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佛教与何晏玄学关系之探索

王晓毅

 

 

魏晋玄学在形成中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

这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正始玄学的创始人是何晏,反映其早期玄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无名论》,该论的中心哲学概念是“无所有”,而这恰恰是当时佛经用来表达“空”的概念。因此,笔者从何晏所寄养的曹氏家族之佛教文化影响谈起,进而深入比较了何晏《无名论》与东汉佛教译经在“无所有”概念运用上的异同,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何晏并未真正理解佛教的空观,但其玄学理论在孕育过程中曾受到佛教的刺激,即在佛教空观的催化下,其哲学形态发生了从传统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的转变,最终导致了贵“无”论玄学的诞生。

 

形成于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王弼贵“无”论哲学,不仅标志着魏晋玄学的诞生,而且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潮由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的历史转变,并为尔后佛教思想的大发展扫除了思维障碍。然而,在此之前,大小乘佛教都已传入中国。尽管汉魏时期民间信仰中的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但这一时期来自西域的僧人在佛经翻译中未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准确的译出了佛教缘起性空的本体论思想。那么以贵“无”论形态出现的早期玄学本体论在其形成中是否受到佛教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般持否定态度,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但因拿不出有力证据而难以立论。的确,正始玄学诞生的曹魏初期,恰恰位于汉晋佛教发展史上汉末与西晋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落之时,所以在史籍中几乎找不到这时的玄学家与僧人交往的资料。另外,现存的正始玄学的思想资料以王弼为主,而王弼贵“无”论与佛教的缘起性空学说差异相当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焦点转向何晏,视象则为之一变。

 

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后来又与金乡公主结婚,一直生活在魏宫中。曹氏不属于以儒术起家的士大夫家族,而属于思想状况芜杂、往往有道术信仰传统的土豪阶层。所以,曹氏家族中十分盛行神仙方术。曹氏父子为了防止方士利用宗教作乱,对方术采取了限制措施,但实际上禁他人而不禁自己。例如三曹不仅在诗文中时时流露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并且在实践中也积极学习房中、服食等养生术。佛教这时也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自然而然地流行于曹氏家族中。南齐陆澄在《法论目录序》中开列的历代弘扬佛法的人物中,竟有曹操的名字。“魏祖答孔,是知英人开尊道之情”。(l)《魏书.释老志》载,魏明帝曹睿曾打算“坏宫西佛图”,后来被外国沙门的道术所震惊,从而转信佛教,“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蒙氾池,种芙蓉于中。”至于那位笃信神仙术的曹植,同时也是著名佛教徒。《高僧传.诵经篇》称其“深爱经律,属意经旨,既通般若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在弘扬佛法中贡献突出。“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据《法苑珠林,呗赞篇》说,“陈思王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极。”于是用音乐配唱汉译经文,“制转赞七声,‥…‥故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后来又在游鱼山时,记录了来自空中的“梵天之响,‥…‥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世。”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不仅王室成员,甚至与曹氏家族接近的奶妈和侍女也卷入了佛教信仰中,《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无涧神”应作“无间神”,即佛教中的地狱神。(2)

 

曹氏家族内佛教信仰的存在是无疑的。这个家族中的人,既可见到来自西域的僧人,又可读到佛经,恐怕还有佛事活动。这也是何晏生活的圈子。何晏是曹操极宠爱的养子,待遇与亲生儿子相同,“见宠如公子。”(3)“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4)想必所受教育也与诸公子无异。据曹丕回忆,曹氏子弟读书范围十分广泛“诸子百家靡不毕览。”(5)其中含有包括佛经在内的道术类书籍,是完全可能的。曹魏帝国公开宣布的禁书,同样不禁于王室成员。比如当时法律明确规定禁兵书,而曹操却与年龄仅七、八岁的少年何晏共同对论兵书的难点,“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6)按一般常规,皇家往往收藏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既然曹植能“读佛经”、“通般若”,那么生活在同一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何晏能读到佛教经典,是毫不奇怪的。

 

何晏是以正始名士的领袖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所谓正始名士是指曹魏第二、三代中、青年知识精英。他们反对汉儒的名教,也不满曹魏名法,而是追求自然无为,是玄学思潮的社会载体。其中有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中年政治实力派和以王弼、钟会为代表的少年思想家两代人。从年龄上看,何晏年长王弼二十多岁;从家族文化背景看,何晏有较强的道术文化传统,而王弼有较强的儒学文化传统;从活动时间上看,何晏于魏明帝太和时代即步入政治舞台,聚众清谈,开始了玄学理论的创建,而王弼参加玄学清谈却在近二十年后的正始中期。所以,正始名士中的两代人之间,玄学理论定有不少差异。从总体上看,何晏玄学特点为:思想芜杂、理论粗糙而异端性强。王弼玄学特点为:思想清晰、理论精致而合乎传统。《文心雕龙.明诗》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在儒、道关系问题上,何晏认为老子“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7)王弼则认为老子不是圣人而是贤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圣人人格问题上,“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8)很明显,王弼对圣人无名的解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说来立论的,认为圣人无名的体质是全面、丰富而平衡的实体,而何晏却将圣人的无名体质解释为“空无”,这种思想不合中国传统,很可能受到佛教“我空”的影响,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小乘典籍《安般守意经》宣扬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摈弃了一切心理活动和情感的“空无”。当然,何晏对这种我空理论的理解未必切合佛经的原意。

 

何晏是正始名士集团的组织领袖和玄学理论的最早创始人,他的学术活动和玄学理论曾影响了包括王弼在内的新一代玄学青年的成长。但是,王弼却是玄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弼玄学的出现,又深刻影响了何晏后期玄学思想的变化。这种情况使何晏的玄学著作有前后期之分。何晏的后期著作,与王弼思想无异,而前期著作,才真正反映了何晏玄学思想的原始内容。对这些著作,笔者在拙作《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中,曾作了考辨,指出其中的《无名论》是何晏早期玄学思想的代表作。它集中反映了儒道思想的初步融合以及由汉代宇宙生成论向玄学本体论的演变。(9)现在看,它也是研究早期玄、佛思想关系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无名论》中,何晏用了一系列道家的哲学术语去表述那个据说无法命名的本体,如“道”、“大”、“无名”、“无誉”、“自然”等等,而其中最重要,并以此展开论证的核心概念,则是“无所有”一词。“无所有”是一个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词汇中找不到的概念,以至笔者一度误以为是何晏的创造。其实,将“无所有”作为哲学概念运用,首先见于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同来表示佛教宗教哲学的基本概念“空”。这种翻译方法,无论是在安世高所译小乘佛教经典还是在支娄迦谶所译的大乘佛教经典中,都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所有的汉代译经都是如此。下面,分别以东汉小乘和大乘佛教译经的代表作《安般守意经》和《道行经》为例,将这两部佛经中所见的部分含有“无所有”概念的文句,例举如下:

第一,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下》:(10)

道无所有。已分别无所有,便无所为。故言思惟无为道。……道以无有为对,亦无有所,亦无有本,亦无有正,为无所有也。……念灭时何等为知无所有?意定便知空,知空便知无所有......何以故?息不报便死,知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觉空堕道也。观有两辈:一者观外,二者观内。观身有三十六物,一切有对皆属外观。无所有为道,是为内观也......观有二事:一者观外诸所有色。二者观内谓无所有。观空已得四禅,观空无所有,有意无意无所有,是为空。(大正15~168b~171c)

第二,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经》:(11)如是说菩萨,都不可得见,亦不可知处处。了无所有,当从何所法中说般若波罗蜜?(《道行品第一》,大正8~428a)

幻人泥洹赐如空无所有。……法中无所有、无所闻、无所得。(《难问品第二》,大正8~430a。)知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无近无远,是故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无所有,若人于中有所求,谓有所有,是即为大非。(《泥犁品第五》,大正8~441a)

般若波罗蜜亦无有持法者,亦无有守法者,如空无所取、无所持、无所见……故诸法如空无所转,亦无法有还者,乃至诸法亦为无所有。(《叹品第七》,大正8~443c)

守般若波罗蜜为守无所有。(《分别品第十三》,大正8~452c)

无所有当何从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诸法皆空,索之了不可得,当作阿惟三佛。(《本无品第十四》,大正8~454a)

佛言:如是须菩提,无所有相得般若波罗蜜,是所相得诸法。……诸法各各异,诸法各各虚空。(《善知识品第十九》,大正8~462a)

空亦无有远,亦无有近,亦无所有。‥…‥如佛所说,人无有本,晓知人本无所有,是为度人。(《强弱品第二十四》,大正8~467a)

泥洹虚空无所有。(《随品第二十七》,大正8~470中)般若波罗蜜现无所有如是。前于爱欲中相娱乐,计之无所有,般若波罗蜜计之亦无所有如是。人名及声无所有,怛萨阿竭亦无所有,于前见者念所作因见,般若波罗蜜念所作本无所有如是。譬如幻师化作像本无所有,般若波罗蜜亦本无所有如是……般若波罗蜜亦无所不至,亦无所不入,亦无所至,亦无所入。何以故?空本无色般若波罗蜜如是……亦入于有,亦入于无所有。(《无竭菩萨品第二十九》,大正8~475a)

