，藏传佛教开始传授，从白普仁尊者开始，达赖、班禅、章嘉活佛都来内地传授。但传授得最多的还是一个诺那，一个贡噶，一个传红教，一个白教，后来两者开始沟通，互相传授。诺那回去以后，将弟子交给了贡噶，其弟子共四万余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一千余人，包括象梁漱溟、黄念祖都是诺、贡弟子，现在比较有成就的诺、贡弟子有吴润江、陈健民、孙家振、张澄基、刘旭初、汪家祺等，这是讲藏密东传。

日本的东密、台密本是中国传过去的。当时最早向日本学习密法的是潮洲的王弘愿。他翻译了高野山（日本密宗道场）权田雷斧的一部《密宗纲要》，权田雷斧很高兴，亲自来潮洲给他传授二部灌顶，于是王弘愿就办起了密宗讲心所传法。当时学密的还有持松、大勇，包括顾老师，先后到日本学来东密。这一批人就将东密弘扬起来，象持松在上海静安寺，也有的转而学了藏密。最早的还是王弘愿，有不少人学，出了些刊物、法本。但王弘愿在当机上不够方便，他当时在两个问题上没有很好圆融。一是在显教与密教关系上，他强调密教要高于显教。密教高于显教在某些方面说可以，但强调过份，汉传的佛教就不接受，反感很大，打笔墨官司打了三年嘛。二是出家人在家人关系上怎么办。在汉传佛教里，出家人是常住，但在家居士可以传法，这是从唐朝金刚智、善无畏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汉传佛教如果反对在家人传法是没有道理的。但这里头有个问题就是，居士可以传法，但是否就高于出家人呢？王弘愿认为居士高于出家人，强调过份，引起一些老和尚的反对。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一搞，他得不到汉传佛教僧众们的支持，因此他的法传不开。所以我讲不走圆融的道路就会出问题，现在这些问题还有。

再说唐密复兴问题。在历史上确实有唐密的存在。金刚智、善无畏曾在印度传密教，金刚智是金刚界，善无畏是胎藏界。他两人并不认识，也是各传各的，都是单传。后来到了中国，在大兴善寺，两人认识后互相传授，原来是两部单传，现在是两部互授。然后传到不空手中，二部一主，不空底下有好几位两部一主，也有单传的。两部一主在中国有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一行，一个是慧果。一行是善无畏这一系的，故偏重于胎藏界，慧果是金刚智一系的，故偏重于金刚界。慧果是日本弘法大师的师父，一行虽不是最澄的师父，但一行写的《大日经疏》是台密的根本依据，所以一行实际上是台密的创始人。一行与慧果是日本东密的弘法大师、台密的传教大师的两个师父，他们的思想是从唐朝僧人那里传过去的，所以说是唐密。在法门寺地宫中还有发现，在空海、最澄传密宗到日本去之后，我国的密法还在继续，唐武宗灭佛之后仍传了下来。空海、最澄离开中国六七十年，密法在中国继续传承并有新的发展，那就是金刚界胎藏界的曼荼罗合曼。金刚界与胎藏界这两部大法，东密承认是不二的，不二就是不二，没有什么不二之法，台密也认为不二是不二，但有个不二之法，这个不二之法就是第三部，苏悉地部。我们中国的东密有个特点，认为不二之法就在不二里头，即合曼，合曼实际上是无上瑜珈的东西。这个与东、台密不同，日本他们不知道，故有唐密复兴工程。

我曾讲，佛教下世纪十大工程：培养人才、兴编大藏经、教育融通、藏汉融通、汉巴融通、世明融通、资生事业（慈善、文化等）、唐密复兴、黄金纽带（中日韩）、世界佛教流通工程。将这十大工程做好了，佛教也就兴旺了，人类文明也就发展了……

 

问：现代大陆有没有唐密的传承？

答：很少，现在我知道的没有。我曾想办个唐密学习班，酝酿了三两年，但条件机缘还不成熟。

 

问：吴老，现在大家从各个角度进入佛教研究，有些人搞实证，学者们大多从文化学术角度出发，而您强调实修、行愿，请您具体谈一谈您的想法。

答：学佛、佛学，两种人，两条道路。学佛者是有信仰的，佛学者从学术文化角度讲。但有一点应知道，佛教文化、学术这一类，是从佛教信仰、实践之中派生出来的。就学佛者来讲，修行是根本。学佛是内明，这些东西是外明，要弘好法，不排斥外明，但外明决不能代替内明。象日本就有不少人走这条道路（外明代替内明），当然他也可能会有成就，但就象禅宗里说的一句话：“到腊月三十尽头抵不得生死，管不了本份大事。”我认为两者要圆融，不排斥。现在不少学者自己讲，我们在信与不信之间，佛教讲究智慧，学佛的过程是信解行证，先信仰它，再理解它，再实践它，再证得它，不是盲目的信仰。但如果光理解，不去行证，你理解本身就有问题。信仰、理解密切相关，故讲，信满成佛，解满成佛，行满成佛，证满成佛，都一样的。而且佛教内讲，“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不仅是理念上的，信本身就是个实践。当然我们反对盲目信仰，不过佛教里也讲，没有决定性就没有坚定性。

 

问：吴老，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据说出现过不少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佛教是否承认神通呢？