以上近乎烦琐的引文实在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对这样一个牵扯到中国本体论哲学形成中是否受外来佛教影响的重要学术难点,不得不引用较多的资料来证明这个时期佛教经典中“无所有”概念的存在。通过比较上述引文中这一概念的含义,可以从中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无所有”是指“什么都没有”、“非存在”,也就是“空”。汉魏时期语言学上的“无所某”是个否定句型,指“没有某”,比表示否定的单音词“无”,否定意义更强。例如,无所听,指没有听到;无所爱,指没有爱。“无所某”句型大量使用于佛经中,用来否定万法的真实性。这对读过佛经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上面引文即可见一斑。很明显,其中“无所有”的意思是彻底否定有任何东西存在,表示彻底的空无。所以,佛经翻译中经常将“空”与“无所有”连用,称为“空无所有”。

其二,无所有”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佛教本体论思想,即缘起性空的思想。这个“无所有”的“空”,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形而全有的宇宙本根,它不是宇宙万有的生成者和决定者,而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尽管这时的佛经有大小乘之分,对“空”的理解也不同,《安般守意经》侧重讲“我空”,《道行经》则大谈《法空》,但都不离缘起法,持缘起性空,所以都保持了印度佛教的思想特质。这恐怕与译者为外籍僧人有关,他们虽用中文译经,但哲学思维习惯并未中国化。

何晏《无名论》中“无所有”与东汉佛经中的《无所有》是否有承袭关系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在现存史料中,何晏是继佛经之后第一个明确运用“无所有”表示宇宙本体的中国哲学家,所以在没有发现其它相反材料的情况下,可以断定何晏笔下这个概念来自佛经。那么,佛教缘起性空的本体论哲学是否影响了何晏思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疏理何晏《无名论》的思路,领会其本意。由于该文难点较多,易生歧义,为了便于准确理解,现将其全文分段标点,简注并意译如下:

[原文]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一),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二)。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三);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然与夫可誉可名者岂同用哉(四)?

[注释](一)名:起名;名无名,给无法命名的事物起名。下句句型相同。(二)指《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三)言:被……言说。(四)用:功用。

[译文]被人民所赞誉的事物,有相应的名号;无法赞誉的事物,也就无名号。圣人却命名无法命名的事物,赞誉无法赞誉的事物;将无法命名的事物称之为“规律”,将无法赞誉的事物称之为“伟大”。(这样一来,)无法命名的事物也就有了名号,无法赞誉的事物也就有了赞誉。然而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事物与其所获名号、赞誉表示的事物,难道功用相同吗?

[原文]此比于无所有(一),故皆有所有矣(二)。而于有所有之中,当与无所有相从(三),而与夫有所有者不同。同类无远而[不]相应(四),异类无近而不相违。譬如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各以物类自相求从。夏日为阳,而夕夜远与冬日共为阴(五);冬日为阴,而朝昼远与夏日同为阳。皆异于近而同于远也。详此异同,而后无名之论可知矣。

[注释](一)此:指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事物。比:近似。无所有:空。(二)有所有:有形事物,简称为“有”。(三)从:追随、响应。(四)[不]:疑脱字,据上下文义补。(五)汉魏时期的思想界认为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决定四季和昼夜的交替。

[译文]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事物近似于“空”,(因为空不可见,也就随所在有形事物而得名,如器皿的中空部分随器皿不同形而叫不同名号。)但是,存在于有形事物中的“空”,却与其它的“空”互相感应,而与它所在的有形事物不感应。(众所周知),同类事物没有因为距离远而不互相感应的,而异类事物则没有因为距离近而不互相排斥的。譬如阴气中的阳气,阳气中的阴气,各自与同类气体相感相求。夏季阳气强盛,但夏季的夜晚与冬季却同属阴气;冬季阴气强盛,但冬季的白天则与夏季同属阳气。它们都与邻近的异气不相感不相求,而与远方的同类气相感相求。明白这一同类相感相求和异类不相感不相求原理,才能明白关于无名事物的理论。

[原文]凡所以至于此者何哉(一)?夫道者,惟无所有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二)。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三),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

[注释](一)此:指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事物获得名号和赞誉。(二)复用:重复使用或遵循。(三)体:部分;远体:远离主体的部分。指远离阴气主体而寓寄于阳气中的弱小阴气。

[译文]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事物获得了名号和赞誉呢?(具体指为什么无名无誉的事物被命名为“道”)所谓道,就是“空”。然而,自从天地生成以来,只能见到有形有名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人们所说的道,是指有形有名事物遵循“空”的规律。所以这个表现为“空”的规律虽然存在于有形有名的事物中并发挥作用,却看不到任何存在迹象,就像寓居于阳气领域而远离主体的弱小阴气,容易忘记它们在远方还有强大的同类。(以此比喻人们忽略了“空”之间感应所产生的决定作用,而仅仅看到了有形事物有规律的自生自化,称这种规律为“道”,即用有形事物的名号和美誉去言说无法命名无法赞誉的“空”。)

 

[原文]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一),下云巍巍成功(二),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得偏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惟是喻而终莫悟,是观泰山崇崛而谓元气不浩茫者也(三)。

[注释](一)(二)语出《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荡荡乎,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三)此句为比喻。无形的元气属于“有所有”,是事物的质料而不是本体。

[译文]夏侯玄说:“天地以自身的规律运转,圣人按自身的规律治国。”所谓自身的规律,实质上就是无形本体“空”的作用。本体无法命名,所以老子说勉强给它起名(为伟大的道)。孔子称赞尧恩德博大而无法用具体美名概括,下面接着却以美名“伟大功绩”,称呼尧,这属于勉强起名(不是真名),是采用世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去表达。难道无形的本体“空”本来有名号却反而硬说它无名吗?(不!)恰恰因为它是无法命名的(随所在有形事物而得名),所以也就可以用各种名号去称呼它。然而,这难道真是它的名号吗?(不是的。)听了以上比喻仍不能悟解,则类似承认泰山雄伟高大却否认元气浩然无际那样浅陋无知。

 

这是一篇思想芜杂的哲学论文,但通过何晏使用的多种本体论术语和近乎“言不尽意”的论述,仍可以窥见中国传统的宇宙生成论在印度佛教缘起性空学说的刺激下向玄学本体论演变的思想轨述。

显然,何晏笔下无名的宇宙本体“无所有”──“空”,不是指宇宙万有的“真相”,而是宇宙万有自我完美的内在决定力量,可见何晏的本体论哲学仍未脱离中国传统宇宙本根论的认识范围,仍属中国道论的一种新形态,而与佛教缘起性空说相距甚远。为了证明“空”对“有”的决定作用,何晏甚至运用了汉代象数思维范畴的同类感应理论去附会说明“空”决定“有”的原因。毫无疑问,何晏不可能理解佛经中关于“无所有”(空)与“有所有”(有)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佛教关于空有不二、体用一如的思想,更是何晏在汉魏之际的历史局限中无所理解的。“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12)

但是应当看到,何晏的《无名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本根论相比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宇宙本根“道”有两个特点,一是完善的无形实体,二是万有的生母。何晏笔下的“无所有”从实体和生母的意义上看都是模糊的。

 

首先,何晏并未像先贤那样将“无名”的本根看作一个无形而全有的混成之物,而是用了“无所有”去形容之。该词在汉魏之际的一般理解是指“一切都不存在”的空,与“无”、“无形”、“无名”之类用来表述宇宙本体的概念不同。然而,何晏对这个概念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即没有讲它是否为真空。从《无名论》行文中关于“惟无所有”和“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的说法看,“无所有”类似通常意义上的“真空”。但是,这个“无所有”却有互相感应的神秘功能并有使事物自我完善的作用。又与“真空”不同。

再者,何晏没有确定“无所有”是否为万物的生母,只是讨论天地生成以来“有所有”与“无所有”的关系,并赞同夏侯玄天地以自身规律发展变化的观点,没有像前人那样首先描述一个先验的,于天地产生前就存在的无形的混沌母体,而只是讨论天地万物生成后“空”与“有”的关系。但何晏的这一思想同样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有形事物中的“无所有”(空)因同其它“无所有”感应而发挥作用。这种使“无所有”获得神秘力量的同类感应活动,既可能是指散在于各个有形物中的“无所有”共同形成了感应大类,也可能是指各个有形物中的“无所有”分别与遥在天地之外的“无所有”本根遥相感应。如果细玩文义,后者可能性似乎更大。何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可以从其阴阳二气感应的比附中得到启示。那么,这个“无所有”本根是否是万有的生母呢?何晏同样没有阐明。

何晏上述本体论思想的模糊性不是偶然的,可以看到东汉佛经影响的痕迹。尽管何晏不可能理解佛学缘起性空学说的精髓,但佛经中关于“无所有”超越终始、生灭而永恒存在的大量说教,无疑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佛教又反覆强调“本无所生”,(l3)否定造物主的存在。这些观点可能也随“无所有”概念同为何晏所吸取,促使其哲学理论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

何晏早期的宇宙哲学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佛教的本体论变形。但是这种从事物自身思考存在和完善之内在依据的新思路,却启发了王弼本体论哲学的形成。王弼出身于著名的山阳王氏家族,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吸收了何晏的本体论思维形式,却又将何晏笔下的无形本体“无所有”赋予了全有而中和的内涵。他既承认这个无形的本体曾生成了天地万物(万有),但理论重心和目的却在于讨论生成后的有形事物与内在无形本体的关系,提出了“以无为本”和“以无为用”的命题。这既合乎传统的思想方式,又完成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变革。“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内,明侯王孤寡之义。”(14)王弼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何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在某次清谈中,王弼的玄学本体论使何晏大为叹服,因而放弃自己的《老子注》,在王弼启发下新创作了《道论》。“因作《道》、《德》论。”从《列子.天瑞》所引何晏《道论》佚文看,该文与《无名论》明显不同。思想明晰、抽象而精致,堪称王弼哲学的翻版。“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彰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总之,来自印度的佛教哲学曾在汉魏之际影响了玄学本体论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相当水平的外来文化第一次在哲学深层的思想碰撞。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火焰,从而照亮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从滞重到空灵的时代。

 

(1)《全齐文》卷十五引。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魏志司马芝传跋》。

(3)《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

(4)《太平御览》三百九十三引《何晏别传》。

(5)《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

(6)《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传》。

(7)《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章叙录》。

(8)《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9)拙作《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77页。

(10)《大正藏》第十五卷《经籍部二》笔者自作标点。

(11)《大正藏》第八卷《般若部四》笔者自作标点。

(12)《道行经?本无品第十四》(大正8,453b)。

(13)《道行经?守行品第二十三》(大正8,466a)。

(14)《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页。

编辑:杨杰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汤一介

佛教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中国佛教如华严宗、禅宗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极高的哲学,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我认为这些哲学问题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大家经常讲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且它所讨论的某些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顺着它的思路深入地发挖下去,仍然会有丰富和发展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解剖华严宗所包含的全部哲学问题的意义,但可以讨论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华严思想。我认为,华严的“十玄门”最有哲学意义,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如华严的“判教”理论,“四法界”和“六相圆融”等等的哲学意义。

 

 

为了说明“十玄门”的特殊意义,我想先来简单的讨论华严的“判教”理论。虽然“判教”理论不始于华严,早于华严的天台已有“判教”理论;而且也不始于中国,印度佛教已有大小乘之分,《解深密经》立“三时义”,以小乘、般若、唯识为佛教之三阶段等等,但我们如果从一个系统论的观点看,华严的“判教”或更为严整,它表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所谓“判教”,是佛教各宗派为调和佛教内部不同的说法,树立本派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对先后所出之经典从形式到内容给予重新的安排和估价,分别深浅、大小、权实、偏圆等,用以确定本宗派为佛的最完善的学说。华严之“判教”分为五教: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顿教、圆教,它表现了由小乘而大乘,大乘则由始而终,由渐而顿、由偏而圆的次第,而这一次第是由相对的矛盾概念展开的,因而从理论上说较天台的“判教”系统更为严整。从宗教哲学的观点看,它表现了一层高于一层,这无疑是一较完善的系统。后来,宗密作《原人论》,不仅对佛教本身作了一系统的次第安排,而且把儒道两家也纳入其“判教”体系之中。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宗密的“判教”系列是否正确,因为这是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一种较好的、较有价值的哲学体系大都应是能容纳其他哲学的体系。因此,我认为华严判教的意义可注意有二:它的判教体系是严整的,此其一也;它可以容纳其他学说,此其二也。严整而又可容纳其他各种学说正是“圆融”的特征,故华严为“圆教”应甚合理。

法藏的“四法界”的哲学意义讨论得比较多,这里只想提出一个观点:华严虽为佛教一个宗派,但从思维方式上说,它却是更为中国式的,至少可以说它必然引出或归于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印度佛教无论大小二乘、空有二宗都有一根本性之前提:这就是承认一个与现象世界相对的超现象的世界,这样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坚持“体用如一”。小乘依业感缘起,而认为现象界是人受苦的,而另有一超现实的“常乐我净”的世界,这两者并无联系。空宗要破除现象界的一切,在破除之后才可以显现出“真如实相”,这叫“破相显性”,这样才可以达到成佛的涅槃的境界。但现象界破除了,还剩什么呢?“真如实相”也将成为空名。有宗的法相唯识,立阿赖耶识以含藏一切种子,如果要得到解脱必须“转识成智”,这也是要以否定现象为基础。而华严宗就其“四法界”学说看,如果我们据“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得出之结论;本体必须由现象来呈现,现象与现象之间因均为本体之呈现而互相呈现,则可以不必于现象界之外求超现象的世界,不必离现象以求本体,不必于个别外求一般,这样就打通了众生界与佛世界、现象与本体、个别与一般之间的隔绝,而达到一种“圆融无碍”的地步,所以照我看,隋唐佛教宗派之中国化,从根本上说,主要不在其体系之内容,而在其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它影响宋明理学,主要也不在其思想内容(其思想内容是受到理学家批评的),而在于它的中国化的思维方式。

至于“六相圆融”,法藏在《金狮子章》中讨论到,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所谓“六相”即“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所谓“圆融”,即指一法依他法而有意义,相即相融,任何一概念的意义只有在一种关系中才能成立。“总相”是就全体方面说的,从全体方面说个别就是全体。“别相”是就个别方向说的,从个别方面说全体就是个别。这裹微妙处是法藏认识到“个别”就是“全体”之“个别”,它不能离“全体”而为“个别”,“全体”即是“个别”之“全体”,它不能离“个别”而有“全体”,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因此,“总相”和“别相”是讨论“全体”和“个别”的关系。“同相”是就同一性方面说的,一切构成某物之“因素”就其是构成某物之“因素”说,由于同为“因素”而彼此相同;“异相”是就差异性方面说的,构成某物之众多“因素”,正因为此“因素”不同于彼“因素”才可以构成某物,由于“因素”之不同而相异。“同相”与“异相”从作为哲学问题说,是讨论“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的。“同相”,“异相”是“总相”,“别相”之“同相”,“异相”。盖有“总相”才有“同相”,而“总相”中之个别因素为“别相”,而有“异相”,所以“同一性”与“差别性”是“全体”与“个别”的同一与差别。“成相”与“坏相”是讨论“现实性”与“可能性”问题的。构成一物体之“因素”,如果是这一物之“因素”,此物才是此物,此物之“因素”才是此物之“因素”,此物与此物之因素互相成就,才有现实的此物,此谓“成相”。各种构成彼物之“因素”,如果它还不是构成彼物之“因素”,那么既无彼物,亦无彼物之“因素”,它们不能互相成就,因此不可能有现实之彼物和彼物之“因素”,但仍不失有成为彼物和彼物之“因素”的可能性,此谓“坏相”。“坏相”只是说明无现实之物与其“因素”,而不是说无成为现实之物与其“因素”之可能。如无可能性则“现实性”亦不存在。盖因肯定与否定,从一方面说否定是肯定之否定,而肯定则是否定之否定,“坏相”不仅可以是对肯定之否定,也可以是对否定肯定之后的否定。“六相圆融”构成一从多层次、多视角观察的概念系统,可以由“总相”而有“别相”;有“总相”而有“同相”,由“同相”而有“异相”;有“总相”而有“成相”,由“成相”而有“坏相”。同样也可以“坏相”(对肯定之否定)而有“成相”;有“坏相”(对否定肯定之否定)而有“异相”;由异相而有“同相”;有“坏相”而有“别相”,由“别相”而有“总相”。无论由那一概念作出发点,都可以从各个层次各个视角把所有的概念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相对而成就的概念体系。因此,“六相圆融”不过是举例说之,而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相相圆融”,就这方面说华严为“圆教”亦不无根据。以上我们讨论华严宗之若干重要思想的哲学意义,并同以说明其为“圆教”有其学理上之根据,其目的也是为了下面便于展开关于华严“十玄门”之讨论。

 

 

“十玄门”首创于智俨,而完成于法藏,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次第与说法稍有差异。法藏立“十玄门”以说“法界缘起”,根据法藏之《金狮子章》“勒十玄”加以说明,以显其哲学意义。

(一)同时具足相应门:《金狮子章》说:“金与狮子,同时成立,圆满具足。各同时具各相应门。”意谓金与狮子形相同时成立,无先无后,圆满具足了金体与狮子相的一切。这也就是说,本体与现象互相适应,互相依序,故是同时圆满具足的,这是就“理事无碍”说的。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中说:“且如见高山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尘圆小之时,亦自心现作小,非别有小。且由见尘,全以见高山之心而现尘。见高山之高大,与尘粒之微小,皆是此一真心,是故即小容大也。”所以一切事物都是此真心全体之显现,用不离体,即体即用,故此“同时具足相应门”所表现之哲学意义,当为说明“体用互相依存之统一”也。