答：佛教承认神通，但不提倡神通，也不作为弘法的主要手段，但也不排斥。过去大德偶尔一显的例子也有，如历史上有佛图澄。神通是修定的副产品，再者讲真正不可思议的都是果地境界，不是因地境界。这种情况，只有密宗中修感应的才有，常人在因地达不到的，而密宗只有经过灌顶才可修行。密宗讲法没有不灵的，如果不灵，要么是你没有得法，要么本人有问题。但一般修密法经常有感应，目前还无科学证明的，容易被当成迷信，禅狂密颠嘛。

 

问：《药师经法研究》已经把初步修说大致说明，其呼吸与安般法门有相通的地方，是否重点在咒语？

答：安般守意重在心息相依。

 

问：这与道教心息相依有何不同？

答：道教强调守窍，佛教讲空性。在修持上，有时道教易得现前利益，但往往陷入不能拔出。佛教易空，但往往得不到实际效益。

 

问：吴老，您对佛教义理、实践上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

答：刚才讲过，只有走圆融的道路，这里头最大的问题是当现代之机而不为现代所转。最大问题是教育问题，是戒律问题。佛教历史上的分宗分派，主要是由戒律问题引起，上座部与大众部就是因为这个而分开的嘛！要保持汉传佛教不变，就要有三个特点：独身、素食、僧装。佛教个人解脱，主要是修阿罗汉道，必须独身，如不独身不可能修成。独身废了，小乘的自力解脱道也就废了。人类根本问题，“食色性也”，一个男女，一个饮食问题。独身是解决男女问题，只有独身才能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结婚了，在家人不可能观身不净，定有男女爱欲在里头。所以真正出家人是值得尊敬的，不是讲现在貌似出家心没出家的那种。佛教讲出家是指三界之家，不是出家庭之家。

 

问：一般人是否就不能修习禅定？

答：修可以。但在家人如修阿罗汉就一定需解决这个问题，不修阿罗汉道，修别的成就是另一回事。为何出家人是常住，比在家人高一等？就是这个道理。

 

问：修菩萨道是大乘……

答：修菩萨道不一定马上就能证得阿罗汉道。菩萨道高于阿罗汉道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不但度自己还度别人。但如果自己都度不了，那菩萨道也是没有根基的。

 

问：最近好象对中国南部的南传佛教的风俗作了些改动，这种改动合适吗？

答：从教旨上看，汉巴融合要加以研究，从世法上讲，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首先要尊重，然后在自愿发展中再加以融合。过去民族压迫，现在是要民族团结，汉传南传某些东西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不能着急。

 

问：汉传大乘佛教好象特别注重般若，以般若为中心，很少把禅定提高到您所标明的地位。

答：参禅、念佛也是禅定的一种。戒定慧三学之外，佛教没别的东西。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禅定，只不过形式、层次、证量不同而已。

 

问：小乘以禅定为中心，万法归一。后来到大乘、禅宗以般若为中心，您好象又回归到禅定。

答：般若也是一种定，在定中修，定中学，定中证嘛。象《心经》所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佛说法都在定中，凡夫说话都在散位。离开禅定没有智慧，不要把禅定狭隘地看成打坐。说话、吃饭、各个生活方面都有禅定。禅定般若并不矛盾，般若有实相般若、观照般若，事物本来面目是实相，你用这个观点去观照实相就是观照般若，它就是一种禅定。

 

问：吴老，我看《药师经法研究》，我觉得您在书中特重行愿，但只列了大纲，没有展开讲。

答：愿有同愿，有别愿，别愿由个人情况而定，别人不能代替。愿为心师，愿为戒律，行菩萨道就是行愿。在因地愿行了以后，圆满以后就证得果。那个果就是你愿上结的果，什么愿结什么果。药师佛十二大愿结琉璃光世界的果，阿弥陀佛的八大愿就结他西方世界的果，释迦牟尼五大愿就结娑婆世界的果。真正发愿是转识成智后，愿满就完全清净了。有初步愿，满之后再进一步地愿。

 

问：生活与修行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答：生活与修行不能分为两截，分开就不圆融，逐步练习之后，说话就是口密，就是真言，动作就是身密，念头就是意密。不是说修法时身口意清净一下，之后就另外一回事了，那个修法就打折扣。平常生活中慢慢地清净就好，慢慢打成一片，要练习。

 

问：吴老，请谈一谈您对禅学社社员的希望与建议。

答：首先，我认为大家要学修并重，一方面要学习文化，一方面要有实际行动，光是文化学习，没有实践，会流于空谈；光有实践，无文化学习，流于浅薄。

其次，要讲究圆融，要把禅的修学与世间法融合起来。对于禅学社社员来讲，应该把禅的精髓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当然，这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还有，禅学社要提倡好风气，能够百家争鸣。相信真理愈辩愈明，问题不一定要马上下结论，让实践去证明。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所以出人才，禅学社如能如此，也会欣欣向荣。

编辑：杨杰

 

赵朴初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象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编辑：杨杰

 

01.赵朴初居士谈佛教文化艺术

02.佛教文化的现在与未来--访吴立民先生

03.文化复兴与宗教

04.《佛教美学》导论--在反美中建构美学

05.精神的东方与无韵的西方

06.文风趋"中道"--观色悟空

07.信则美，美则传

08.禅与美

09.情感与想象

10.大乘与小乘佛教艺术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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