(二)诸藏纯杂具德门:《金狮子章》说:“若狮子眼收狮子尽,则一切纯是眼;若耳收狮子尽,则一切纯是耳,诸根同时相收,悉皆具足,则一一皆杂,一一皆杂,为圆满藏,名诸藏纯杂具德门。”此意谓,任何一部分现象都是整个本体之表现(按:盖本体不可分),所以可以说整个本体都表现在部分现象之中。从另一方面说,此现象与其他现象不同,而呈现为“杂”(差别):另一方面,由本体通过它所呈现此现象可以包含其他一切现象,此现象又是纯(同一)。《华严经义海百门》谓:“理不碍事,纯恒杂也,事恒全理,杂恒纯也。由理事自在,纯杂无碍也。”狮子眼耳等都是狮子的,一一现象皆一一是本体的,同时又彼此不同,因此所谓“诸藏纯杂具德门”所包含的哲学内涵是说明“现象的同一性与差别性的统一”,这就是“事事无碍”说的。

(三)一多相容不同门:《金狮子章》说:“金与狮子,相容成立,一多无碍;于中事理,各各不同,或一或多,各住各位,名一多相容不同门。”此处就“理事无碍”说,“理”(本体)是“一”,“事”(现象)是“多”,事统于理,“多”统于“一”,故每一事皆为理之全体的显现,《华严经义海百门》中说:“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多外另无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别无多,明知是一中多。良知非多然能为一多,非一然能为多。”“一”和“多”是相对成立的,无“一”即无“多”,无“多”亦无“一”,不把“多”与“一”割裂开来才有“一”之“多”,则“事”在“理”中,不把“一”与“多”割裂开来才有“多”之“一”,则事在“理”中。但由另一方面看,虽“事”为“理”之“事”,“事”只是“事”,各与各有不同的位置,所呈现为千姿百态;一多唯相容无碍(理事无碍),“理”自是“理”,“事”自是“事”,如“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则无“理”亦无“事”,所以理和事相容无碍,又各不相同,故名为“一多相容不同门”。此命题所蕴涵之哲学意义正说明“统一性与多样性之统一”。

(四)诸法相即自在门:《金狮子章》说:“狮子诸根,一一毛发,皆以金收狮子尽。一一彻狮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自在成立,无障无碍,名诸法相即自在门。”如前“一多相容不同门”是就理事说无碍,那么此门则是就事事说无碍。从一方面说,现象世界中每一事物(事)都是真如本体(理)全体所现,所谓“一切即一”。既然“一切即一”那么“眼”和“耳”从根本上说就没有什么分别,故可说“眼即耳,耳即鼻”等等。但自另一方面看,每一事物只是每一事物,眼只是眼,耳只是耳,自在成立,无障无碍。任何事物都有多重属性,这多重属性都是此事物之属性,属性虽有差别但同为此事物之属性,就构成此事物说是相即而又自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差别性与多重性的统一”的观点。这也就是说,从哲学上说“诸法相即自在门”表现了差别性与多重性的统一”。

(五)秘密隐显俱成门:《金狮子章》说:“唯狮子无金,即狮子显而金隐;若看金,唯金无狮子,即金显狮子隐。若两处看,俱显俱隐。隐则秘密,显则显著,名秘密隐显俱成门。”如果专注现象就看不到本体,那么现象显现,本体隐没,但并非没有本体,如果专注本体就不见现象,那么本体显现,现象隐没,但并非没有现象。如果既关注本体,又关注现象,则“性相同时,隐没齐现”,本体现象都有隐,都有显,因此隐显同时存在。这就是说,现象与本体既有排他性,又有共存性,而排他性与共存性可同时存在,这样就可以构成(现象与本体)的排他性与共存性的统一”,这同样是“理事无碍”的一种表现方式。

(六)微细相容安立门:《金狮子章》说:“金与狮子,或隐或显,或一或多,安纯定杂,有力无力,即此即彼,主伴相交,理事齐现,皆悉相容,不碍安立,微细成办,名微细相容安立门。”此门是把上述各门作一总括,再进一步说明本体(理)与现象(事)可以一齐呈现,都可以互相包容(就理事无碍方面说);由于一切现象都是本体之呈现,故就现象方面说最微细的事物(事)也可以呈现其他一切事物(这是就事事无碍方面说的)。因此,由“理事无碍”可以得到“事事无碍”,故此门之哲学意义或者可以说,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方面看,本体为共性,现象为特性,它表现为“本体与现象的共性与特性的统一”;就现象与现象的关系方面看,一切现象既呈现为共性,同时又呈现为特性,因此它表现为“现象的共性与特性的统一”,据此可知“徽细相容安立门”可以说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的哲学意义。

(七)因陀罗网境界门:《金狮子章》说:“狮子眼耳支节,一一毛处各有金狮子;一一毛处狮子同时顿入一毛中。一一毛皆有无边狮子,又复一一毛,带此无边狮子,还入一毛中。如是重重无尽,犹天地网珠,名因陀罗网境界门。”现象界中之任何一事物皆是本体全体所现,本体包罗一切事物,故现象界中之任何一事物,作为现象,它相对于其他现象说,只是一现象,但在整个界域中,它则是本体之呈现,故亦可包罗一切事物。此一事物不仅包罗一切事物,并且可将其他所有的事物所包罗的事物亦包罗之;彼一事物同样不仅包罗一切事物,而且亦可将其他所有事物所包罗之事物包罗之,各个事物包罗一切事物,正所谓“一毛中,皆有无边狮子;又复一一毛,带此无边狮子,还入一毛中”。《宋高僧传》谓法藏“又为学不了者,设巧便,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光交,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盖每一镜中不仅有其他镜之影,且有其他镜中之影之影。现象与现象各成一相,而且任何一相实际上都包融其他现象以及其他现象所包融之现象,故呈现现象与现象的互相交融而重重无尽所成的普遍联系,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此或为“现象与现象的相对性与互融性的统一”。

(八)托事显法生解门:《金狮子章》说:“说此狮子,以表无名,语其金体,具章金性,理事合论,况阿赖识,令生正解,名托事显法生解门。”现象可以是有生有灭的,在人没有觉悟的时候往往执着于现象的生生灭灭;而本体是不生不灭的,而人们只能通过现象(事)体会本体(理),盖因现象是本体之现象,本体是现象之本体,由于事物有两个方面,即有生有灭之现象(事)和不生不灭之本体(理),因此人如果执着现象而不能透过现象以证本体,那么人就是不觉悟的;人如果不执着现象,而能透过现象以证本体,那么人就是觉悟的。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觉悟而有对事物的真实认识,由不觉悟达到觉悟。因此,觉悟不是离开不觉悟而有的,是通过现象以达本体,而由不觉悟到觉悟。我们可以说“托事显法生解门”所表示的是“觉与不觉的相离性与相即的统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到“已知与未知的相离性与相即性的统一。”

(九)十世隔法异成门:《金狮子章》说:“狮子有为法,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此三际各有过现未来;总有三三之位,以立九世,即束为一段法门。虽则九世,反各有隔,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为一念,名十世隔法异成门。”佛教认为,由诸因缘和合而成的有生有灭的一切事物叫“有为法”。所谓“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而“三际”之中又各有过去、现在、未来,总为九世。现象界一切事物都受九世的约束,即都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而相隔。但虽有九世之分,而却又互相联系,相继成立,圆融相通,无障无得,何以之故,因同在一念生灭之中。即由现象说各各不同(有分别),又相即不离(“过”,“现在”,“未来”相互联系);而由心之一念说,通融无碍,事事物物亦通融无碍,“念即无碍,法亦随之”,故“一念”(主体之心)与“九世”(客体之体)相异又相成,此即“十世隔法异成门”之义,从哲学意义上看,或为“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十)唯心回转成门:

《金狮子章》说:“金与狮子,或隐或显,或一或多,各无自性,由心回转。说事说理,有成有立,名唯心回转普成门。”《金狮子章光显妙》谓:“寻如此诸义,于金狮子上无有隐显一多等自性,唯心分别所成。即金非狮子,心分别为狮子,唯由心力回转成狮子,乃至于狮子上知隐显等诸义,故云无有自性,由心回转也。”此一门与前“同时具足相应门”所引之《华严经义海百门》首尾相呼应。一切现象界之事物或隐或现,或一或多等等,皆在心之一念中生灭,均无自性,故为“非存在”,虽现象界之事物无有自性,但由“理事无碍”上说,现象(象)乃为本体(理)之呈现,故亦非“非存在”,“非非存在”者即“存在”也。“存在”与“非存在”既具有差别性,或隐或显,或一或多,又具有同一性,说理说事,有成有立,而此均随心回转“心生一切法生,心灭一切法灭”。如果我们讨论此门的哲学意义,或者可以说它表现了“存在与非存在的差别性与同一性的统一”。

以上就“十玄门”之哲学意义分别述之,如我们从总体上考察其哲学意义,我认为可注意者有:第一,一概念必有其相对应之概念而立,如有“体”必有“用”,有“统一性”必有“多样性”,有“排他性”必有“共存性”等等;第二,所有成对之概念均为互补性之概念,故在法藏思想体系中必然表现为相对之概念之统一,从表面上看“同一性”与“差别性”是一对相对应之矛盾概念,但正因为它们是相对应之矛盾概念才有不可相离之互补性;第三,法藏之“十玄门”只是举出十个方面的相对应的概念的相关性,但并不是说只有这十个方面的相对应的概念有相关性,而是说任何一概念都有其相应之概念,这一对相对应之概念必是相互成立、互补的,这样才构成一圆融无碍之图景。

 

 

 

通过对“十玄门”的哲学意义的分析,我们可更为集中地讨论几个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顺着华严宗之思路来考虑,有些今日讨论的哲学问题或可得出较为合理解决之途径。

(一)关于“先有飞机还是先有飞机之理”的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事”与“理”的关系问题,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据新实在论而提出“先有飞机之理”,而据唯物主义则以为应是“先有飞机”。我认为,如果用法藏华严宗理论,则可把这两种观点统一起来。如果说飞机是现实的存在,我们可以说:“它是存在的”,那么在未有飞机之时的飞机之理只能是可能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存在,不是现实的存在,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存在的”。如果我们不从飞机的现实性方面而是从其可能性方面考察,那么我们可以得出飞机之理可以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理”可以是不生不灭的;而飞机则是可能存在的,因其只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可以是“非存在的”,因为它是可生可灭的。如果我们从现实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同时考察,那么说“理先”(“理”存在,而“事”尚未存在)或“事先”(事已存在而理未知)都是可以成立的,而都是不能成立的。盖因“理先”是可能性方面说的,而“事先”是就现实性方面说的。不过“可能性”(坏相)可以转化为“现实性”(成相):同样“现实性”也可以转化为“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由“理事无碍”的观点看“存在与非存在的差别性与同一性是统一”的。

(二)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主体”与“客体”虽有别,但只有相对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同一的,而主客二分是把人们的认识引向歧路的重要原因。相当一个阶段,我们总强调,“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及“存在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可是如何说明这个“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呢?其实离开人们的意识,离开了人们对这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说明,“存在”将是无意义的,是空洞的。既是说明就是在意识之中了。《传习录)下中有一段:“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人们常据此批评王阳明否认“客观存在”,其实王阳明根本不是讨论“客观存在”有否的问题,而是讨论“客体”只有在“主体”的观照下才有意义。华严“十玄门”中之“十世隔法异成门”、“唯心回转普成门”等正是为我们解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提供一有意义的思路。现象界之事物只有在心之观照下才有意义,“客观”与“主体”虽有别,但“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给与的,所以“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性与同一性是统一”的。

(三)关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有“一般”(共相)与“个别”(殊相),中国哲学有“名”和“实”之讨论,西方中世纪更有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而马克思主义也颇注意此问题,但对事物的“共性”与“个别”的统一并不像华严宗那样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理事无碍”的观点对深化此问题应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十玄门”中“微细相容安立门”不仅说明“理”(共相、一般)与“事,(殊相、个别)可以一齐呈现,互相包融;而且各个呈现“理”之“事”又都可以一齐呈现,互相包融,即可由“理事无碍”而有“事事无碍”以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及“个性与个性之相对性与互融性的统一”。

当然华严宗的思想,特别是“十玄门”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举例说明之,因此从哲学上探讨华严宗的思想应受到重视。

编辑:杨杰

《人世间》总006:关爱生命 ——关爱生命:解读 · 承受生命

承受生命

——佛教的自杀观

释圣凯

  张国荣自杀了,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生命如此无法承受之轻,实在令人深思。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社会日益前进,可仍有许多人无法平安走完此生,而是选择了自杀,早早地结束了这一生。自杀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严重问题,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佛法作为古老的智慧宗教,旨在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鼓励人们走向生命的解脱。因此,本文从佛法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的成果,对自杀做出一定的分析,希望为解决自杀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路。

一、自杀——生命无法承受的选择

  苦难的生命,痛苦的生活,这是生命的本然。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曾遭受过种种打击。有些人在苦难中提升了,而有些人却在打击中消沉了。近代心理学者非常注重自杀的主观经历:相同的打击可以在不同性格和不同人生观的人身上产生不同的效果。其自然结果通常都是情绪抑郁,对生活上的打击存在悲观失落的挫败感,并出现以下三种看法和感受:
一、对于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感到自己很无能、没有价值,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做都是失败的。对于自己有如此负面的看法,便会倾向于不断反复想着那个打击,想着那不愉快的经历,导致自责、内疚、自我贬低等。即使与他们谈到彼等的成就,他们也会将其形容为不值一提的事情。
二、对于其他人的看法:有强烈抑郁和自杀倾向的人通常都会感到无助,觉得身边的人不可能帮上忙,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最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人们虽在非常努力地设法帮忙,但无论亲友或专业人士都无能为力。这远比没有人愿意帮助来得痛苦,于是他们更加沮丧,对自己和四周的事物都变得漠不关心,一副完全放弃的态度,令亲友们更感挫败无助。于是亲友亦难免发出无能为力的感叹,如此就更加强了他们无助的感觉。
三、对于将来的看法:当他们认定自己不值一文、他人力不从心,必定会感到自己没有将来,没有希望。当一个人如此沮丧绝望时,总会想到更坏的一方面。既然自己没有希望,“明天”只会是更痛苦难过,只会带给别人更多烦恼,因此他们便会越来越倾向于自杀是该行的路。
对于自杀者来说,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面对似乎无法承受的痛苦,在心理上就会错误地认为自杀能使自己免除这份痛苦,认同那种“一死百了”的断灭论。可是,现代科学的分析以及自杀未遂者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自杀者不仅会给亲人、朋友及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自身也将经受极端的痛苦。
自杀研究者已将自杀所经受的痛苦进行过调查:采取溺死、自缢死、服毒等而自杀,自始至终,痛苦会清清楚楚地感受出来,痛苦景象都明明白白;而服麻醉剂、跳楼等,昏厥后复苏,痛苦印象深刻,感受依然十分敏锐。同时,任何自杀者在将死时,意识转为清楚,过去和现在的景象历历分明。不仅窒息而死是如此,其它一切的死也是如此。例如普通病死,也有“回光返照”的景象。但回光返照是外现的,而意识转为清楚则是内部自觉的,这种景象还在回光返照以后、生命断绝之前。
因此,任何方式的自杀,迟早要感受到自杀的痛苦,而且了了分明,绝不是幻觉和假象。“感受到痛苦”和“临死意识转变得特别清楚”是“自杀而死”的共同特点。这是因为身心互相依持,且意识有独立存在的活动能力。自杀以后,感觉能力并没有马上消失,虽因药力或震动力破坏内脏而失掉知觉,但也是暂时的。
平常我们用手捏着鼻子,或将头浸入水中已觉难过,哪比得上投水自杀、气闭血阻的痛苦呢?刀伤了指头、针刺到肉,便会有钻心的疼痛,哪比得上身体被轧断、五脏被子弹射穿的痛苦呢?足趾偶然踢到石头的疼痛,又怎么比得上从高楼下坠粉身碎骨的痛苦呢?至于说到“脑部”碎裂就不觉痛苦,也是欺人之谈,因为神经愈灵敏的地方,所体验的痛苦也愈强烈(如指尖等处),所以脑部感受的痛苦自然更厉害!由此可见,认为自杀能解决痛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依佛法的智慧看来,生命的运动是以“心”为中心。思想是“心”的作用,感觉是“心”,令人健康的是“心”,令人消沉的也是“心”,乃至一切行为造作,无不是以“心”为主宰。在心理学、灵魂学、催眠学的试验中,所发现的奇异超人的境界,无一不是“心”的力量和作用。由此可知“心力”不可思议。西方著名学者密德所著《死的研究》一书中说:“心,不但是离脑而独立,更以脑为工具,而产生种种作用。而且心的要素与物质的要素,互生关系,而又互为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说:“死为物质生命的最后,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后。”因此,生命并不是“一死百了”,自杀更不能解决所有的痛苦。

二、利他舍身

  大乘菩萨的利他精神是伟大的,能为众生舍弃所有的一切。不仅布施财物,还要布施自己的“头目脑髓”。佛陀在因地的种种布施行为,如“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激励着无数修行者舍身布施。这种利他舍身,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杀。
中国自东晋末年后即曾流传舍身之事迹,其初多为慈悲行而舍身命。及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盛行之后,仿效药王菩萨行舍身供养者屡有其人。《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云:“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以神通力愿,而自然(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高僧传·亡身篇》便记载多位舍身者。僧富,精苦修习头陀,常常仰慕修习药王烧身供养,便以布及香屑缠身,诵《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事品》时点火烧身。慧绍也是诵《药王本事品》而自焚,且有种种神异感应。《高僧传·亡身篇》有十二人,《续高僧传·遗身篇》有十四人,《宋高僧传·遗身篇》有二十四人,可见这种烧身供养十分盛行。
其实,单纯想以舍身求证果位,并不符合佛法之真精神。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读诵《法华经》时,读到经中赞叹药王菩萨的烧身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豁然悟道。对这种供养方式,他的认识是这样的:“真法供养者,当是内运智观,观烦恼因果,皆用空慧荡之,故言真法也。又观若身若火,能供所供,皆是实相。谁烧谁燃,能供所供,皆不可得。故名真法也。”真法供养是以智火烧烦恼身,以空观悟入能所不可得的实相,而不在于焚烧肉身。他这种解释应当更符合大乘般若空观的真义。
至于在必要时,舍却一己身命而拯救无数众生,才是值得尊敬的菩萨道之行持。如《高僧传》中记载,昙林以身喂虎救助村人,法进割肉以济饥民。而在“法难”时期,为维护自身信仰、护持正法而献身,也是令人感动的。

三、超越生死

  另外,中国禅宗的祖师们,已证得生死自在,能够自由选择死亡的方式。他们通过对佛法的真实了解和体证,勘破生死的阴霾,穿越时空的限隔,对生死都能坦然面对、无所畏惧。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佛门中人对生命的超脱,是任何名人都难以媲美的。宋朝德普禅师的遗世,便十分洒脱。一天,他把徒弟都召来吩咐说:“我就要去了,不知死了你们如何祭拜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空来吃,与其到时师徒悬念,不如趁现在还活着,大家先来祭拜一下吧!”弟子们虽觉得奇怪,却也不敢有违师命,于是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祭拜一番。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德普禅师真的去世了。这种先祭后死的方式虽很奇特,却也不失幽默!
宋朝另一位性空禅师坐水而死的事,也很有传奇性。当时有贼人徐明叛乱,使生灵涂炭,杀伐甚惨,性空禅师十分不忍,明知在劫难逃,还是冒死往见徐明。他在吃饭时做了一首偈自祭:“劫数既遭离乱,我是快活烈汉,如何正好乘时,请便一刀两段。”因此感化盗贼,解救了大众的灾难。后来禅师年纪大了,当众宣布要坐在水盆中逐波而化。他坐在盆中,盆底留下一个洞,口中吹着横笛,在悠扬的笛声中随波逐流而水化,成就一段佛门佳话。他留下一首诗:“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火,二省开圹。撒手便行,不妨快畅;谁是知音?船子和尚。”原来过去有位船子和尚也喜欢这种水葬方式,性空禅师因此又作了一首曲子来歌颂:“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好商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教坊。”性空禅师和船子和尚这种吹笛水葬的死法,不是很诗情画意吗?
很多禅师们离世的姿态皆千奇百怪:丹霞天然禅师策杖而死;隋朝惠祥法师手捧佛经跪化;遇安禅师自入棺木三日犹能死而复活;唐朝良价禅师来去自如,要延长七日就延长七日而死;古灵神赞禅师向弟子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声三昧’?”弟子们答不知道,神赞禅师把嘴巴紧紧一闭就死了。而庞蕴居士一家四口的死法亦各有千秋:先是女儿灵照抢先坐在父亲的宝座上化逝,庞公只好卧着死。儿子在田里锄地,一听父亲去世,就丢下锄头立化。庞夫人见他们个个都去了,也拔开石头缝隙,随口留下一偈而去:“坐卧立化未为奇,不及庞婆撒手当;双手拔开无缝石,不留踪迹与人知!”
象这些禅师、居士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轻松潇洒,又幽默自由,是快活自在的,是诗情画意的。他们以各种自如的姿态通过死亡:站着、坐着、躺卧、倒立、跪化、说偈而死……由于他们具有勘破生死的智慧和体证,才能这样了无挂碍地撒手而去。这种生死自在的死亡,对于现代的自杀者来说,也具有警策的作用。

四、批判自杀——积极的命运观

  对于自杀者来说,往往都是遇到一些挫折,从而产生失望、挫败的情绪,并久久无法排除,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其实,一切快乐与愁苦只不过是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波浪,正像白天与黑夜不断的轮替一样。快乐与愁苦,都会随着时间消逝成为过去。不要拉住烦恼不放,因为我们还有明天。
生活中总是有解不开的结、斩不断的麻,对付这些事情有两种办法:要么快刀斩乱麻解决掉,要么把它们抛得远远的,理也不要理,集中精力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为些许障碍而陷入痛苦之中,那才是浪费生命。
其实,生活永远充满希望,世界还是那么广大,不要因为一小点不幸,挡住我们的视野。后退一步,风平浪静。世界除了那条倒霉的死路之外,仍然有许多光明平坦的大道。
有时,我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不幸推到别人身上,从来不反省自己。其实,只有我们不把责任推往别人的头上,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拿出自己的力量来,适应环境,度过难关。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社会才更有希望;也唯有能挺身负责,承担苦难和错误的人,才有力量改善社会。虽然,许多困扰和负担是来自外界不可抗拒力量,但更多时候,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贪欲和患得患失。如果祛除内心的烦恼之源,至少是去掉一半令我们困扰的负担。不要夸大我们的困难,不要低估生命的力量!
不要怪命运对我们不公,其实命运是一只“怪手”。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好,就会发现这只“怪手”处处在和我们作对,只能痛苦、无奈。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是天下最不快乐的人。那么,别人比我们更快乐吗?我们无法衡量别人的快乐指数,或许有些人是比我们有着更丰厚的收入,更美满的家庭和更光明的前程,但这些就可以代表他们的快乐吗?如果快乐可以出售的话,也许很多人会因为它太昂贵而买不起,他们就会因此而不快乐吗?当我们知道别人比我们在某些方面更好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们就一定比我们更快乐,于是我们的快乐也打了折扣。我们往往让别人充当自己的生活参照系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人生质感和自我认知。
人一生的遭遇与快乐并无太大关联。这个世上有些永恒的事物是超越我们的,我们的生存也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快乐全在于我们的感受,而现代社会的磨练却使人最基本的感受变得模糊,所以快乐的获得似乎越来越难。但只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积极乐观地生活,快乐自然会时常眷顾。生活中有无数的快乐与美好,关键在于我们去发现、挖掘。路边美丽的小花,天上的蓝天白云,空中翱翔的飞鹰,都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生命的美丽。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快乐的心,永远是无价的。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中央统战部田鹤年副部长一行参观西园寺

中央统战部田鹤年副部长一行参观西园寺

2003年2月20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田鹤年一行八人,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邵军、苏州市统战部副部长孟家栋等人陪同,参观了西园戒幢律寺。西园寺方丈普仁大和尚、监院寂贤法师、书记印俊法师等人,热情欢迎并接待了田副部长一行。
在普仁大和尚的陪同下,田副部长等人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大殿、图书馆、档案室、研究所、西花园放生池、罗汉堂等处。来宾们一边参观,一边听取普大和尚的介绍,并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在图书馆,田副部长还饶有兴致地浏览了西园寺网站,肯定了西园寺在弘法利生方面所做的工作,已走在国内寺院的前列。
参观结束,宾主步入接待室。普仁大和尚向田副部长一行概要介绍了西园寺目前的发展,着重谈到我寺近年来在僧伽教育、寺院管理、道风建设、寺院修建、友好往来及慈善事业等方面所作的努力。田副部长对西园寺在脚踏实地、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予以赞扬,特别肯定了西园寺在现代化管理、培养佛教人才和道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希望西园寺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紧跟时代步伐,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给来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别时,普仁大和尚向来宾赠送了本寺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戒幢佛学》、《人世间》和《人生佛教小丛书》等佛学书刊。

(慈德供稿)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关爱生命 慈悲放生

关爱生命 慈悲放生

为祈祷世界和平、法界有情身心安乐,西园寺在住持普仁法师的指导下,由念佛堂牵头组织,先后于2月16日、2月30日和3月8日在本寺西花园和太湖组织了三次隆重的放生活动,共有六十多位法师和近两百位居士参加,放生金额近两万元。僧俗二众积极发扬佛教普度众生、悲悯有情的精神,虔诚祈祷社会安定、人民和乐。

(念佛堂供稿)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今日丛林 · 菩提道炬 正法宏钟

菩提道炬 正法宏钟

——记多宝讲寺及其住持智敏上师

  多宝讲寺坐落于浙江三门县高枧乡龙头山麓,群山环抱,古木幽深。由东晋高僧昙献创建,曾为天台山国清寺下院。清同治年间僧吉静重建。一九九七年,住持大和尚上智下敏法师主持新建宗喀巴大师殿,融汉藏建筑风格为一体,法轮双鹿,宝幢庄严。
多宝讲寺僧众早上三点钟起床,三点半开始诵经,直至七点。上午听经或出坡劳动,下午借鉴藏传佛教的优良学风,举行辩论,既锻炼思维辩才,又加深理解,记持不忘,还能不断阐发新问题。辩论时或提疑问,或发诘难,或阐述说明,或深入辩析,各抒己见,气氛活跃。晚课后各自修学,或修加行,或修禅定,或钻研教理。专一至诚,精进不怠。生活紧张充实,法喜充满。
为了学以致用,培养学僧担当执事,俾管理寺院及弘法利生有所堪能,多宝讲寺的组织亦具独特风格:学僧担任执事,学院即是常住,分工合作,人人负责,依六合敬,和合共住。
资持记云:“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然时值末世,戒律松弛,很多受戒不如法,或受戒不学戒,四处挂单乱游;或因无知而造诸恶业,损坏律仪。而真正学戒者又无明师,于是智敏法师发大誓愿,振兴戒纲。于1994年起,在多宝讲寺举行过二次如法的内部传戒法会,严格按四分律藏传戒。三师七证均经严格挑选,且真实修行、安居十夏五腊以上的大德知识。依律藏规定,新学戒子必须做到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受戒之费用,如衣钵用具等,一切均由常住提供,不交戒费,使其能安心受戒。为使戒子能得戒体,戒师带领戒子精心演练,耐心开示,详释能得戒体之理,务使大众能理事无碍,如法受戒。经过多年努力,多宝讲寺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密宗黄教道场。

智敏上师简介:
智敏上师,1927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幼小天资聪慧,才学敏达。15岁沾闻佛法,即时戒荤茹素,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今交通大学),继从著名法相家范古农老居士学法相多年。1954年于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律院依上清下定上师披剃,依止当代高僧上能下海上师座下学修十三载,深得海公上师显密修行之心要。对海公上师转末法为正法之大愿,深心随喜,尤其对《俱舍》“道藉人弘,法依人住”之语,深有体会,认为正法住世之关键在于培养合格僧材。早在1962年,上师就为清凉桥青年僧人开讲《俱舍颂疏》。文革中,备受磨难,双小腿受伤致残,仍不减弘法利生之心愿。
宗教政策落实后,继承海公上师之宏愿,不顾伤残之躯,辗转执教于厦门南普陀、莆田广化寺、四川宝光寺佛学院等地。为贯彻多年设计之教学规划,于1992年兴办多宝讲寺。初建伊始,即倾重于培育僧材,总结多年教学经验,深感当今佛学院教育体制尚嫌不足之关键,在于教行不一,学修失次。针对此点,乃提出丛林制度与佛学院相结合之教学方式,遵依传承,按照佛陀四十九年说法次第,参照《道次第》及《四宗要义》制定一套教学规划,将如来一代时教,善巧组织,次第引导,从根本教进入唯识、中观,从而达到佛法最高甚深之缘起性空学说。几年来已讲授《基本三学》、《印度佛教史》、《俱舍》、《定道资量》、《禅定品》、《五蕴》、《百法》、《二十唯识》、《沙弥戒》、《菩萨戒》及《比丘戒》等。行持上,采用学行并重之原则,以戒为根本,渐入定慧,组织僧团,如法秉律,并定期考核学习成绩。通过二组对辩、个人演讲、笔试及平时行持,认真培养讲、辩、写、行之全面僧材。这一教学方式已引起了佛教界人士高度重视。
上师学识渊博,戒珠融朗,三藏娴熟,辩才无碍,尤于《俱舍》造诣,堪称专家,为佛教界人士之所首肯。又其自身行持精严,四十余年如一日,坚持早晚课诵,过午不食,每夏安居,为育僧材,呕心沥血,诲人不倦,个人生活俭朴,不用高级物品。
1995年,大吉活佛(海公上师昔日同学,现康定南无寺主持)授予于敏公上师金刚阿阇黎位,同时将当年号称“日月二轮”之一——康萨仁波卿之黄帽一顶转赐,并传授多种灌顶法要,谆谆嘱咐继承海公上师之事业,弘扬格鲁正法于汉地。上师历年来被推选为三门县佛教协会会长、三门县政协常委、台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迄今所兴办之“多宝讲寺”已誉遍四海,为住持正法,续佛慧命,高树法幢,烂然放射华光异彩!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菩提树下 · 圆满的布施

圆满的布施

舒雅·达

  多年来,巴珠仁波切把接受的所有供养,用于将经文与真言刻在石头上。然后再将这些刻好的石头,堆砌成一个祈祷墙。以这样的方法,他赞助了许多穷人及贫困的艺术家,鼓舞他们去就业。巴珠曾这样唱道:
对贫穷的人仁慈,
以耐心与爱心对待邪恶的人,
对苦难的人仁慈,
以宽厚对待愚笨的人,
同情那些弱者与受压迫的人,
更要怜悯那些执著于具体真实的人。
在布施乞丐后,巴珠似乎比乞丐还快乐。他宁愿听人乞讨的声音甚于音乐,或喋喋不休的绮语。
有一次,一个叫朴空的贫穷刻石匠,向他乞讨要钱。“可怜的朋友,”巴珠说,“你只要说‘我不需要钱’,我就会给你一些。”
“这是那门子的把戏?”朴空奇怪地想,一言不发。
巴珠仁波切重复这句话三次后,张口结舌的朴空,终于结结巴巴地说:“我不需要钱。”
大师于是给了他一大把钱币。
因为巴珠在任何情况下从不会错过调济人的机会,因此在那之后,有一个弟子请上师解释他的行为。
巴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在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位穷人供养佛一块糖果。一个贪婪的婆罗门知道佛陀从不说不,便立刻要求把这块糖果给他。
佛陀回答:“你只要说:‘乔达摩,我不需要这块糖果。’我就给你。”婆罗门照做了。
后来,阿难请佛解释。佛陀详细地说:“在过去的五百世中,这个婆罗门,一次也不曾开口说过‘我不需要’,我帮他发出这几个简单的字,灌输他不需求任何东西的意识,减少他的贪心,这些字将会在他心识上,种下慷慨的种子。”
在这之后,一连好几天,没有贫穷的刻石匠来见巴珠。因为没有人可以分送,所以虔诚信徒的供养品,便堆积起来了。
忽然间,巴珠饱受风霜的面容发亮。“他们来了!”他叫道,同时收集着他所有的钱。几个刻石匠很快来到。就在这些乞者来到他面前,还不及开口说话,巴珠喊着:“钱在这儿!”并递给他们整把的钞票和铜板。“去刻摩尼石!”他接着说,“长养善德吧。”
刻匠们离开后,巴珠评说:“我终于除去那些旧废物,它们就好像腐烂在地上的尸体一样,一无用处。”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菩提树下 ·菩提心也可以传染

菩提心也可以传染

舒雅·达

精神导师普遍会以故事来诠释他们的教法。这里所选的两则故事,是密乘传统中,师徒相授鲜活的精神火花的一瞥。
……根据教导,只要接触这些故事,就播下了解脱的种子。

直到近世,东藏的康地仍是一个相当原始、居民稀疏的荒凉之地,与一世纪前美国西部荒野类似,部落之间的争战也是常有之事,无法无天之事极其猖獗。
但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是,由于人口稀少、生活简单,独居生活相当容易做到,所以,康地在数世纪以来,就是西藏地方最主要的禅修及瑜伽修行的地区。
菩提心(觉醒的心)是真正伟大的心的同义词,它代表菩萨(意指精神英雄)的公正、利他的证悟之心。
巴珠仁波切,有一次独自在玛康附近崎岖山里流浪,夜里便露宿野外。他禅修寂天菩萨的菩提心教法,那是关于发愿利他以求证悟的教法。巴珠的愿力,是希望毫不偏私地对待他人如己一般。
一条崎岖的泥土小径横切过山脉,连接着山谷中二个争斗不休的家族。这位离群独修的上师,敏锐地感觉到四周的暴力气氛,激起他慈悲、虔诚的祈祷。
一天,交战的双方注意到一个流浪汉在路旁,大家都想知道他是谁、有何意图。巴珠横躺在山径一段狭窄转弯处,每个过路人都不得不跨过他。以如此不寻常的姿态,巴珠便可以为每个过路的人个别祈祷,希望能平息他们暴力的情绪。
一段时间后,三个武装的年轻骑士,遇到这个饱受风霜的老行脚僧,他旁边的营火早已熄灭。他们被迫突然勒马,而且跨了下来,他们诘问:“你是病了、精神错乱,或者是个麻疯病人?你有什么毛病,这样横躺在路上?”
这位漫不经心的大师回答:“别担心,年轻人,你们不会感染上我的病,这叫做‘菩提心’,很难传给像你们这样年轻健壮的战士!”三个人有些迷惑,跨上马急驰而去。后来巴珠说:“或许这无私的菩提心也是会传染的,因为你可以从伟大的精神修行者处感受到它。但是现在,虽然很多人宣称拥有它。却很少人真正发展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征兆。”
然后他祈祷着:“愿一切众生无有例外,都能感染到这宝贵的菩提心。”
很神奇地,玛康地区原本不断地流血争斗,很快就平息了。当地的人们声称,年轻的战士,一定是从那挡在山路中,隐名证悟的流浪汉处,感染到和平的疾病,而且他们从此再也不曾见到他了。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 浮世禅径 · 拍手惊它不肯飞

拍手惊它不肯飞

贝叶堂

  北涧居简有首名为《白莲》的禅诗:
碧玉长柯雪色衣,
夜深看见也相疑;
数行鹭立波心月,
拍手惊他不肯飞。
作者北涧居简禅师(1164-1246),潼川(今四川三台)人,属临济宗大慧宗杲法系。
本诗语言比较通俗,用白话说:白莲如同一位美人,这样美好鲜明的莲花,在夜里观看时,会对它的身份产生怀疑,以为它是白鹭站在水波中央的月影上。拍拍手,它却不飞动,可断定它不是白鹭。
这就是此诗在文字表面上的意思。
有人对这首诗这样评说:“它突出了禅宗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相疑。”并以大慧宗杲一系提倡看话禅为凭。我个人不大同意这个说法。
中国禅宗修行的核心是两个字:禅机。而借禅机开悟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打起疑情,在疑情中自己摸路;一种是直现禅境,认便是,不认便不是;一种是敲山镇虎,拍门闻声。最后一种最为常用,我认为这首诗是属于最后一种。
禅机无方,随缘兴作。用作者的师父大慧宗杲的话讲:经语祖语,诸方老宿语,千差万别。若透得过“无”字,一时透过,不用卜度,不用注解,不用以德分晓,不得作“有”“无”商量……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
这就是著名的看话禅,以“看话”为禅机。在这里,狗子佛性的问题,确实是“起疑情”的一种,在起疑情中自己摸路。因为这个疑情本身就是你开悟的向导,因此通过它你可走出轮回这个大森林。而我们这里提到的这首诗的重点,还不在“夜深看见也相疑”这句上,我们不能说它有“疑”字,它的禅机就是起疑情。这首诗的重点还是在最后一句上:“拍手惊他不肯飞”。也就是借禅机开悟方式的最后一种。拍手呢,就像一块敲门砖,禅机就是敲开自性之门。
对于这一点,也有一首著名的禅诗,其中一句是“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这句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参禅要会识禅机,不要执著于话头。由此也可间接证明,为什么这首诗讲的是“拍手”而不是“相疑”。
在这首诗里,白莲指悟境、自性;夜深指无明、烦恼。众生在无明之地,当然对自己的佛性会产生极大的怀疑——即使佛陀说了人人皆有佛性也不好使,致使行人无法契入而放下“我”。这里,教授法就是拍手。在文学上,这首诗前两句与后两句在意境上一脉相承;但在佛法上,前两句讲众生,后两句讲佛法,有所不同。
这是很慈悲的一首诗。说慈悲,是因为禅宗相信自己的手眼,不怕“相疑”,也就是不怕你误解佛性。你把佛性看走眼了,这不要紧,禅宗教你“拍手”试一下:试一下,它是不动的,知道本来面目,它是白莲不是白鹭。
这里的白鹭,统指众生的种种迷惑,包括你观念中对佛法的错误认识。通过禅机,探一下,本来是“无”。所以有人说禅宗有什么什么思想,这是对禅宗的误解。禅宗什么思想也没有,只是逮住你的衣角撕扯而已,但最终要的不是衣服,是“裸体”的你。
这首诗透露的禅法非常实用。比如,你念佛,念的是有相佛,观的是有相佛。你认为念佛就是念有相佛,这不要紧。你通过念佛,敲开的正是自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清净本来,自然现前。所以只要我们在念佛时能反观自性,同样也有禅机,也可开悟。所以我们常说禅净不二,确实如此。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既是有相,就可造作,而诸造作,皆是无常,故有相无常。此时当下了解相与观相,皆是虚妄,本自是无,非相亦是非无非有,离言绝句,本来自在。通过这样的观察来试探,禅机自然会显露了。
念佛入此观中,算是落叶归根了。
另外要强调的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对无的执著。此一关节最为难破。
居诲禅师是石霜禅师的弟子,有人问他“混沌未分时如何?”居诲禅师反问:“时教阿谁叙(佛陀一代时教是说给谁的)?”注意,这一句大有禅机。然后,居诲禅师上堂:“一代时教,只是整理时人手脚,直饶剥尽到底,也只成得个了事人,不可将当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尽,标不起,到这里合作么生?更若忉忉,恐成负累,珍重。”
问“混沌未分时如何”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一位有证境的人。否则,不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拿到禅师面前的。此“混沌”非庸常人之混沌,它是指禅定止(悟)境而言的。而居悔禅师非常慈悲,害怕对缘起妙义说多了把问者的善根打掉,但又不得不指出问者对“无”的执著,所以才有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告诫。

《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 浮世禅径 · 寒山月华白

寒山月华白

贝叶堂

  如果纯以生命的角度看,人应该如何生活更为合理?可能我们从寒山一生的行止中会得到些启发。
一个僧人,一个隐士,一个诗人,一个高洁的人,一个苦口婆心的劝世者……我们把这些特征汇集在一起,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就是寒山。
人们不知道他生于何地,是什么地方的人。大唐贞观年间,人们在享受时代的繁华时,寒山就住在天台山的岩穴里。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不会有很多人去看他,不像现在,如果某隐士被人得知,人们会蜂拥而至!他在有生之年应该是寂寞的,绝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在今天是如此热闹。他的好朋友似乎也只有国清寺的拾得。他平时就是一个贫士的样子,形容枯悴,有时穿一身树皮,别人打他、骂他,他都是大笑着飘然而去。他在山岩、村庄的墙头写下许多抒情和劝世的诗篇,这种自在豁达的生活真让人欣慕不已。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菩萨又是谁?
在寒山莫名其妙地去逝以后(隐于山穴而穴自闭),我们得感谢一个叫道翘的僧人。是他,可能出于对这一神秘人物的好奇,收集整理了寒山散在各处的作品——寒山真是一位洒脱的作家,这一点与当今的网络写手如此相似——共300余首,这些诗有三种:劝世、抒情、禅悦。
寒山诗与后来的禅诗并不一样。他的诗少有禅机而多咏禅境。在禅宗史上,寒山也不入围。中国禅宗的传承与寒山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丰干和尚说他就是文殊。寒山诗的魅力不在于禅机,而在于那种清远自在的境界和真诚的劝世警句,因此为历史上众多文人所喜爱。一般而言,佛教徒更喜欢他的劝世诗,通俗上口。
当然,事情也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到了清代,热爱佛教的皇帝雍正作《御选语录》,列《寒山拾得诗》一卷。平时,我们谈到寒山诗,主要还是指《全唐诗》中收录的内容。
有些自命不凡的人不喜欢寒山诗,觉得他的诗是打油诗,没有“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样动人,也没有顾炎武那样无休地用典。但是,寒山诗是如此充满智慧,以致于我们真想做到和领会其中的意境是如此不易。
“自古诸哲人,不见有长存;生而还复死,尽变作灰尘。”说实在的,我最早读寒山诗时,真不知道为什么凭这样的诗句也能留名千古?但当我步入中年,想想这一生的际遇,回忆从前的种种梦想,再看这样的诗,内心真是充满无限感慨,深为寒山的深情厚意所感动。当我们年少时,渴望权势与成功,及长,又渴望发财与名望,再及长,我们希望成为他人的导师——即使没有文化仍然好为人师。甚至在寒山看来,做哲人是人生最大的贪图。所以他一生栖息在山林,如同佛陀所教导的那样,“我所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再读寒山的“生而还复死,尽变作灰尘”,认真想想,人生竟然真的如此。天哪,这是多么容易知道而又多么不愿承认的道理啊!一个人如果真的明了最后这句话,他的人生是多么自在,多么有意义!
又如“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这有几个人能做到?要知道,寒山是一个懂得感叹自己淹留三十年的人!有的人三天不去泡吧,就会象生病一样;两个月不吃众生肉,就会觉得非常痛苦;半年不骂人,自己都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是否有人想过,一个智者,一个诗人,在风雨岁月里住在山洞都做些什么?大家只看寒山的诗句之美,也应想到,那里也有他几十年修行的智慧。“人不知而不愠”,这是至美之境啊。
而那些“彼此莫相啖,莲花生佛汤”、“布施生生富,悭贪世世贫”等劝世真言,更是有着无限的真实功用。
如果把寒山诗列为禅诗,理由自然也是极为充分的。他有过关于禅意禅境的特别开示:
“余家有一窟,窟中无一特;净洁空堂堂,光华明日日。蔬食养微躯,布裘遮幻质;任你千圣现,我有天真佛。”天真佛,也是后来禅宗经常使用的词。
当然,流传更多的是那些抒发一个悟道者情感的诗篇——
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
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   吾心似秋月,碧潭深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一个修道者的喜悦溢满大千。那句“观空境愈寂”,如此直接了当,让人觉得后世禅宗的公案倒显得麻烦!当我们习惯了妄想和繁华时,我们忽视了寒山诗纯朴中的巨大力量。但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消失,它仍然——也会长远存在。
对于寒山诗,我们没法解释,它的智慧太直接了,天衣无缝,没有我们下口之处。